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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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快讯：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一名日本科学家及一名爱尔兰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疟疾治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中国第一位：诺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科技成就

据环球网消息 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揭晓，3人共同获奖，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一半奖金，爱尔兰科学家康贝尔(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Satoshi Omura)各得1/4。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中国著名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该研究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个人履历
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8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学习;
1950年，进入宁波中学就读高三;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
1955年，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1979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5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个人荣誉
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屠呦呦在2011年度“拉斯克奖”颁奖现场领奖
屠呦呦在2011年度“拉斯克奖”颁奖现场领奖
1979年，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1984年，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被中华医学会等评为“建国35年以来20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之一;
1987年，被世界文化理事会授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
1992年，双氢青蒿素被国家科委等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1997年，双氢青蒿素被卫生部评为“新中国十大卫生成就”;
2009年，获第三届(2009年度)中国中医科学院唐氏中药发展奖;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拉斯克奖是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医学奖，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大奖之一，是仅次于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大奖。屠呦呦获得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拉斯克奖设有四个奖项：基础医学奖、临床医学奖、公共服务奖和特殊贡献奖。屠呦呦获得的是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科技成就
疟疾是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2亿余人患疟疾，百余万人死于疟疾。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疟疾的防治重新成为世界各国医药界的研究课题。60年代以来，美、英、法、德等国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我国是从1964年重新开始了对抗疟新药研究，至1967年，又组织全国7大省、市全面开展这项工作。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疟新药一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初步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
就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艰巨任务。她首先从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的单、验方入手，还走访当时中医研究院内老中医专家，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整理了一个从2000余方药中选编的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方药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组织鼠疟筛选。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均无好的苗头。不久，屠呦呦服从组织安排，到海南岛疟区实验室工作半年之久，回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难以开展。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屠呦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肩负新的任务回到北京，组织力量成立课题组，投入了新的攻关研究。
这次，在重新考虑对一些基础比较好的药物进行复筛时，她又系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吸取药物合理提取方法的线索，以寻找突破口，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有“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她细细琢磨这段记载，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屠呦呦根据这条线索，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醇冷浸法将温度控制在60℃，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效价有了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使鼠疟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政治冲击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下，屠呦呦等人仍不受任何干扰，日以继夜地埋头于实验室，反复进行抗疟实验研究，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即广州会议后的第191次实验(先后筛选方药200余种)中，获得了青蒿抗疟发掘的成功。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100%，她又把青蒿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大部分，并发现中性部分抗疟效价高而毒副作用低，酸性部分无效而毒性大。在确证中性部分为青蒿抗疟有效部分后，又进行猴疟实验，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此后，她又进行了深入的药理、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还亲自试服。在这种情况下，屠呦呦于1972年8-10 月，偕同有关医务人员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首次取得30例青蒿抗疟的成功。1973年，又在同一地方首次试用青蒿素单体，肯定其抗疟疗效胜于优选抗疟药氯喹。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其中包括间日疟1511例，恶性疟588例)，全部获得临床痊愈，使青蒿素真正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
在临床证实青蒿抗疟有效的基础上，屠呦呦等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从中性部分进一步分离提纯青蒿有效单体。这种新型化合物被命名为“青蒿素”，经大量化学工作、衍生物制备结合四大光谱研究，确定为倍半萜类成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后又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支持协助下，用X-衍射方法最终确定了其化学结构。青蒿素为一具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该结构仅含有碳、氢、氧3种元素，从而突破了抗疟药必须具有含氮杂环的理论“禁区”。结果还揭示，青蒿素的抗疟活性与“倍半萜内酯”结构中的过氧基团相关，为结构改造工作打下了理论基础。
1977年3月，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继喹啉类抗疟药后的一次重大突破。在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引起国内外代表们的极大兴趣。
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主席、印度中央药物研究所所长阿纳德教授认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发现这种化合物独特的化学结构，它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的药物指出方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报告中也指出：“在理论上，任何一种新药物都具有新的结构和它的作用方式，这样才能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具有较长的生命力。显然，中国青蒿素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会议代表一致认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发明，它的化学结构与抗疟作用与以往已知的抗疟药作用完全不同，对各种抗药疟原虫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药。
人物故事
2011年9月，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写下新篇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奖得主名单在美国纽约诞生，一位81岁的中国女药学家赫然在列，填补了华人十年未获此奖的空白，也造就了第一位在中国独立完成研究的获奖者。以“抗疟神药”拯救千万人生命，自己却安守清贫默默耕耘，她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书写下又一段传奇。
传奇的锻造者，名叫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发中心主任。
寸草心，几度寒暑报春晖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作为一名药学专业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从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来，她几十年如一日，埋首于深爱的事业中，将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回馈给党和人民。
屠呦呦入职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的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贡献;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屠呦呦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发现青蒿素，作为防治疟疾的一线药物，“它每年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并且在与疟疾这种致命疾病的持续战斗中产生了长远的医疗福利。”拉斯克基金会如是说。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
传承者，古代医书淘到金
1971年10月4日，一双双眼睛紧张地盯着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成果。随着检测结果的揭晓，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该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时间追溯到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
临危受命，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没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方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屠呦呦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重新在经典医籍中细细翻找，突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牢牢抓住她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屠呦呦马上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常用的“水煎”法上，因为高温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她随即另辟蹊径采用低沸点溶剂进行实验。
追梦人，求索之路无止境
成功，在190次失败之后。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这些成就并未让屠呦呦止步，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她又发明出双氢青蒿素这一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里，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正是如青蒿一样的科学追梦人，大爱在左，奉献在右，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生命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绿意盎然，让不同地域、种族的人一起吮吸现代科技的芬芳。

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医学奖！

作为第一个获“美国诺贝尔医学奖”肯定的中国人，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直到领奖这天，才从巨大的“集体”中露出身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隐藏在巨大的“集体”中。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这位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将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在地球另一侧，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这张陌生的面孔。
可她却是第一个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肯定的中国人。作为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学奖项，一直被誉为“美国诺贝尔奖”。至今获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无怪乎外界评价她为“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颁奖典礼上，这位81岁的老人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可在中国，这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的科学家，却没有获得太多认可。当她凭借4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被推到幕前时，她的感言仍带着集体主义的烙印。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她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一场“军民联合的大项目”
如今屠呦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参与的是一场“军民大联合的项目”。来自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投入其中，屠呦呦是其中一员。
疟疾在人类历史中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目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大约33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危险之中，每年约发生2.5亿起疟疾病例和近100万例死亡。疟疾不仅会引发发烧、头痛和呕吐，而且会通过中断体内关键器官的血液供应，很快威胁到生命。
20世纪50年代，WHO启动了一场旨在根除疟疾的计划，通过大范围使用氯喹类药物控制了疫情。但药物滥用却引发了新问题：进入60年代，很多地方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疾病治疗陷入困境。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的回忆中，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美方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研究新药，越方则寻求中国帮助。1967年5月23日，代号为“523”的绝密项目应运而生。
这一诞生于文革初期的项目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全国523小组”由当时的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国家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组成，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区专门成立了“523办公室”。
由于身处“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523项目”分两个组开展抗疟药开发工作：西药组和中药组。中药组在毛泽东发起的赤脚医生运动期间，从各地收集民间药方。1970年后，由于中国已能生产并向越南提供复方化学抗疟药，生产供应不再紧迫，项目重点遂转向了中草药。
屠呦呦遵循毛主席“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开始查阅古代医书和民间药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
青蒿就是在这时进入了她的视野。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两千年前的古医书中就有记载。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记录了一个“治寒热诸疟”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的研究组收集了2000多个类似的药方，从包括青蒿在内的200种草药中获得了380多种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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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研究者都隐去了名字
直到今天，西方科学界对这个40多年前的研究项目仍然充满好奇。在与中国“523项目”同期的研究中，美国科研人员筛选了20多万药物，始终没取得新发现。不过因为特殊的历史，“523项目”只有少数几篇相关论文得以发表，很多研究细节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
同样参加了“523”项目的李英回忆说，当时研究人员都知道，解决抗药性，关键是寻找与已知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有效化合物。一些对疟疾有疗效的提取物，或者毒性大、副作用剧烈，或者治疗不彻底，都不够理想。
屠呦呦把目光转向了青蒿。大量实验发现，一开始，青蒿对疟疾的抑制率相对较高，能达到68%。可在之后的实验中，这一药效却未重复出现。
古人的记载中没有采用传统的煎煮方法，而是将青蒿泡在水中后“绞取汁”，屠呦呦突然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她重新设计提取过程，将水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这才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她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
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屠呦呦的小组成功获得了提取物结晶“青蒿素II”。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提取了抗击疟疾的有效单体“黄花蒿素”（山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也获得了同样有效的“黄蒿素”（云南）。
这些同步进行的研究，在今天引发了成果归属的争议，可在那个讲究集体的年代，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1979年，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发表时，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
“当年就是这样，只要事情做成了就很欣慰。”屠呦呦说。
“荣誉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屠呦呦个人简历上的信息只有寥寥数语：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工作至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79年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6年后，55岁的她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在老同学的回忆中，人们才能找到这位科学家更清晰的形象。她小时候长相“蛮清秀”，生活上却特别粗线条，箱子常常收拾得乱七八糟；婚后不太会做家务；有一次坐火车出差，她在中途停靠时下车走走，竟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
除了几位同样参与“523项目”的研究人员，很少有人会提起屠呦呦。即使青蒿素的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并在中国香港和泰国都获奖，也很少有人去探究“集体荣誉”背后每一位研究人员的努力。
拉斯克医学奖的评选却将这位年迈的科学家第一次推向了幕前。评选结果刚刚揭晓时，记者们在很长时间内竟完全找不到这位从未引人注意的学者。
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屠呦呦登上了领奖台。她获得的，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得到的世界级最高奖项。
发表获奖感言时，屠呦呦没有太多表情。她摘下老花镜，拿起稿子认真念道：“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纽约时报》援引WHO的评论，称赞青蒿素是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著名学术期刊《细胞》则指出，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改善人类健康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青蒿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第一次由个人获得的荣誉中，屠呦呦获得了25万美元奖金，以及一个象征战胜疾病和死亡的萨莫色雷斯有翅胜利女神像。当然也有争议随之而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将集体功劳归于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不符”。
讲求集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对于屠呦呦，似乎并非如此。“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她说，“这是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青年参考）
2015-10-05 18:28 金华新闻网http://www.jhnews.com.cn/2015/1005/5522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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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研究的“青蒿素”到底是个啥？

