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今：别一种风范——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管季超0712

卢今：别一种风范——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 卢今  

　　 　　一

　　 对于梁实秋来说，1940年是他文学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是年，他应《星期评论》主编之约，在该刊开辟了《雅舍小品》栏目，将中断了多年的散文创作重新拾了起来。“雅舍”是1939-1946年他在重庆郊区北碚主湾十号住所的名称，这所简陋的平房共六间，他与友人合住，居两室。据他的长女梁文茜说，《雅舍小品》“风行全世界，先后印出有三百多版了”，国内外读者至今仍有远道来访“雅舍”的。①《雅舍小品》的栏目曾因《星期评论》停刊又移至《世纪评论》，前后所作计三十四篇。他到台湾所写的散文有近二十本，继续以“雅舍”名之者有《雅舍小品》的二集、三集、四集和合集，还有《雅舍散文》、《雅舍杂文》和《雅舍谈吃》等。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确是从《雅舍小品》才开始焕发出光彩来的。其后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终至成为大家。他从1923年就开始写作散文，1927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不过佳构无多，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而在《雅舍小品》中，韵味十足的篇章却比比皆是，且与其它作家的散文风格、情调迥然相异，别具一种风范。这部不同凡响的集子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席地位不是偶然的。

　　 不过，《雅舍小品》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誉，并不是在它发表的当时。其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人们对它鲜有雅兴。《雅舍小品》的核心精神是享受生活、珍惜人生，兼以描摹形形色色的世相与人性，在人们的连生活都不安定的年月里，有多少人有心思来听这种侈谈？它是到了生活安定的经济发展时期才行时起来的。它在台湾广受欢迎，始于五十年代，其时，由于当局的策动，岛上反共文学甚嚣尘上，此类作品怎能称为艺术？再就是为了商业利益而炮制的低俗之作泛滥，以迎合一些低层次的市民的口胃，这路货色哪有什么审美价值？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又基本上被当局所禁，在这种情况下，格调高雅、切入人生的《雅舍小品》的面世（该书于1947年编定，因战事未能印行，1949年底才由台北正中书局推出）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散文而言，达到“雅舍”系列境界的毕竟还是寥寥，而此时梁实秋已文名甚盛，在台湾被尊为一代宗师，他的各种散文集的艺术品位都相当高，持续畅销不衰也就势在必然。大陆的读者重新接触到久违了的梁实秋散文，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自新中国建立直至七十年代末，闲适一路的小品在大陆几近绝迹，人们读到的作品几乎都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教训意味甚浓。进入八十年代，赏心悦目的小品篇章才渐渐多起来，不过似乎还没有谁被公认为大家。尘封甚久的周作人散文开始重印，但这位苦茶老人的作品，其味甚苦，喜好这种苦味的人毕竟有限，而更多的读者更偏爱梁实秋：因为他既执著人生，处世态度悠然洒脱，文品又高雅幽默，而充盈在他作品中的那种珍惜有限人生、随缘享受生活的精神特点也颇合时尚。梁实秋的名字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梁实秋起笔写《雅舍小品》时已步入中年。其时他的情况恰如在《中年》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此时的他已经“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过他的人生态度确实洒脱、豁达，他接着写道：由于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与认识，应去“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梁实秋作于四十年代的许多散文，都表露了他既注重于为社会作事，又随缘享受尘世生活情趣的心迹。

　　 在他的人生路上，确实有过不少坎坷。写作《雅舍》之前，梁实秋已以保守的新月派批评家身份而在文坛上广为人知。他的批评观源自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白璧德在文学观上崇尚古典主义，对古典主义以降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一概持否定态度；他在人性问题上则强调它是二元的：“那即是说，人性包括着欲念和理智。这二者虽然不一定是冰炭不相容，至少是相互牵制的”，并称二者的冲突为“窟穴里的内战。”②梁实秋亦复如此。他以古典主义为标准，指责“五四”新文学“就整个来说，是一场浪漫的混乱。”③在他看来，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是浪漫主义的，仅此一点，立论就站不住脚。1927-1930年间，他又以人性来否定阶级性，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鲁迅等左翼文学家进行论争，在这场“阶级性与人性”的大辩论中他也很明显地处于劣势。

