写什么，怎么写

管季超0712

写什么，怎么写

                            ——作家莫言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IMG title="[转载]写什么，怎么写 ——作家莫言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alt="[转载]写什么，怎么写 ——作家莫言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src="http://s7.sinaimg.cn/bmiddle/005BHsZ7gy6JnsCrTj8c6&690" real_src="http://s7.sinaimg.cn/bmiddle/005BHsZ7gy6JnsCrTj8c6&690">

　　“不管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不管社会流行什么，不管写出来是否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和形象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不管写什么样的小说，最根本的是要写出人。如果小说里没有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小说就不会成功。不管写什么，只要写出了在文化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这部小说就是成功的。

　　非常荣幸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闵行校区，这是我第二次来，上一次来季节不好，感觉学校很荒凉，有很多树没有叶子，河里也没有水。今天来了感到大不一样，树都绿了，学校里面学生也很多，由此可见华东师范大学蒸蒸日上，一天比一天好。将来师大著名人物很有可能在新的校区诞生，而老校区则作为一种历史和光荣存在。

　　我跟华东师范大学还是很有缘分，尽管我本人没有在这个学校读过一天书。几十年前在我的梦境当中经常出现华东师大的老校区，因为1963年我的大哥考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这在我们老家是件非常轰动的事件，农村的孩子考到上海这座大城市，而且是华东师大这么有名的学校。当然，关键的一点是这个大学吃饭不要钱。对那两三年的中国现状估计在座的同学们不是很清楚。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知道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东西吃，没有饭吃，人们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饥饿。我大哥当时在我们中学上学的时候，是背着野菜筐一边走一边挖野菜，挖来的野菜就是晚上的菜。当他参加完了1963年的高考、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他的成绩是完全可以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的，但是他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吃饭免费，就报了华东师大。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做大学梦，我的梦总是跟华东师范大学、跟吃饭不要钱的学校联系在一起。

　　我的作品里总有一个吃不饱的孩子在乱跑。我们那时候，很多孩子要寻找食物，很多成年人为了吃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劳动，为了吃耗尽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吃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渐渐被大家所遗忘了，现在大部分人被撑得难受，不会饿得难受。大多数人因为胖而痛苦，而没有一个人为了瘦而痛苦，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减肥，大家因为胖而把钱花在减肥上。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饿显然是过时了，将来，如果要写出一本时髦的书，你一定要忘掉饿，不要再写饿了，要写饱，要写腹胀，要写胖，要写减肥，这样才与时俱进。　　

“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

　　今天的题目叫“写什么，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前两年在上海有过一次讨论，有批评家说写什么是一个问题吗？！无论是曹雪芹的时代，还是我们现代，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不去考虑写什么。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对像万花筒一样、令人头昏眼花的现实生活，一个作家只能选取一点点素材来写，不能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小说。你也不能把你在社会上所看到、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你熟悉的所有人物都写一遍。高明的作家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题材、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题材，讲述一个能够令人有切身感受的故事，这个选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选择了一个尽管很热门、很时髦但不适合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想，这很难写好。

　　作家写什么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有时候，本来选择写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尽管看起来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实际上写的却是当下人物。作家在选择中、在创作中出现矛盾的现象，应该是经常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大学里学文学，或者我们在读书、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要去关注题材。我们在进行文学评论的时候，要把诸多的文学作品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如军事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等等，不过，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未必这样想。我本来想，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会考虑写什么？其实，他之所以要写这些人物，因为他熟悉这些人物。我很难想象蒲松龄写《聊斋》的时候会考虑写什么的问题，他写鬼怪，写他所生活的时代，只有写出这种东西，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