2015年10月05日

来源：科学时报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的奎宁，二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的奎宁，二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其实，从最早的克隆鱼、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青蒿素的发现……中国科学家曾经在艰苦的岁月中作出过世界级水平的杰出贡献。青蒿素项目诞生于“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周维善院士主持并参与了青蒿素结构测定和人工全合成。
最近，在上海的家中，85岁的周维善接受了《科学时报》专访。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维善等讲述一段尘封往事：
青蒿素结构的测定与全合成经过

1960年，黄鸣龙（左二）与周维善（左三）在捷克科学院有机和生化研究所前合影（周维善供图）

不同种类的青蒿

2008年3月，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将“平等对待西医和传统中医”作为中国卫生保健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今年8月，陈竺在视察中国中医科学院时表示：促进中医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选择。
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草药的化学成分结构及反应机理。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抗疟疾青蒿素药物的研制，这是我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周维善说：“青蒿素系列药物的研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众多研究人员的参与，不是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可以包打天下的，别人做了许多工作，我只是做了其中一部分化学基础研究。”
与人类历史一样漫长的疾病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人类对疟疾的记载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
公元前2700年，中国的古典医书《黄帝内经》描述了疟疾的相关症状：发热、寒颤、出汗退热等。公元前4世纪，疟疾广为希腊人所知，因为这种疾病造成了城邦人口的大量减少，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记录了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之后，文献中出现了众多的疟疾记录和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到公元3~4世纪，印度古代医学经典《苏斯鲁塔集》认为，疟疾的发热病症与某种昆虫的叮咬有关。
疟疾的传播非常广泛，中国古代称之为“瘴气”，意大利语中疟疾“mal’aria”的意思是“坏空气”(bad air)，表明中西方对这种疾病有大体相同的认识。人类对付疟疾的药物分别源于两种植物——青蒿和金鸡纳树。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中国《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所指之物即为青蒿。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前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金鸡纳树的来源则可追溯到17世纪。传说中，大约在1639年，西班牙驻秘鲁总督的夫人钱昶(Chinchón)伯爵患上一种发热病，秘鲁的印第安人送来一种由常绿树树皮磨成的粉末，她服用后奇迹般地康复了，伯爵夫人便将这种树皮引入欧洲；18世纪，为纪念伯爵夫人，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以她的名字正式命名这种树，即金鸡纳树。
疟疾对世界的危害实在太大，各地的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解开植物治疟的秘密。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布莱梅·卡旺图合作，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但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1907年，德国化学家P·拉比推导出奎宁的化学结构式；1945年，美国化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其学生威廉姆·冯·多恩合作，首次人工合成了奎宁，虽然他们的合成方法因昂贵而无法实现工业化，但这是有机化合合成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战争促进了抗疟疾药物的研制。
20世纪初，绝大多数奎宁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种植的金鸡纳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奎宁供应被切断，从而被迫开始研制奎宁的替代物或简化化合物。193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汉斯·安德柴克博士研制出一个结构简化但药效依然很好的奎宁替代物——氯喹。之后，氯喹药物成为抗击疟疾的特效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尼西亚的植物被日本人控制，加之得不到德国生产的氯喹，在北非和南太平洋岛屿上作战的美国兵力受到疟疾的沉重打击，美国政府极为紧张。这时，他们从被俘获的印尼士兵身上搜到白色药片，美国科学家因此合成出氯喹。二战结束前，美国生产了几吨重的氯喹药物。
人类与疟疾的战斗可歌可泣，20世纪，4位科学家因与疟疾相关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是，在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疾病也在演化。
黄鸣龙和周维善
在西方科学家努力与疟疾抗争之时，一批年轻的中国学子也负笈欧美。他们努力学习现代科技和研究方法，回国后推动并为中国医学事业的现代化奠基，且为世界医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其中一位就是黄鸣龙博士，他的生前身后竟奇迹般与抗疟研究联系在一起。
黄鸣龙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早年赴瑞士和德国留学，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教授等职。他认为祖国的中医药是丰富的遗产，希望能用现代科学发掘这座宝库，于是，他在1934年再度赴德国，先在柏林用了一年时间做有机合成和分析的实验，学习新技术；1935年入德国维次堡大学化学研究所进修，师从著名生物碱化学专家Bruchausen教授，研究中药延胡索和细辛的有效成分；后到德国先灵药厂研究甾体化学合成，又在英国密得塞斯医学院研究女性激素。1940年回国后，他研究了驱蛔虫药山道年的立体化学研究，推断出山道年的构型。
1945年，应美国哈佛大学甾体化学家费希尔的邀请，黄鸣龙到哈佛大学做研究，时值二战后期，费希尔还在做战时服务工作，研究与合成抗疟药相关的萘醌。黄鸣龙在利用“开西纳—武尔夫还原法”做萘醌中间体的还原实验时，出现了意外，但他没有弃之不顾，而是继续做下去，结果出乎意外地好。他仔细分析原因，对这种还原法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新方法被命名为“黄鸣龙还原法”，这是以我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重要有机化学反应的首例，被写进了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
1952年10月，黄鸣龙带着妻女和自己常用的设备，绕道欧洲回国，他说：“我回来即使条件差一些，工作不能很快开展，就是手把手带几个徒弟也好。”
周维善就是黄鸣龙“手把手”带出来的第一个助手和学生。周维善1949年在国立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并留校，并成为药学系副主任、有机化学家袁开基教授的助教。3年后，黄鸣龙回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周维善被调任做他的助手。1956年，黄鸣龙带着周维善等，转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周维善说：“黄先生很有报国心，他认为自己回来是做研究的，要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研究。当时，他认为中国应该发展甾体化学，但我们都不懂，他就自己编教材给我们讲课、带我们做实验。他平时上班都在实验室，而不是把人叫到办公室来汇报。”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周维善直接参与了黄鸣龙的研究工作，如山道年的结构和合成、口服避孕药的研制等。1960年，黄鸣龙推荐他到捷克科学院有机和生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黄鸣龙告诫学生：一方面，科学院应该做基础性的科研工作；但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和人民急需的建设项目，我们应该根据自己所长，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解决。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周维善不负导师重望。
一株救命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疟东南亚，疫情难以控制。科学家们重整旗鼓，开始寻找对付这种疾病的新药。在这股新浪潮中，传统中药青蒿脱颖而出。
周维善说，青蒿是一株救命草。找到它的人，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
1961年5月，美国派遣军队进驻越南，越南战争爆发。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是否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越南则求助于中国。
1967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了。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的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是其中一位。
1969年1月，屠呦呦以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的身份，参加了“五二三项目”。