　　 梁实秋晚年曾云：“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④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事实上他和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的薰陶，他正是出于“兼济天下”的目的，感时忧国地投身于一系列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白璧德与梁实秋都曾经说过，西方新人文主义的二元人性论与中国儒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其“以理制欲”的观念，简直如出一辙，无怪乎林语堂要说，白璧德的学说“颇似宋朝的性理哲学，……白璧德极佩服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师孔丘，而孔丘的门徒也极佩服白璧德。”⑤儒家文学观中的“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也与西方古典主义相一致。文学论争中的实际上败阵可能对梁实秋人生观的影响并不算大；而政治上的一系列受挫，却使他愈来愈向老庄靠拢。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这位留美归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对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35年11月他在《自由评论》创刊号公开著文指责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算旧账与开新张》）；1936年1月，他又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政府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的不抵抗主义愤言道：“……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制，我敢断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宪法上的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梁实秋向当局进言的目的，是为了促其改进施政，并无反对这个政权的意思，他是个“好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治民主政府是他那时的理想。芦沟桥事变后，他因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而仓促离开北平，一度四处漂泊，报国无门。到重庆后却耳闻目睹了许多官场丑闻，权贵显要为争权夺利和发国难财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他名为战时国民参政会成员对国政却无从干预，反倒屡遭政客的愚弄，他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十分不满，没想到随参政会慰问团到前线时，却目睹有些国民党将领在前方也“紧吃”挥霍，还飞扬拔扈如同军阀，而“乡下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尤令他心惊⑥。世事的纷乱，理想的幻灭，官场劣迹的骇人耳目，凡此种种，使梁实秋深觉人生无常、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奈。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在沧桑感与幻灭感的驱动下，他在处世态度上转向了独善其身，从此力避介入现实政治，并在相当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于老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自谋心境的平和乃至淡泊无为。

　　 梁实秋的“无为”仅限于政治方面。他对政治现实是失望了，定居台湾后亦复如此。1987年春，他在反顾自己赴台后的生活与创作时曾直言自己的心境：“避地海曲，万念俱灰。”⑦但他毕竟热爱生活，因而在改善世态人心方面，仍是抱积极态度的。

　　 自《雅舍小品》开始的梁实秋散文，其创作特色有几点是很突出的：他的不少作品有着分明的民族意识，表现着他的爱国情怀；到晚年，时常表现为强烈的家国之恋。此其一。第二，与此相联系，这位有绅士之风的作家，常常以调侃、幽默的笔调来针砭时弊。第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注重追求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努力为社会做事，也来自于淡泊名利，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处世态度。第四，他关注人性、表现人性，并倾注心力于人性的抑恶扬善。

　　 　　二

　　 梁实秋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在民族矛盾骤然尖锐化的1937年，他被日寇侦缉队列入黑名单，无疑是他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所致；1940年1月，他随国民参政会赴前线慰问将士；应救亡急需，他主持过战时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参与编写“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打击日寇为主旨”的鼓词、相声等通俗文艺作品，所费精力也不少。他在年迈体力衰弱之后，因在台湾无膝下照料，女儿文蔷请他们到美国定居，他申请的是长期居留，而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别人问起缘由，他说：“入美国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⑧

　　 读梁实秋的散文，无论是怀人篇章，还是状物写景之作，我们都常常被他那动情的爱国情思所感染。

　　 在《记张自忠将军》中，梁实秋以自己在前线的亲历体验，生动地描述了抗日名将张自忠怎样一心为抗战而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作品对张将军亲自督阵渡越襄河作战等也有描述，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一心为抗战、严于自律的精神境界，设在茅茨土屋里的司令部“四壁萧然，简单到令人不相信其中有人居住的程度。”只因为来巡视的国民参政会视察慰问团规格高，张将军才以“最大的排场”来加以款待，而他这“最大的排场”不过是豆腐青菜、青菜豆腐。作者对比出发以来一路的“到处大嚼”，抒写感受道：这才是“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时其地，则须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作者的感叹中分明地包蕴着对爱国将领的敬意和对民族兴亡的忧思。