　　像沈从文这样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太会关注写什么。鲁迅写那些文章，是因为他有那样的文学理想，他要用文化的方式治疗中国人心里的疾病，他要用文学的方式救治病弱的民族。他选取的人都是社会中有病的人，也就是被社会压得丧失了本质的人，像孔乙己这样的小人物非常可怜，值得同情。沈从文写吊脚楼里的女性，写旧时代，写种种的兵匪，是同他的文学理想相一致的，他要表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只能选择这样的人物，他要得心应手，也只能选择这样的人物。至于家庭的勾心斗角，小叔子、嫂子、小姑之间的故事，母亲跟女儿的故事，则是张爱玲擅长写的，因为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非常熟悉这些事情。

　　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为工农兵写作，要把工农兵作为艺术家创作的主要对象，要让他们变成文艺作品里的主人公，把工农兵放在历史舞台最耀眼的地方。为了响应这个讲话，当时在延安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纷纷打起了背包到山沟进行土地改革，把自己同老百姓、士兵、最下层的劳动人民连在一起。当然，这样的体验确实产生了效果，赵树理就写出了一些作品。也有很多作家不习惯这样的方式，他们尽管很想做，但是他们的心无法跟他们要了解的对象在一起，因为有的人天生不是写这些人物的料，即使他在主观意识里努力想把这些写好，但结果还是写不好。有的作家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写出了成功作品，有的作家下去两三年，却还是写不好。

　　解放以后，写什么的问题也一直是文学战线上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着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和讨论，不断对作家进行着“校正”。当年在大连曾经开过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谈到了“中间人物论”：在作家的笔下，尽管我们一直强调要把工农兵当作主人公来写，往往下了最大力气，但是正面人物、主要人物总是显得没有典型性，或者面貌苍白；而作家不经意当中写的一些小人物或者说中间人物，反而写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让人过目难忘。赵树理写了很多人物，没写工农兵，一直写中间人物，这些人物反而容易写得好。

　　“文革”期间，写什么的问题又是一个严肃问题。当时所塑造的工农兵形象不是人而是神，因为他们没有缺点，没有道德瑕疵，如果有错误，顶多是偶尔骄傲一点、急躁一点，是无关大局的性格小缺陷，在大的方面是没有瑕疵的。过分地想要塑造人物形象，想要把好人往好里写，把坏人往坏人写，往往写出来的是没有血肉的概念化人物。当作家漫不经心写那些中间人物或配角的时候，反而容易使自己的创作符合文学规律，人物形象让人难忘。

　　改革开放时期，思想解放，文学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文学慢慢摆脱政治的影响，恢复独立，作家能够按照文学本身的规律来发展和创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题材，作家可以把所谓的坏人当做小说或者剧本的主要人物来描写。作家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当人来写。

　　说了半天，想来想去，“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获得的最真切道理。过去有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没有说服力，写出来的人物之所以不感人，就在于我们创作理念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把工农兵塑造得完美无缺，就在于我们要把所谓的敌人写得一无是处。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作，必然会写得概念化。作家的觉悟就表现在，不管是写好人还是写坏人，都应该把他们当作人来写。

　　沈从文在云南昆明联大教书的时候说过，文学要贴着人写，不管写什么小说，题材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你要根据人物自身的逻辑和心理来写。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我把沈从文的话改造了一下，改成了文学要“盯着人写”，更加强调要把写人当作文学作品最首要、最重要的内容，把人写出来，让读者难以忘记。这也是小说应该追求的最高、最理想的标准。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把人写活，就始终不可能成为好作品。怎么样把人写好写活？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即便是虚构的人，你也要熟悉。当年虚构的人在头脑里构思许久，让你像跟一个陌生的朋友慢慢相处、最后变得很熟悉，熟悉得就像你自己的家人、亲戚甚至你自己一样。到了你能够代替他思想的时候，写这样的人物肯定能得心应手。否则，在小说里处理一些情节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人物有什么样的表现。作家只有对所写作的人物了如指掌，对他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非常熟悉的时候，才能够完成所要创作的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压住事件