此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屠呦呦决定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开始，也四处走访老中医，她整理了一个640多种包括青蒿在内的草药《抗疟单验访集》。
但在最初的实验中，青蒿的效果都不是最好的。她再次翻阅古代文献，《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青蒿里有青蒿汁，它的使用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在摄氏60度的温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她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五二三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五二三项目”办公室于是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
中草药成分化学结构的确定，是天然药物化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能为研究具有新结构类型的新药提供先导化合物。这就是化学家们的事情了。
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素的结晶，寻找能够解开其结构的有机化学家，但最初找到的人并不是周维善。
受命于危难之际
周维善回忆说，他们刚开始找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梁晓天研究员。
“但当测定青蒿素结构的任务找到梁先生时，他因手上有工作，抽不出时间。”周维善说，“后又找到我们有机所的刘铸晋教授，他也安排不出时间。由于该单位有人知道我在捷克科学院有机和生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曾从事过结构测定，故而就找到了我。”
大约在1973年3月，当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同志找到周维善时，他刚从“五七”干校回来，正在做军工研究。对是否接手青蒿素的工作，很犹豫。“一是因为当时‘文革’还在进行，做基础研究要受到批判；二是这个结构不容易做，怕做不出来。但他们说，这是抗美援越的工作，很重要。再加之我对结构研究甚感兴趣，所以就答应下来了。”
做这项工作一个人不够，他找当时在甾体组工作的吴照华参加。吴照华曾是黄鸣龙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跟随他从军事医学科学院来到有机所。两个人组成了青蒿素组，周维善任组长。
尽管承担的是军工任务，周维善仍然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当时工宣队还在有机所，我受到他们不止一次的训斥，说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在我身上回潮了。有一天，在我们过去的老饭厅里突然贴满了批判我做青蒿素结构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回潮’的大字报，我内心非常苦闷，想放弃不做，但又不甘心。这时，我在有机所路边遇到前副所长边伯明，他轻声对我说，‘老周，你不要怕，做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我顶着压力，和同志们能完成结构测定，与老边的鼓励分不开。”
结构论文专利
要了解化合物的结构，首先要测它的分子式和分子量，确定其类型。
“确定分子量需要高分辨率质谱仪，但我们没有，当时只有一个60兆的核磁共振仪和红外光谱。于是，就不得不用测定分子量的最古老方法，即樟脑冰点降低法，但重复性不好。”周维善说，“后来打听到北京某部有高分辨质谱仪，请该单位做出质谱后，才把分子量定了下来，再结合碳氢分析数据把分子式确定下来，这是一个有15个碳原子、22个氢原子和5个氧原子组成的化合物，我们也证明它是一个倍半萜类化合物。”
下一步就是通过对各种光谱数据的解读，将各个结构单元拼凑起来，也就是说，要凭借大脑将42个原子的结构想象出来。问题是，42个原子有相当多种可能的结构，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结构呢？这需要靠化学家的尝试、直觉和想象。
在质谱的分析中，他们发现一个特殊的碎片峰M+32，这明显说明分子中存在两个氧原子连在一起的情况，但它们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
“为了分析这个M+32峰，我们费了多少脑筋啊!查资料、与同事讨论、与学生讨论。走在路上想，晚上睡觉也在想，有时半夜睡不着，就起来翻书，一直想啊、想啊，头发都想白了。”
这时，有机所甾体组的吴毓林也对青蒿素产生了兴趣。“他常到隔壁我们的实验室来看看，也提出意见。”吴毓林的妻子李英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她也参与了“五二三项目”。
1975年4月，李英到成都参加全国“五二三项目”中医中药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梁晓天报告了另一种抗疟药鹰爪素的结构中也有一个M+32峰值，首次宣布这个峰值是一个过氧基团。李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吴毓林，吴毓林又将它告诉周维善。“这时，我们就知道青蒿素中的这个峰也应该是一个过氧基团，并立即开始做实验来证明。”周维善说。
周维善小组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氧化和还原反应，最终测定出青蒿素的结构。这是一个罕见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结构，而且，这个药物的分子中不含氮，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化学结构不含氮(原子)就无效”的医学观念。青蒿素的结构被写进有机化学合成的教科书中，奠定了今后所有青蒿素及其衍生药物合成的基础。
结构测定的工作在1976年就基本结束了，因为卫生部保密的要求，3年后，论文《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才发表在1979年5月出版的《化学学报》上，但没有申请专利。
按照国际惯例，如此重要的药物化学结构应该先申请专利、再发表论文。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种种原因，当时的中国没有专利制度，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基本上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这是一个遗憾。
合成竞争成功
青蒿素的结构做出来后，北京大学的有机化学家邢其毅教授对周维善说：“你的结构是做出来了，但我还不能相信，你要把它合成出来，而且合成出来的物质与天然产品一样，我才能相信你的结构是对的。”
其实，在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完成之时，周维善已经考虑到了它的合成，他说：“因为这个结构是根据光谱数据解读出来的，也是由光谱数据证明的，还是一个相对构型，究竟对不对，还需要通过实验全合成了，证明对了，才能说这是青蒿素的绝对构型，这才是最后的证明。”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制定的科技规划中提出了青蒿素的全合成。作为结构测定的主持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承担了该项任务，1979年初，周维善、许杏祥等组成攻关小组，开始了历时5年的探索之路。
许杏祥的加入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他1965年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报考了上海有机所的研究生，被分配到黄鸣龙的实验室，成为黄鸣龙的最后一个弟子。不久后，“文革”爆发，黄鸣龙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右派，研究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许杏祥就开始跟随周维善工作。
青蒿素合成之初，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际。瑞士罗华制药到中国考察，并到上海有机所访问，周维善向他们详细介绍了青蒿素的结构。不久后，周维善的小组就获知瑞士也在做青蒿素的全合成。
一场竞争开始了，但实验相当困难。
许杏祥说：“青蒿素是一个含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化合物，分子式C15H22O5，15个碳中7个是手性碳，罕见的过氧以内型的方式固定在两个四级碳上而成‘桥’。显然这一奇特结构的全合成是极具挑战性的。首当其冲的当然要数过氧桥的架设，研究实践已证明倍半萜骨架上手性碳的构建同样艰辛。”
1982年，年近花甲的周维善对组里同志说：“青蒿素不全合成成功，我决不退休!”
在青蒿素的全合成设计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加入过氧基团，在试过多种方法后，许杏祥提出以青蒿酸代替香草醛作为合成的起始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周维善说，“经组里同志，特别是许杏祥和朱杰的细心努力，青蒿素的合成终于实现了，合成的青蒿素与天然青蒿素完全一致，那天是1983年1月6日，全组同志真是无比高兴。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要继续完成双氢青蒿酸的全合成，这样才称得上青蒿素的全合成。”
一年后，即1984年初，他们实现了青蒿素的全合成，他们的论文《青蒿素及其一类物结构和合成的研究》发表在1984年第42期的《化学学报》上。
1977年，青蒿素项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重大成果奖；1987年，青蒿素全合成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最有效的抗疟药”
今天，疟疾仍然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亿人罹患此病，100多万人因此死亡。
“青蒿是一种作为青蒿素来源的中药植物，用于生产最有效的抗疟药物。”2007年3月12日，世卫组织在发表专著《青蒿种植与采集指南》的新闻稿中如是说。
由于疟原虫抗药性的形成，如今40%的世界人口处于罹患对其他药物具有抗药性的风险之中。2001年，世卫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到2007年，“在需要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治疗的76个国家中，有69个已采纳世卫组织使用这一疗法的建议。这些治疗药物的提供仍然未达到需求。在全世界估计需要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的6亿患者中，只有约8200万人正在通过公共部门的销售系统(占发展中国家抗疟药销售的90%)获得治疗。”
青蒿素结构和全合成的实现，为青蒿素衍生药物开发奠定了基础，但其本身由于工艺复杂、成本太高而不能投入生产。世界上青蒿素药物的生产主要依靠中国从野生和栽培的青蒿中提取，但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只有0.1%~1%，非常低。专门种植青蒿也占用了大量土地。