　　 出现在梁实秋的散文中的人物，有许多是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张自忠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将领；他也有不少作品，所描述的是平凡的布衣百姓，如《唐人自何处来》，他让我们结识了一位普通的华侨老人。梁实秋二十二岁时与同学一起赴美留学。抵达西雅图之后，多数人立即东行，剩下的几人不觉有“一股凄凉之感”。不多时这几个人也上了火车。途中因在夏安下车就餐，梁实秋与那位开餐馆的老华侨偶然相遇了。他是广东台山人，不会说国语，却又不肯用英语与同胞交谈，便用纸笔来交流感情。笔谈之后他说了一句带方言的话：“统统是唐人呀！”餐后他不仅不肯收费，还馈赠了小礼品。文末作者抒写感受：这位老人为什么待我们这么情意殷切呢？大约是因为他久未在异域看到自己的同胞了，“我们的出现点燃了他的同胞之爱。”这份同胞之爱真诚而可贵，使本来被“凄凉之感”所袭的“我”顿感温暖。且在几十年后，仍不能忘记曾作“简短笔谈的那位唐人”。这“同胞之爱”，也正是一种民族感情。

　　 《忆青岛》、《北平的街道》、《观光》诸篇以状物写景为主。梁实秋在青岛生活过四年，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很是留恋。青岛曾被殖民主义者占领过，他在提到那座“有俯瞰全市傲观群山之势”的前德国总督府时写道：“反正这座建筑物，尽管相当雄伟，不给人以愉快的印象，因为它带给我们耻辱的回忆。”在写北平的街道时，他对古城的民风着意地写了这么一笔：那些提着笼子驾着鸟的“地道的北平人”，对马路格外平整、清洁的洋人租界，几乎都抱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不肯踱进那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在似乎平静的叙述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民族自尊心强烈的“地道的北平人”的敬佩之情。《观光》抒写他在台北接待外国友人来此旅游而触发的感慨。面对那些对我们的落后事物抱着浓厚猎奇兴趣的外国旅游者，他十分反感。《西雅图杂记》中有一篇《豆腐干风波》，文中提到有位美国人在一本讲各地风俗习惯的著作中意信口开河：“他说中国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鸟舌汤，炸狼肉”。梁实秋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揶揄道：“海外奇谈这样离谱，我只好自惭孤陋寡闻了。”这些地方也同样表现着他的民族自尊心。

晚年的梁实秋，由于思乡情甚炽，写下了一系列怀念故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以“谈吃”为名目。《火腿》是其中的一篇。他回忆了往昔在大陆时与友人同食火腿的况味后，末了写自己在台湾有幸得到了一只虽瘦小坚硬但却是来自金华的真品（其时两岸尚未开放“三通”），妻子将其携往店铺，请相熟的老板劈开。那老板在将它“劈成两截”后不觉发出了喜悦的惊叫：“数十年不闻此味矣！”并“嗅了又嗅不忍释手”。这些描写传神、动人地展现了台湾百姓的怀乡之情。梁实秋夫妇将火腿的蹄爪送给他，他喜出望外，“说回家去要好好炖一锅汤吃。”这位老板怀乡甚殷的心情，引起了梁实秋深深的共鸣。梁实秋并非浙人，却称金华火腿为“家乡肉”，他借渲染老板的乡思，实际上正突出地表现着自己的家国之恋。

　　 　　三

　　 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外颇多。不过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想法，他只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不断地有所改良。