　　我本人从事写作已经30多年了，在前期的时候也走过很多弯路，主要原因也是受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小说一定要选择重大事件，要写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社会上流行什么就去跟风写什么，这样的写作肯定不会成功。我后来慢慢觉悟到，不管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不管社会流行什么，不管写出来是否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和形象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我举几个例子。刚才我看到一个同学拿了《生死疲劳》让我签名，这本书是我2005年夏天写的，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很多批评家说你43天就写了49万字。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在我所有的小说里，这部小说还是一部令我满意的作品，因为写得非常顺利。后来我就想到一个“辩解”的办法——我的书写了43天只是写了初稿，在我头脑里面却想了43年。当我还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生死疲劳》里的主要人物就已经生活在我的周围了。当年，我们小学里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之后有一个课间操时间，全校学生站在球场上，在老师带领下做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必定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木轮车，从我们的操场前面走过，这个老人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干户。

　　在座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单干户”。提到“单干户”，必须知道什么叫“人民公社”。解放后，每个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因为共产党闹革命的一句重要口号就是“平分土地”。我们现在生活在上海、生活在北京，感觉不到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都围绕着土地而来，农民没有地了，最后导致改朝换代，然后又是一轮新的土地兼并。共产党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时，把地主的土地平均分给了农民，而且让最穷的人分到了最好的土地，这一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可不得了。

　　1958年国家把分给农民还没有几年的土地又全部集中起来，尽管在人民公社的条例上也明文规定入社和退社自由，但是人们基本都把土地交了出来。当时上面提到的这个单干户不同意了。有人去做工作，也没做成。这个单干户不入社的理由就是：弟兄两个要分家，否则没有积极性，还会跟家人闹矛盾，现在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拉到一起怎么能干好？他的话在几十年后不幸被说中。从理论上讲，不好好劳动，大家都要挨饿，但大家都偷懒，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土地，没有一个人把积极劳动当作自己的事情。

　　我在儿童时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顽固的单干户。这个单干户的木轮车是用毛驴拉的，毛驴受伤了，毛驴脚上绑了一个胶皮，赶毛驴的是他太太。当一个小脚妇女拉着毛驴，后面跟着一个老头，这样的组合在我们操场走过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几十年来都没有忘记。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成为我小说里面的重要人物，由此可以产生一部长篇小说。我一直没有动笔，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考虑好怎么写。到1980年代国家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慢慢过了十几年，有一次我回家乡时，母亲打开我们的粮食墩，说我们家当年收获了三千斤小麦，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10倍。母亲说，即使之后两年地里没有收获，我们家也有馒头吃了，单干很好。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当年被我们认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老怪物”单干户，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他那么早就认识到了人的本性，他知道人是自私的，他知道人在这样的劳动组合里不可能调动积极性，他认识到了个性的重要。我的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单干户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进行了虚构，加了很多改造。

　　我的小说一直讲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于是，所有农民都把这个单干户当作神。我对这样的人物很熟悉，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写起来肯定得心应手。我知道他遇到事情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知道他痛苦的理由，也知道他欢乐的理由。这个人物形象带出了人物和土地的重大关系问题，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有人说这是个陈旧的问题，我不反对。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蛙》。这部小说去年非常荣幸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些海外记者采访我，说我有胆量写敏感的社会问题，是一个挑战。他们对于这部小说可以出版而且获奖感到很惊讶。

　　我回答说，我没有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个重大、尖锐的问题来写，我构思这部小说也不是要挑战什么，我的出发点还是人。

　　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家庭里，我爷爷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爷爷是一个医生，我大爷爷有一个小女孩、也就是我的姑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她就是我们那儿的第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在她之前，很多接生婆的头脑和观念非常落伍，迷信、巫术、不卫生的习惯导致了很多儿童夭折，那时候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我姑姑大力推广她的观念，很多产妇和儿童获得了生命，慢慢的，她有了很高的声誉，她靠一个人的力量慢慢地打败了我们村里的十几个接生婆，包括我的奶奶，因为我奶奶也是接生婆。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当产妇生孩子时，接生婆会从大街上扫来很多尘土铺在炕上，因为尘土经过万人踩踏，表示有人气，因为万物土中生，孩子生到土里，就像种子落到土地里一样，必定会茁壮生长。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后来，我姑姑也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徒弟，战胜了传统的接生方式。我哥哥、我姐姐和我本人都是我姑姑接到人间的，我姑姑的女儿也继承了她母亲的事业。