科学的方法可以提高青蒿素的产量，2005年10月，周维善联合洪孟民、金国章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致信中国科学院，呼吁加强青蒿素衍生物合成及其化学结构优化合成的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青蒿素类药的竞争，唯一的办法是创新技术，通过申请专利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保障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争取与国际制药企业同台竞争的地位。”
他们呼吁，加强发展中药青蒿、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科学技术研究，使其在资源、化学、新用途和复方抗疟药等方面不断创新以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并推进青蒿素类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使青蒿素产品在较短时间里争回我国青蒿素在国际市场应有的地位，为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贡献。
如今，85岁的周维善已经不在科研的第一线了，但青蒿素仍然是萦绕在他心中的一份牵挂，他说：“青蒿素的原料很短缺，生物化学是解决方法之一，要继续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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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5年10月05日 17:33
来源：凤凰资讯

屠呦呦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

2011年，屠呦呦研究员上台领奖。当日,她获颁“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央视快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刚刚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央视记者王薇薇）
屠呦呦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奖理由】诺贝尔委员会称，屠呦呦，威廉-坎贝尔以及Satoshi Omura 三位获奖者发展了一些疗法，这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屠呦呦将分得诺奖一半奖金】诺贝尔奖官网消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金将一分为二。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两人一同获得一半奖金，而另一半奖金将颁给屠呦呦。
延伸阅读：
屠呦呦是谁？
2011年9月23日，纽约。本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表获奖感言，“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屠呦呦最初的发现，让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为此奖励她25万美元的奖金。
沉默
作为一个有66年历史的科学大奖，拉斯克奖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名声。然而，“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这个说法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不难理解，在拉斯克奖颁奖之后，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很快就广为人知，人们都对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充满期待。再后来，她又被形容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屠呦呦对自己的突然出名似乎做好了准备，她对公众随之而来的强烈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在纽约领奖之后，她一直坚持对媒体一言不发，唯一的一次露面，是11月15日在她所在单位举办的“2011年科技工作大会”上。这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会议，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表彰屠呦呦。会上授予她“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奖励给她所领导的青蒿素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腔调”，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和在北京的表彰大会上，她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对于屠呦呦的“低调”，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
对屠呦呦而言，迟来的拉斯克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另一个意义也许更重要——为她坚守了几十年的沉默做一个注脚。即使如此，在获奖之后，屠呦呦仍然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应一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有的一次与她的电话交谈中，屠呦呦并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她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却与战争有关。
攻关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争议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屠呦呦的七项贡献
一、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
疟疾是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流行病，全球百余国家年约三亿多人感染疟疾。自本世纪六十年代起，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此产生抗药性而失效。时值越南战争，促使国际上迫切寻找新结构类型抗疟药。在国内（曾由“523”办组织全国七大省市筛选中草药3200多种，亦有人做过青蒿，认为无效而放弃），国外（美国结合侵越战争需要，筛选化合物达三十万种）大量工作未获成功的情况下，领导科研组以现代科学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200多方药，组织筛选。经研制380多个样品，特别结合古代用药经验，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记载中，考虑到温度、酶解等因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 发现的有效部位和有效单体—青蒿素，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经大量提取药物，安全性实验及自身试服后于1972年，1973年分别就有效部位和青蒿素单体，在海南昌江疟区作首次临床研究，证实具有胜于氯喹的满意疗效，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屠呦呦等自1972年分离得到青蒿素单体后即着手进行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研究，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和生物物理所协作，最终用X—衍射方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也是一个与过去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新抗疟药，打破了过去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断言。为此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能解决抗性疟疾的新药，而且为寻找新的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经全国协作，验证病例达二千多，确证为“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有特效。1978年青蒿素鉴定会后，屠呦呦负责的科研组工作继续不断深入，青蒿素获1985年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 -x-01号）。青蒿素的发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1981年应WHO的请求，我国同意在北京召开“青蒿素”专题的国际会议，屠呦呦以“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为题，第一个作报告，获得高度评价，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化学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青蒿素是当前中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创新药物。现在世界多国均已广为应用，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
在研究青蒿素化学结构中，屠呦呦于1973年首创其还原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这在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上意义是很大的：（一）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二）由双氢青蒿素结构中的羟基得以制备各类青蒿素衍生物，增效并扩大生物活性，促使当今国内、外对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不断深入，更好为人类保健作贡献；（三）经屠呦呦负责的科研组七年努力，得以创制出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又复燃率低至1.95%的新一代抗疟药，其片剂具有更突出的“高效、速效、安全、剂量小、口服方便、复燃率低、研制简廉”等优点，特别是经药效学及临床研究，证实最便于病人口服的片剂，在“安全、有效”上，胜于当前注射给药的同类衍生物，被认为是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之优选者！该药于1992年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92卫药证字X-66、67），已大批生产，经销国际市场，反映良好，被认为是“国际上治疗各型疟疾的较理想口服治疗药”。
三、完成“青蒿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七五”期间，参与国家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品种质量研究》中“青蒿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课题，对青蒿进行系统研究，分离鉴定了17个化合物，其中5个为新化合物，并修正了《中国药典》长期沿用的谬误。
四、机理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为防止青蒿素抗药性的产生，保护青蒿素的临床使用寿命，避免滥用，与首都医科大学合作，就“双氢青蒿素对约氏疟原虫在蚊体内发育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青蒿素影响约氏疟原虫配子体感染性，但对蚊体内子孢子增值期不起抑制作用，即未能抑制卵囊继续发育到子孢子。提示青蒿素类药物不能用于疟疾预防。为当前有人将其用于预防提出了警示。
五、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方双氢青蒿素”
为解决多重抗药性恶性疟蔓延全球的问题，近年国外十分重视复方的研究。双氢青蒿素为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中的首选药，对多重抗药性恶性疟无交叉抗药性。而吖啶类抗疟药—咯萘啶与4－氨基喹啉类、嘧啶类、胍类及磺胺类均无交叉抗药性。为此设计了双氢青蒿素与咯萘啶组成的复方。在军科院支持下，进行实验研究，确证二药具显著协同增效作用，增效指数为7.6，（高于当前广泛应用的蒿甲醚和本芴醇组成的复方蒿甲醚，其增效指数为6），且作用位点多，疗程短。经二药联用治疗恶性疟10例，在12-24小时内，分二次服用，即达高效，40天未见原虫复燃。已获专利证书（专利号：ZL 99109669.X）。
六、根据临床需要，研究多种剂型