　　 他最看不惯的是官场。在《握手》中，他描写了种种握手的场面，其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他以厌恶的情绪描绘了那种“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握手的姿态：这种人“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即使你主动伸出手，“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让人没趣。凡官场人物的形形色色，梁实秋历来憎恶有加，对那种自称“公仆”者流，借握手这样一个小题目，他也毫不客气地奚落一通。在《脸谱》中，他称做官的人是“误入仕途”。并说这种人的脸是“卷帘”脸：“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这种人对下司道貌岸然，往往面无表情，“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有时他却把“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几尺”；可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他挖苦说，这种善变的脸是官场上傲下媚上的必备工具。社会环境污浊，官场尤然。从梁实秋对官场人物握手姿势和脸面善变的描写中，读者对仕途中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恐怕都会产生一种反感的情绪。

　　 《送礼》描述的是梁实秋在台北亲历过的一件事：政府机关某局的梁先生与他住在同一条街上，送礼者只知其姓不知其名，于是屡屡把本欲送至彼“梁寓”之礼品误送达此“梁寓”。被诘问时，他说“我们行里的事要不是梁先生在局里替我们作主，那是不得了的。”原来这是在台湾社会很普通的行贿事例中的一桩。作者揶揄道：“猪喟肥了没有不宰的。”剔肤见骨地揭露了送礼者有着不可告人的图谋。这篇小品，作者是从原始人狩猎归来将猎物分赠众人起笔的，那时的赠礼者与收受者，双方都十分光明磊落，与当今的行贿受贿者的鬼鬼祟祟、心怀鬼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借这样的对比来否定“人心不古”的当今世风。

　　 梁实秋对时弊的针砭从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而且每每漾出新意，由于得体而幽默，人们读之，不觉会时而会心地一笑，乃至忍俊不禁。他的幽默常常包含着讽刺。不过，即使是讽刺，在针对一般世风时，在态度上也与针对官场的那些篇章有所不同。官场太污浊，离他所希望的“好政府”相去太远，他时常投去蔑视的一瞥，用语也不免刻薄；而在对其他世相进行针砭时，总是比较委婉、温和，表现出一种绅士之风。

　　 在《汽车》中，他对势利的世风多有潮讪，对那种以是否拥有汽车来划分等级的社会现象他很不以为然。在讲到了许多女子以对方是否拥有汽车作为择偶的基本条件时，他写道：“为了汽车而牺牲其他条件，也是值得的交易。……至于婚姻的对方是怎样的一块材料，那是次要的事，一个丈夫顶多重到二百膀，一辆汽车可以重到一吨，小疵大醇，轻重若判。”出语谐趣，分明有弦外之音。对那些在婚姻条件问题上本末倒置的女子，是善意的告诫。《谦让》从宴会上的让座之风写起，宾客们每遇到这种场合谁也不肯坐首席，以示谦让；接着他调转笔头去写长途公共汽车站，在那里，只见人们“杀进杀出”，如果售票处没有栅栏，秩序就不堪设想。在强烈的对比中，梁实秋说他有所“发现”：人们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来确定是否谦让的。出席宴会，坐在末席上其实“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嘴”，不妨谦让；而长途汽车站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一谦让就没有好座位甚至无座位了。那种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带有虚伪性质的“谦让”一经他道破，确有点振聋发聩。幽默的行文中，蕴含着他对建立真正谦让美德的社会文明的期盼。《钟》因有感于台北市政府“重阳敬老”赠送每位年老市民“时钟一具”遭到诸多非议而作。非议者的理由是“钟”与“终”同音。而市政府并不以科学道理进行疏导，却可笑地否认它是“钟”，改以“计时器”名之。这触发作者想起了种种弥漫于社会的迷信现象并委婉地加以嘲讽：如有人不许孩子在麻将桌旁读书（“书”与“输”同音），虽然读书是好事；又说起有位熟人家道富有，门上贴“一个特大号的倒佳着的福字”（“倒”与“到”同音），不想时过不久，“这位福人驾鹤而去了！”文中还举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辅以幽默的评说，妙趣横生。作者对迷信风气的针砭，尽包孕于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了，读者是不难领悟到的。