　　不过，在计划生育过程中，我姑姑要理性地给违规怀孕的妇女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她在接生的时候是幸福的，像天使一样；当她作为妇科医生给他人做流产时，内心非常痛苦，尽管她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但我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苦。

　　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到我的故乡，见到了我的姑姑。我姑姑跟他讲自己当初的工作。大江健三郎说，莫言有一个姑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见面时，大江就问我小说写出来没有，因为我当时跟他说过我要以我的姑姑为原型写一部与生育题材有关的小说。不过，我一直拖到2008年才写提纲。2005年的时候我写出了一个初稿，因为当时没有解决好结构问题，后来就放弃了。

　　写这部小说，最困难的就是题材问题。后来我明白了，我不是在写计划生育，我是在写人，写我真实的姑姑，她是我过去的小说中所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形象。我要写这样一个妇科医生，写出她内心的痛苦、矛盾，以及她的巨大爱心。一方面她是党员，应该坚定不移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她是一个妇科医生。她不仅仅是个妇科医生，她其实也是我们几十年来各条战线都出现过的集中代表。

　　我姑姑的精神困境、内心矛盾，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内心矛盾。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妇科医生，尽管小说涉及的是计划生育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物盖过了题材，小说所涉及的计划生育问题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这部小说得以顺利出版而且还获了奖，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我让题材本身压住人物了，没有把人物写成功，没有能塑造出我姑姑这样的典型形象，仅仅罗列计划生育的事件，这样的小说充其量只是一个大事记，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压住事件，事件描述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当我们读完小说，记住的往往不是事件而是人物，我们记住的是这个人，至于这个人到底干了什么，我们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当然，人物的性格也需要通过事件细节来表现。我们读《红楼梦》，读到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性格，至于他们怎么做诗、怎么吵架，我们往往记不住了，我们记住了非常鲜明的人物性格。就此而言，“写什么”非常重要。　　

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就只能算是二流作家

　　文学就要写人，当然，为了写人的需要，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事件。王安忆写的《长恨歌》就很好。很多台湾人来上海做生意的时候，会先买本《长恨歌》看一下。这部小说写出了上海的精髓和传统，读了这部小说，就可以了解上海这座城市乃至上海人独特的文化内涵。

　　我认为“写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怎么写”也同样很重要。对于“怎么写”的问题，我过去很少看到。1980年代曾经流行过一本介绍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书，对我们这一代作家很有启发和帮助。同样一个故事，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让不同的作家来讲述、来写作，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技巧和内容有时候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小说技巧，小说的技巧有时候会影响到小说的内容。

　　我今天讲了一些很陈旧、很古老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都是现实的、迫切的问题。我想，在当今多样化的时代，文学本身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现代小说的类型也非常多，有穿越小说、职场小说、情感小说等等。我觉得，不管写什么样的小说，最根本的是要写出人。如果小说里没有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那么，这部小说就不会成功。不管写什么，只要写出了在文化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这部小说就是成功的。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有阿Q，他有孔乙己；曹雪芹伟大在什么地方？他有贾宝玉和林黛玉。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作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写出了典型人物。有的作家可能写了几十部、几百部作品，依然是二流作家，他虽然写了一连串精彩的故事，但是，他没有完成文学写人这个最根本的任务。

　　（本文是作家莫言今年5月1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文化系列讲坛“杏坛高议”第一讲的讲演，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因篇幅所限有删节。）

                                                                                       文汇报 201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