据WHO资料，每天约有3000个婴幼儿童死于疟疾。为此研发了“双氢青蒿素栓剂”，方便儿童直肠给药。又用直接得自青蒿的青蒿素制成口服片剂，制作简便，价格便宜，又不易产生抗药性。均于2003年获得《新药证书》，分别为国药证字H20030341和H20030144。
七、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
经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在免疫领域具良好的双向调节作用，既能降低B细胞高反应性以减少免疫复合物沉积所致的自身免疫病，又可提高T细胞的免疫功能。在北医有关部门支持下，我们已将双氢青蒿素用于治疗红斑狼疮和光敏性疾病。现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临床研究批件”（2004L02089）和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ZL 99103346.9）。经临床100例疗效初步观察，总有效率94％，显效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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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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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侠客岛专栏10月5日，中国人还在黄金周休假、朋友圈里开摄影展的时候，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却没有休假。在他们最新的获奖名单中，赫然有来自中国的85岁的屠呦呦的名字。
话题
屠呦呦获奖的消息，本身就是非常具有话题性的话题。这是因为，在她的身上，有太多吸引人眼球、又极易引发争议甚至是论战的标签。
比如，她长期研究“中药”，且又从传统典籍中发现了青蒿素的线索，而中西医之争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几乎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立场、关怀，甚至涉及到能不能愉快地做朋友；她的工作起源于1970年代，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又在40年后获得了世界的高度认可；她获的是诺贝尔奖，而这个又恰恰是中国人极度看重又极度焦虑的奖项，甚至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依然不能平息这种焦虑；她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的同时，自己在国内也并非外界所想象的荣誉等身，甚至也不是院士；她的工作是集体的成果和功劳，但西方的授奖却只能授予一人……
看上去，每一个点都那么让人拿不准。事实上，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国际上仅次于诺贝尔奖、同时被视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围绕这些话题，国内的媒体就有过一轮报道和争论。在诺奖的桂冠终于被置于屠氏头顶之时，这些问题不会被自动掩埋，只会有更多被探讨的价值。
历史
说起来讽刺，一项日后被应用于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研究，最初却是起源于战争。
1971年5月2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项被称为“523”的保密任务启动。这个项目当然是为了研究应对疟疾，而它的现实动力却是在越战的背景之下。陷于东南亚沼泽和雨林中的越军与美军，都深受疟疾的困扰。而当时的特效药奎宁，疟原虫却已有了抗药性。
同时，由于处于文革之中，当时的资深科学家都纷纷靠边站。当时年轻的屠呦呦，加入这个项目组时，身份不过是“助理研究员”。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项目组实验条件困难重重。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多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其中，屠呦呦所在的课题组，筛搜集了800多个可能抗疟的中药方；而同时进行的云南小组，则搜集、验方达到4300多个。
集体的协作过程、任务的结果导向，都和今天明确的项目分工、组织划配的科研方式不同。因此，在今天会看那段历史，要想从中区别出谁是首功、谁有专利，也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情。但国际上的共识是，屠呦呦首先提出了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方式，因此可以说贡献最大。
焦虑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诺奖都是中国人热衷谈论的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用一本著作的名字而言，叫做“影响的焦虑”——和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实力相比，在诺奖的领域，中国始终缺乏有说服力的重磅创造。即使是莫言的文学奖，也会被认为“文无第一”，所以争论依然，被认为不具可比性。
同样让人焦虑的，是类似鲁迅所言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式的疑问：中国人失掉创造力了吗？失掉想象力了吗？失掉贡献力了吗？
甚至，在屠呦呦获奖时，也会有类似的疑问产生：为什么这么优秀的科学家，居然连院士都不是？这样的人不是院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受到质疑的人可以是院士？我们的体制机制还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吗？
传统的科研、教育体制和今天已经非常不一样。就连诺贝尔奖的设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截然分野的医学和生理学，在诺贝尔奖设置之初也合在一起，被称为“生理学或医学奖”。西方的评奖机制也和中国的有很大不同。在强调个人优先发现的西方评奖和强调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历史研究面前，价值分野也是明显的。
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一个诺奖同样不能证明中国的科研实力已经无可挑剔——毕竟还是几十年前的成果。在新近的技术研发、基础理论方面，中国还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更值得人们焦虑的是现实问题：当下的中国，还有没有那么多学者像当年青蒿素的研究组一样，无论功名、不计报酬，只是为了纯粹的科研目的、而非项目或考核、经济或回报地进行工作？
这才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持续地产生出诺奖级别成果的核心问题。
慈悲
屠呦呦获奖，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国的科学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多年的石头落了地，中国的科研成果也终于获得了国际姗姗来迟的认可。这是对中国的认可，也是对人类事业的认可。
但其实，在岛叔私自的揣测里，对屠呦呦、和当年参加这项研究的众多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试想，如果你是扫地神僧般的功力，你还会在乎自己是否有东邪西毒中神通的名号么？
毕竟，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比起来，无论是荣誉还是奖金，相形之下都可以被忽略不计。在中国，每年因为疟疾死去的人数已经降到了两位数，而在以往这个数字可能是数十万；在非洲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青蒿素同样被视为“神药”，甚至有新生儿的父母就把孩子以青蒿素的商品名命名。
和屠呦呦同时获奖的，还有两位外籍科学家，他们同样因为对蛔虫寄生虫的卓越研究而被表彰。正如2011年拉斯克奖颁奖礼上的评价一样，“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著名生物学家、北大教授饶毅也在评价屠呦呦时说，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谈论屠呦呦，不是为了争论谁的贡献更大，中药是否还有科学意义，中国人是不是配诺奖，而是感怀屠呦呦这一批科学家的科研精神——“我们的事业，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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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四点疑问

2015年10月06日 10:13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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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克奖之后，屠呦呦被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四年之后，她与诺贝尔奖的距离变成了零，不负众望地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人，站上了科学荣誉的巅峰。