　　 　　四

　　 读梁实秋的散文，我们时常为他淡泊名利、达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注重的是精神愉悦。在怀人之作《悼齐如山先生》一文中，他在回顾往事后这样抒写道：“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关于第二点，梁实秋作了一些阐述：“齐老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对于人生有一份极深挚的爱”；“齐先生心胸开阔，了无执着，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还进一步解释了齐如山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其实梁实秋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所谓“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就是在生活中，不仅作为一个生活者，而且能超脱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借以丰富自己的精神、情趣，从中获得心境上的愉悦。梁实秋的许多散文，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的特点，从他对外界事物或自身经历的叙述、抒写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

　　 《雅舍》这篇小品写作者自己国难时期的陋屋。他在这座地处僻远、“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住所里日子过得很愉快，虽说此处有“聚蚊成雷”之类的现象，他也善于自我化解：“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何况明夏“谁知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这里透出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飘零感，同时显示着他那随遇而安的达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国难期间，应该说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需知当时有多少苦难同胞流离失所！比之那些舒舒服服地在琼楼玉宇里享福的达官显贵，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大学教授的梁实秋，他能如此安贫乐道，尤显可贵。但梁实秋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并不虚度时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文中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他的日子过得自在而有相当的价值。四川多雨。雨既然来了，他坦然相对。文中写道：“滂沱大雨时，屋顶湿印到处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笔下颇有诗意。对“聚雷成阵”之类现象安之若素，又视屋顶灰泥崩裂“如奇葩初绽”，并饶有兴致地品味个中酸甜苦辣，不正说明着他超然地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以洒脱、欣赏的态度来看待身旁发生的种种事态吗！作者在个人困顿中确乎表现得十分豁达，但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表露出忧国忧民的心绪，毕竟不大合乎世情（何况他的个人困苦正因国难所致）。梁实秋写于抗战时期的小品，几乎全然如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梁实秋说，“雅舍”虽是陋屋，却“自有它的个性。”《雅舍》作者也是自有个性的。在“雅舍”居住期间，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目叫《穷》的散文颇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个性的了解。文中说，人在穷时尤不可志短；结尾则云：“典型的穷人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不改其乐”。接着他引了孔子的话：“饮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话出自《论语》，紧跟着还有两句他没有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来他在一首赠作家琦君的《金缕曲》中加以点化：“富与贵，浮云耳。”重义轻利、穷而不改其乐正是梁实秋个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他享受生活而又不逾矩。鉴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已成泡影，政治现实令他十分失望，生活在污浊社会里的梁实秋为了摆脱烦恼而疏离政治，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其消极的一面是无可讳言的，但他藐视权贵，不为名缰利索所绊毕竟还是可贵的；而追求不逾矩的怡然恬适的人世情趣，又何尝不是对滚滚红尘中那种为谋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尔虞我诈的世风的一种反拨。

　　 梁实秋有种说法：“一切只要随缘”，那就“自有它的情趣”（《散步》）；在《快乐》中他则说：“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又说唯“心无挂碍”方能快乐。因而他工作时专心致志地工作，享受生活乐趣时也心不旁鹜。接着他抒写切身体会道：“在工作过程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那一份‘如愿以偿’的快乐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他的生活乐趣范围极广，散步、随缘观景、欣赏尘世中人生的形形色色，无不包罗在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样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偶尔遇到一张笑容可掬的脸，能不令人快乐半天？”在他看来，人世间到处都能享受到生活乐趣。这是内心湛然的梁实秋的一种人生体味。

　　 梁实秋既然视工作的大功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么他的生活乐趣确实多多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努力是他著作等身、卓然成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十分欣赏曾国藩的一句格言：“作人从早起起。”他年老时写过一篇《早起》，文中忆起青年时代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情形：“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廓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梁实秋写作《中年》时自己适逢中年，他直抒胸臆道：“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并颇为豪迈地说：唯有“中年才能担得起大出轴子戏，只因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他借抒写自己的感受所表现的这种人生精神，至今仍值得称道。