原标题：关于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四点疑问
拉斯克奖之后，屠呦呦被称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四年之后，她与诺贝尔奖的距离变成了零，不负众望地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人，站上了科学荣誉的巅峰。
然而，在令国人欢呼雀跃的荣光背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各式各样的疑问，既有关于这次诺奖评选的，也有针对她本人的。
疑问之一：诺奖为什么“复古”？
在屠呦呦之前，一共有过三个与疟疾相关的诺奖，分别是：一、1902年，发现疟疾经由蚊虫传播的英国军医官罗斯(RonaldRoss)；二、1907年，发现疟疾病原体是血液中的疟原虫的莱佛兰（AlphonseLaveran）；三、1948年，发现DDT是灭蚊良药的瑞士化学家穆勒(PaulHermannMüller)。
时至今日，最近的一个有关疟疾的诺奖也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诺奖评选委员会为什么“发思古之幽情”，将奖项颁给寄生虫研究，的确令人感到有些疑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理学研究者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om）记者：屠呦呦的研究完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生命科学飞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值得诺奖表彰的结果还有许多，此次颁奖之前，许多人都猜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将会获奖，没想到最终花落寄生虫研究。这位研究者表示，与其他不少获得科学界认可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相比，寄生虫研究“相对小众”，学术意义也有所不逮。
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有不同看法。张大庆对青蒿素的研发过程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励的是两类成果，“一类对人类知识作出巨大贡献，一类对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诺贝尔奖作为回顾性、总结性的奖项，表彰“对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青蒿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马克思那句名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青蒿素属于改变世界的研究成果”。
张大庆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及北大医学院博士生黎润红合作的《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也高度评价青蒿素，将之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并列，称为“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疑问之二：院士为什么评不上？
屠呦呦获诺奖之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重新发布了一篇源自人民网的旧文《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文中特别提到，“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此文被转发近九千次，引发了网民对“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疑问。
然而，屠呦呦之所以落选院士，除了此文中提到的“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等原因，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
就屠呦呦个人而言，1969年，身为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的她应召加入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并于1971年下半年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从此之后，再无重大研究成果。四十年来，她的代表作，只有一篇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发表于1977年，署名“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和一本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出版于2009年）。
即便如此，据曾与屠呦呦在中医科学院共事的某位知情者透露，从理论上来说，屠呦呦仍然有可能评上两院院士，真正对她起到阻碍作用的，是她在中医科学院内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中医科学院对屠呦呦的研究存在十分迫切的需求，这样一来，在科学话语占据主流地位的医学大环境之下，中医就可以获取一定程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中医科学院对屠呦呦的研究又不得不刻意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屠呦呦的研究无法纳入中医理论体系，为了维护中医的正统性，屠呦呦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化状态，“2011年拿拉斯克奖之前，她基本上是被冷落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拿了拉斯克奖以后，稍微好了一点儿，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不让她经手”。屠呦呦落选院士的遭际，从深层来看，源于这种正当性与正统性的冲突——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
这位知情者提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om）记者，目前中医药领域共有如下两院院士：陈可冀、李连达、程莘农、王永炎、石学敏、吴以岭、张伯礼。这些两院院士的一大特色，是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嫁接，如中医领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陈可冀就是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又如工程院院士程莘农曾长期进行针灸基础理论研究，并主持多个有关针灸的科研项目，编写针灸教材。与这些院士相比，屠呦呦是极其缺乏中医特色的，这也是不少中医药人士共同的看法。
这位知情者感叹道，如果大家不执着于中医“天人合一、辩证论治”的理论话语，换个角度来看屠呦呦的研究，不难发现，她所从事的，其实是中药的科学化研究，或者说植物药的科学化研究。这与中药药理学研究先驱陈克恢的研究工作极为类似：从麻黄这味中药中分离出左旋麻黄，并将之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干草热和其他过敏性疾患。简单来说，这相当于将中药“去特色化”，把其中所蕴含的药理转换成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语言，故而得到了西方医学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条本该是康庄大道的路，现在越走越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中医特殊性的过分强调，以及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过分执着。
疑问之三：青蒿素与中医是什么关系？
这一疑问，可说由来已久，是“中医粉”和“中医黑”长期捉对厮杀的核心议题，而屠呦呦荣获诺奖以后，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正如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微博上所感叹的：“看到屠呦呦教授荣获诺贝尔奖的特大喜讯，非常激动，同时也预感到江湖上一场血雨腥风空前惨烈的超级大撕即将拉开序幕。”
这一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疑问的，也没有争论的必要，正如《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所说的那样，“区分中医理论（ChineseMedicalTheories，CMT）和中药（ChineseMedicines，CM)，而避免使用常见的中医一词（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厘清了概念，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诺奖委员会成员汉斯在面对记者“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的提问时，也特别强调，“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我们是把奖项颁给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
“受传统医学启发”是非常严谨、恰当的表达。张大庆也表示，青蒿素不能说与中药毫无关系，“还是受到了启发，获得了一些灵感的”，但是，它的研发其实遵循的是现代药理学和化学的方法，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取工艺优化-生产工艺的制药流程，“这和我们传统所说的中药不一样，疗效和毒性都是非常明确的，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是说中国人吃了能治疟疾，非洲人吃了就不能治疟疾”。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王家葵教授长期从事中药药理学研究，他从两个方面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解释了青蒿素与中药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植物学方面。中医药典籍记载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名实分离”的问题，也就是说，古人所说的青蒿，其实是一个大类，包含了许多植物。如今我们所说的“青蒿”是不含青蒿素的，倒是“臭蒿”或“黄花蒿”才含有青蒿素。这是受日本植物学家犯下的错误影响。当初日本学者厘定草本植物的拉丁文名称时，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描述，误将青蒿系于Artemisiaapiaceahance之下，又将黄花蒿定名为ArtemisiaannuaLinn。而ArtemisiaannuaLinn，才是含有青蒿素的药物。
其次是化学方面。青蒿素是从黄花蒿中分离得到的一种倍半萜内酯过氧化物，倍半萜内酯的特点是脂溶性较高，这就意味着，传统中药加热煎服的方法，将对青蒿素造成破坏，使其失去治疗作用。但是，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所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倒的确有可能提供成功的线索，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经过加热煎服这一过程。
疑问之四：如何评价屠呦呦的贡献？
这一问题，也恰恰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屠呦呦的争议的核心所在，它所指向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评价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必须明确的是，运用现代药物学方法在中医药典籍中寻找治疗疟疾的良药，屠呦呦之前早有其人，这就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昌绍。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国大批民众迁到四川、云南等地，对西南地区的“瘴疟之气”极不适应，尤其是进入缅甸作战的军队，深受疟疾困扰。当时的东南亚正被日军侵占，全世界九成以上奎宁产地都掌握在日军手中，这导致中国进口奎宁极为困难。张昌绍从中药“截疟七宝饮”中获得灵感，发现中药常山有极好的治疗疟疾的效果，进而从中分离出了常山碱。遗憾的是，常山的抗疟作用虽然强，催吐的副作用也很强，对肝的毒性也很大，最终遭到放弃。
1949年以后，北京、上海、广西的寄生虫研究所都在不断地进行相关的尝试，这些前人的尝试，都为屠呦呦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作好了铺垫。
而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则是时代的特殊性。黎润红、饶毅、张大庆在论文《“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如此写道——
青蒿素的发现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它经历了从“文革”开始前的应急阶段到“文革”开始后的大协作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成果分享阶段；它经历了最开始的军队内部到军民合作再到后来的以民间为主；同时它还经历了从战备任务到常规任务的转变。可以说如果不是战备任务、不是多个部委一直抓(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项工作)、不是在“文革”那样特殊的环境之下，青蒿素的发现可能不会那么早。青蒿素的发现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在各级“523办公室”的有效管理和协调下，北京中药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分别独立地完成青蒿提取物和青蒿素的分离和初步临床试验，如同接力赛一样，而在青蒿素结构测定过程中，有机所从化学角度、生物物理所用X射线单晶衍射的方法，北京中药所从中协调，“523办公室”整体掌控并集合其他单位的设备及人力资源，举全国之力共同协作。各研究单位在青蒿素研发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才保证了青蒿素的发现这一历史性创举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在各地区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工作座谈会上对“523任务大协作”的评价来缩影青蒿素成功发现过程中的协作——思想上目标一致，计划上统一安排，任务上分工合作，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的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青蒿素发现的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

说到团队，毕业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现于上海中医文献馆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胡颖翀则表示，从植物中成功提取药物，比例极其之低，为世人所熟知的案例，如柳树皮中提取阿司匹林、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林、罂粟中提取吗啡，都极其偶然，“从药物化学和植物药学的角度来说，屠呦呦能够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是非常不容易的”，获得诺奖也属理所应当。但是，与她同时代的研究者当中，有几位的贡献“完全不弱于她”，如今在我们向她表示祝贺和感到欣喜的时候，也不应忘记这些研究者的名字。比如，率先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的余亚纲和顾国明。
张大庆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四十年前那种举全国之力地狠抓某项科研任务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这种科研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屠呦呦本人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仍然值得肯定，她也是那个时代的科研工作者的缩影。
当然，无论围绕着屠呦呦的疑问有多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人，她标志着一个石破天惊的开始，和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管季超0712

屠呦呦获奖是幸运，还是遗憾？

刘春文

在一个有众多院士出席的晚会上，鬓发斑白的中国“三无“科学家、2015生物医学诺奖获得者“屠呦呦”拄着枴杖，蹒跚地走上台来就座。主持人开口问道： “您一直在申请院士资格吗？” “是的，一直申请。” “为什么没有当选呢？” “因为诺贝尔奖一直等着我！”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为老人的乐观精神和机智语言喝彩。主持人接着问： “您获得了诺奖，可直接晋级院士，您愿意吗？” “不，我不愿意，因为院士们要活下去！” 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您今年85岁高寿，经常喝牛奶吗？” “不，我不喝牛奶。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台下更是哄堂大笑。 主持人最后说：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老人答道：“别客气，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 台下哄堂大笑声、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全场暴棚！

                       —— 网传QQ版屠呦呦获诺奖感言

鬓发斑白的屠呦呦的QQ版获诺奖感言，连用三个“要活下去”，幽默辛辣，直击要害。是桥段也好，言语间依旧秉承其率直真诚的性格，是无助之后的无奈，还是绝望之后的感慨，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这两天，“屠呦呦”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总理发来贺信，新闻联播大篇幅报道，各路媒体连夜赶往采访，让这位此前并不为众人熟知的科学家登上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头条，甚至连她的故居也被保护了起来。其实她的成就早已摆在那里，假如她这次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媒体会关注到她吗？她的故居会有人“关照”吗？

  想起此前莫言的获奖，此前他的作品放在书店里，每天的销量是多少？获奖之后，书店的销售额又是多少？是书籍成就了莫言，还是“诺奖”捧红了莫言？中国缘何这样？为什么文学也好，医学也罢，一定要等世界来挖掘。为何身边的研究的股权却大多掌控在外国人手中？中国人会研究，然而知识产权有人将其最大产业化了吗？如果不懂的保护人才，不懂的保护其成果的评价制度，那么当红的又是哪些人呢？

  我们权却不去追问评价制度是否合理，但仅仅因为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这是否意味着说真话，率直的人就一定要吃亏？看来这个社会，有时会研究的远不如那些会做人的。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这样看来，院士代表的是特权、是利益，就必然可能让学术让路。

  放眼现实，这样的悲剧还不是日日在上演，各地评个业务先进，评个什么头衔，首先要有一大堆，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德育方面的综合先进，否则就是思想不够进步。殊不知，得到这类荣誉要有指标分配，还有领导的信任，否则这帽子轮不到你戴。而这些先进得来又是多么简单，只要美其名曰民意检测通过即可，既不要整理材料，也不用业绩考评，而有了这个先进，其他一切则顺风顺水。然而扪心自问，有多少先进真的是你品德优秀，业务精干得来的？你到底超越别人多少？多少单位，多少人默默苦干，却因个性率直，一辈子与先进无缘。是其不够先进？非也！最大的一点，是其不肯做一个没有棱角的“圆”，因而碰得头破血流。其实每个领域，尤其是涉及创新成果之类的荣誉，要充分关注科研者研究领域的贡献程度，少牵涉与研究领域无关的条条框框，否则像居里夫人、霍金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产生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张爱玲等这样的文学家，因为他们的私生活或多或少有问题。

　　做创新，做研究，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要沉得下心来。而要精通社会学却截然相反，浮躁功利，立竿见影，然后精于后者的成功的事例却比比皆是，前者落寞的也绝非个别。

  是这个社会太浮躁，还是我们本身太功利？屠呦呦获奖是幸运，还是遗憾？这确实是我们要真正反思的地方。

                                                                         2015.10.7中午

管季超0712

刘敦楼：屠呦呦荣获诺奖的中国意义

作者:刘敦楼

诺奖虽然不能代表全部，但它毕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因此，诺奖向来还是被世人所看重。

　　个人荣获年度诺贝尔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在东方的日本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发生在本土内地中国科学家身上现时还是件了不起的事。屠呦呦荣获2015年度医学诺奖具有不同凡响的中国意义。
　　这是本土内地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实现了多少代中国科学家的“诺奖梦”。诺奖虽然不能代表全部，但它毕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因此，诺奖向来还是被世人所看重。
　　旧中国积贫积弱 ，其社会、经济和教育与科技发展水平极为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诺奖水平级自然科学家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因为后来他们接受的是欧美研究生教育，在欧美发达的科技环境里成长，才成就了他们的诺奖地位。
　　新中国建国六十六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成就曾出现过冲击诺奖，并有希望拿诺奖的机会。1965年我国科学家完成了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类生物活性物质。只就该成果的意义来说，当时我国的相关科研人员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对同一成果获奖人数有要求，可以由最主要的人员荣获该届诺贝尔奖，但当时的领导和“集体攻关”的“战友们”认为这一成果是集体共同努力取得的，不能由那个人独享。在那个突出“集体主义”、个人争做“无名英雄”的年代，是不可能把这个世界级水平的科研成果算作其中少数人的。我国科学家最终与该届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诺奖的获得是需要时间的，诺奖级科研成果的形成离不开科技成果的长期积累与创新。自诺奖诞生以来，为何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涌现了那么多诺奖获得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在西方较早兴起，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西方的教育体制和科技发展管理体制较有利自然科学创新人才的培育与涌现。诺奖级自然科学成果离不开前人研究的阶梯，离不开历史发展不同时期优秀人才、杰出人才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基因”的传承，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淀。
　　新中国建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和设施条件极为薄弱，后又经历“十年动乱”，自然科学研究在这期间基本停止。长期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基本上走的是模仿别人的路子，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当少。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认识到原创成果的重要及其对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极大影响，才自觉地把创新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由此可见，我国培养诺奖级世界一流人才所依赖的基础是相当薄弱，自然科学研究与创新积累所需的时间还比较短。充分认识到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性，集中精力抓自然科学发展也只有三十年多年的时间，在这样较短的时间内就企望出现诺奖级世界一流人才，那是不大可能的事。 近几年，有不少人埋怨若大一个中国为什么难有人获诺奖，分析了许多原因，被指责得最多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出了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时间与积累问题。莫言、屠呦呦获诺奖可以说已开启了中国人获诺奖的时代。今后十到十五年，中国科学家将有一到二人获诺奖。像当今日本那样常有获诺奖的可能还需要三十年左右，像当今美国人那样几乎每年都有科学家获诺奖可能还需要五十年到六十年的时间。
　　屠呦呦其实是一位中医医药研究科学家。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也是我中华民族医学研究的优势。首先是中医医药学研究科学家获诺奖同样说明获诺奖需要时间与积累。相比之下物理、化学、现代医学与生物、现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我们本来创新研究的底子就比较薄，创新成果积累也较少，在这些领域出现诺奖获得者还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
　　用西方人的话来讲，屠呦呦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诺奖级人才。前文提到的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研究和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体制特点，即所谓“协同作战”、“集体攻关”，少数优秀科技工作者发挥了不小作用，但总的来看是多方面合作和集体攻关的结果。获奖后，屠呦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一点：这是集体的力量，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屠呦呦能够荣获诺奖，也算是吸取了牛结晶胰岛素的合成研究成果与诺奖失之交臂的教训。“共同努力”、“集体攻关”，也不能无视少数科学家在其中的关键或主导作用。诺奖评委会果断而有据的把2015年年度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从某种意义上讲使中国避免了再一次与诺奖失之交臂的机会。由于我们的科研体制与西方的科研体制有许多不同，有许多重大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攻关项目和科学技术研究攻关项目离不开集体攻关，相关方协同作战，通过这种方式攻关一经形成世界级或诺奖级科研成果，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实事求是的宣传少数优秀科学家在其中的关键或主导作用的。
　　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既无留洋经历、又无博士学位，也无院士头衔。这位“三无”科学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世界医学界的共认与肯定。2011年她被授予在国际医学界仅次于诺奖的拉斯克奖。今年又被授予诺奖。她几次申请，并多次被提名，但就是过不了院士评审终评这道关。我国的院士评审标准与条件、院士评选机制与流程可能还存在不少弊端与问题。在国内难以评上院士的屠呦呦而在国际上先后荣获拉斯克奖和更高层次的诺奖，这对我国院士评选制度与运行机制改革应有更深层的促动。
　　屠呦呦今年85岁，从事科研工作四十多年她主要做一件事：攻克有效医治疟疾难关，为人类健康造福。她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没有著作等身，主要著作也仅是：《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也没有多少篇论文在什么高级别或世界级杂志上发表，在国内相关刊物上发表或在相关学术会议上交流的学术论文大都是以“研究协作组”或和多人合作发表的。屠呦呦的成功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位科技工作者深思吗?研究与探索自然科学的领域不在广而在精与准，选择一项具有深刻和深远意义的项目攻关，始志不移的探索，定会前途无限，走在某一领域的前列;科研成果也是不在多，关键是原创的和高质量，不仅要形成理论成果，还要看实际运用的成效。有许多科学家仅是一两篇高质量的论文或是对某一原理的重大发现或取得某一项重大的科技创新，就足以压倒群儒，雄视天下，奠定了在世界科学界的“江湖位置”。

管季超0712

赵丹阳：屠呦呦荣获诺奖所引发的四大话题

作者:赵丹阳

医学界那些“贵西贬中”的谬论应该销声匿迹了！

　　据中新网10月5日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大村智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随后，大家纷纷把“屠呦呦”——这个“首位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当作“楔子”，引发了层出不穷的话题，观其论调，有作为华夏子孙的欢欣鼓舞、自豪激越之词，也不乏心忧当下、针砭时弊的药石之言。鉴于内容庞杂，良莠混同，笔者仅择其精华，归纳四点：一，国际社会与本土专家应审慎的对“中医”理论重新定位，抛却以往“贵西贬中”的谬论;二，对人民大众在毛泽东时期所创造的瞩目成就要客观评价，不能一笔抹杀;三，中国的院士制度不能长期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四，要认清“诺贝尔奖”内在的阶级属性，警惕国内主流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把“诺贝尔奖”当作衡量一切领域内的风向标。
　　一，国际社会与本土专家应审慎的对“中医”理论重新定位，抛却以往“贵西贬中”的谬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学术体系，以西释中，基本的语言范式是“中A是西B”或“中A不是西B”。①
　　这种盲目崇洋，自我阉割之态甚至在中医领域内也不例外。诸如近代不少声名卓著的杏林高手就曾大言不惭道：“中医的‘四诊’不如西方的“科学手段”，中医的‘八法’不符合西方的‘量化标准’，应予以摒弃!”仿佛只有西医才能药到病除，中医只会隔靴搔痒一样!
　　在此种论调的蛊惑下，众多医生纷纷放弃本业，浸淫西学，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遂致华佗良方、扁鹊奇技不复再现。
　　据实而论，西医以解剖学实证为基础，研究人体患病的状况，以现代物理、生物、化学知识，解读认知人体内的种种现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伤害)为主要治疗手段，微观操作步骤明确、清楚，确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中医去芜存菁的加以吸收。
　　但不容置喙的是，它对不能明确显示现有生理指标异常的疾病，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对很多所谓疑难杂症，无法明确诊断，更无法治疗。对一些虽能显示生理指标异常、但尚不明其产生原因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更是常常束手无策。
　　这一切的症结，都源于西医理论在对整个人体的宏观把控与描述上，存在巨大缺陷，患者在他们眼中从来都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而是一堆零散的部件。所以他们之于病灶，从来也不想着“调其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促其自愈，而是动辄施以刀圭，非要剖腹破肚不可。要么就是使用副作用极大的化学类药物，让人在“康复”之后，埋下凶烈的隐忧。
　　中医则大为不同，它讲求“从象测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而且对于病人，常以濡养元气的手法，促使其津液在体内发挥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等巨大作用。尤为难得的是，中医在用药方面从不千篇一律，而是遵从“适变”的原则，灵活运用。那正是：天地养兵久，临症岐伯魂，笔下奔万马，壶中涌千军。
　　首先，中医藏象理论确立的重要原则就是“因变以正名”，联系《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上下文，可知这里的“变”是阴阳之变，然后是五色、五味之变，进而通于脏腑功能之变;这里的“名”指阴阳、五色、五味、脏腑诸象之名;这里的“因”，是应因、静因之意，所因者，变也;这里的“正”是使名实相符，名副其实。我们看到，藏象理论是描述动态诸象之间的关系——“因变以正名”，可谓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引岐伯与黄帝对话说：“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大意：黄帝说：好。我听说由于天地之气的和合而有万物的形体，又由于其变化多端以至万物形态差异而定有不同的名称。天地的气运，阴阳的变化，它们对于万物的生成，就其作用而言，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听你讲一讲吗?岐伯说：问的实在详细呀!天及其广阔，不可测度，地极其博大，也很难计量，像您这样伟大的圣主既然发问，就请让我陈述一下其中的道理吧。草木显现五色，而五色的变化，是看也看不尽的;草木产生五味，而五味的醇美，是尝也尝不完的。人们对色味的嗜欲不同，而各色味是分别与五脏相通的。天供给人们以五气，地供给人们以五味。五气由鼻吸入，贮藏于心肺，其气上升，使面部五色明润，声音洪亮。五味入于口中，贮藏于肠胃，经消化吸收，五味精微内注五脏以养五脏之气，脏气和谐而保有生化机能，津液随之生成，神气也就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
　　同时，“因变以正名”还体现在辨证施治这一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之中。为什么要辨证施治呢?就是人体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同一种病，在不同病人身上、在不同病程、不同季节都可能有不同的变，施治方法当然也不可能全同，甚至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才真正达到了“因变以正名”。西医的理论架构是静态的，不讲“因变”，总是想找到病与治之间的机械对应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医自有其高明之处②。
　　而今，屠呦呦的一鸣惊人，再次明证了中医的奇伟——远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伎俩可以相提并论!

管季超0712

在面临记者的采访时，屠呦呦更是无比坦率的承认，在她攻坚克难、踌躇未决之际，给予其帮助和指导的，并非什么“希波克拉底”式理论，而是《补缺肘后方》中的一句话。　　其实，我国对于青蒿素的使用，早有佐证，史料频见，又岂仅是一本书而已?!《温病条辨》“青蒿鳖甲汤”一篇中便说：“治少阳疟疾，暮热早凉，汗解渴饮，脉左弦，偏于热重者：青蒿三钱，知母二钱，桑叶二钱，鳖甲五钱，丹皮二钱，花粉二钱。水五杯，煮取二杯。疟来前，分二次温服。”
　　与此互证的，还有《纲目》、《仁存堂经验方》、《重庆堂随笔》等等，不胜枚举。
　　恰如屠呦呦自己所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事实胜于雄辩!我想医学界那些“贵西贬中”的谬论应该销声匿迹了!
　　二，对人民大众在毛泽东时期所创造的瞩目成就要客观评价，不能一笔抹杀。
　　屠呦呦突出贡献是发现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毫不客气的说，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古语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屠呦呦的这项工作实际是毛主席在位期间进行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时越南正在抵抗美国的入侵，但在越南的热带丛林，流行疟疾，加上当时侵入人体的疟原虫对疟疾特效药喹啉产生抗药性，从而对越美两国士兵带来的灾难，以至于大量士兵死亡来自疟疾。当时美国政府集中了美国大批优秀科学家们，寻找和开发一种新的治理疟疾的特效药。越南人就没有这个条件了，美国的飞机天天在越南各地轰炸，越南人朝不保夕，连一块安全的地方都找不到，也就只好请求中国人帮忙了。
　　那时正是精英们所谓的“十年动乱时期”，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那时老百姓都穷困潦倒，很多知识分子性命难保，活下来的也是贱如牛马，哪能有所作为?现在公知还经常告诫大家，那是一场浩劫，它使中国各个领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倒退。奇怪的是，在这个“濒临崩溃”的日子里，科技工作者们拿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所谓“朝不虑夕”的生活，却发现了青藁素。
　　反倒是1980年之后，社会舆论一片欢呼雀跃，说什么“科学的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也都进入了领导阶层了，待遇在各方面都大幅度提高了”，科学家们也都被感动的五体投地了。电台上更是经常报道，说科学家们遇到一个百年不遇的好时代。不过，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大家却不得不尴尬的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什么中国科技工作者再也没有重要成果了?类似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吴征镒、华罗庚式的人物，为何藏身隐形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掌握“国之重器”的大佬们开始忘却“为人民服务”的教诲，开始笃信“利益至上”了。他们开始公开宣称“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并把鲁褒《钱神论》中的言语当作了市场文化和终身信条。
　　当然，肉食者们也挣了很多钱，光美元就存了3万多亿，其数量之大，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如果他们将这3万多亿都拿到自己手里，世界上流通的所有美元给他们都不够，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其实不到3万亿。
　　象研制青藁素这件事，如果是现在的权贵们决策，肯定是不干的，我们给越南人研制青藁素，越南人有美元买吗?再说强大的美国人都快要占领越南了，这些越南人是死是活都是未可知的事情。我们研制青藁素，那不是花钱打水漂吗?坚决不干。现在精英们拿着青藁素这项技术，也是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用来赚美元了，搞得中国的老百姓没钱就别想用，从而导致死亡率年年上升，更不用说给越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屁民了③。
　　自此而后，再没什么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运十大型客机”之类的“轰动”项目，一切研发方向，都必须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标准，科学家们都无事可干了，只能在实验室里尸居余气了，有些人不甘寂寞，甚至带头干起了“论文代发”的买卖，把“学术”也当成生意来做!
　　我们要明白，现今那些习惯“立场先行”的文人墨客，之所以不遗余力的对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中国摸黑泼污，骂的一无是处，对自由化泛滥无忌的八九十年代推崇备至，夸得尽善尽美，并非他们心中真的不知道这两个时期的优劣得所，而是他们害怕通过对比，令主席他老人家的“雄谋妙算”和“不朽勋绩”在历史长河与人民群众的检验中得以证实，从而让自己在“经济转型期”所谋取来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三，中国的院士制度不能长期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
　　我们在形容风流才俊慨然得志之时，总爱使用杨万里的一句诗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然而，在浩瀚冗长的科研生涯中，屠呦呦却并非初露峥嵘!她的才华早有展现。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就凭借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个奖号称医学界的诺贝尔奖。然而就是在当年进行的院士评选中，屠呦呦再次落选，在舆论界引发了“院士评选机制”的大讨论。这次如没意外的话，这个话题必然又要被推上风口浪尖。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过杰出贡献却没有获评院士的确大有人在。比如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侯振挺：
　　侯振挺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获得1978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戴维逊奖,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数学家。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侯氏定理”。中国数学家能够获得世界性大奖的，没有几个。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几次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都不能够获选，原因很简单，侯振挺在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与北京的这些数学家没有交情。中国科学院的数学院士都出自北大及中科院，不是与这两家有血缘关系的，即使在国际上名声再响，也是水平不够的。这两年推荐名单中已经不见候教授的名字，看来已经是心灰意冷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