　　 　　五

　　 在人性论方面，梁实秋前后期的见解保持了明显的一致性。1928年他在《新月》杂志著文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与革命》）。⑨在台湾他写过一篇长文：《文学讲话》⑩，他在该文中仍坚持“文学是人性的描写”的主张，又说，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他还重申几十年前表述过的观点：“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人性的探讨与写照，便是文学的领域，其间的资料好象是很简单，不过是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其实是无穷尽的宝藏。”他特别强调：“如果以真善美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文学当是最注重‘善’。”他的注重“善”与二元人性论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唯“以理制欲”，方能达到“善”。在文学上，就是要用人的理性，用人的高尚情感与道德来克服人性的弱点、陶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创作，的确在努力实践这样的主张，其作品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情操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但人性论并不能解释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的阶级分野与对立现象，在文学上仅用人性论去排拒或者调和阶级的差异与矛盾，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渗透在梁实秋散文中的人性论，要作具体分析。

　　 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各色人等都有，但内在意蕴事实上并不相同。鲁迅当年在与梁实秋论战中，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已说得既形象又明晰、中肯了。在《早起》、《快乐》等作品中，清心寡欲的“我”，为各种多姿多彩、生命力蓬勃的事物所感染，并因此油然而生欢愉情绪，但那种超脱的心态，显然表现着绅士阶层悠然的情致，是打着阶级烙印的。在《快乐》中梁实秋形象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享受到快乐，不过，享乐观毕竟也有阶级性，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各有各的内容与方式。

　　 《脸谱》、《握手》、《送礼》诸文中都涉笔对于官场和仕途中人的鄙夷，语多讥讽。所表现的，那是“好政府主义”者梁实秋的一种由失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若说他与政权的执掌者互相敌对，则是谈不上的。梁实秋表现人性向善的题旨，有时采用曲折迂回的手法，如借物喻人的《鸟》、《猪》等篇皆是。在《鸟》中，他把林中快活自由的鸟儿，从鸣啭之声到形体的可爱，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写很有诗意；同时，作为对比，他又反复述及在看到提笼架鸟的人清早蹓跶于街边时的内心感触：“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鸟儿到了这种地步，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他对鸟的际遇感同身受。生存于社会的人，谁不乐于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也不愿失去自由。向往自由确是一种普遍的共同人性。他落笔于鸟，是由于在向往自由方面，“鸟性”与“人性”是共同的。他所感受到的林中群鸟的喜悦，与囚居于笼中的鸟儿的悲哀，分明是注入了自己在人间所获得的感怀的。很少有人去写猪。梁实秋之所以写《猪》，也隐含着对人性向善的期望。此篇与他另一作品《懒》的题旨相近。《懒》开篇第一句是“人没有不懒的。”他认为懒是一种人性的弱点。猪大约是最懒的一种动物了。它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吃、喝、拉、撒、睡’，此外便没有什么”了，一生甚是“无聊”。文中用调侃的口吻写道：猪“不用劳力，它有的是闲暇”；“除了它最后不得善终好象是不无遗憾以外，一生的经过比起任何养尊处优的高级动物也并无愧色。”又云：“可惜它只能四脚着地，辜负了那一身肉”，“如果它能竖起来行走，大腹便便也并不妨事，脑满肠肥的一副相说不定还许能羸得许多人的尊敬”。这里除了对世态的机巧的嘲讽外，也显然含蕴藏他对以懒为乐的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劝诫。

　　 梁实秋在散文中致力于描写形形色色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毕竟与阶级性无法割裂开来。他在八十一岁高龄时写过一篇《故都乡情》（载台北《联合报》1983年11月1日），文中情真意切地说：“……一个人远离家乡，无论是何种缘故，日久必有一股乡愁。”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共同的普遍人性。此言不能说错，但“共同”的只是表面，不同的人，其乡愁的内容千差万别。各种乡愁其实是各有其阶级内涵的。我们只要粗粗翻阅一下七、八十年代台湾的一些怀乡之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昔日的显贵富豪所怀念的，与被抓壮丁入伍赴台的老兵，他们的所思所念几无共同之处；以前在大陆显赫一时的权要人物，与梁实秋这样的书生，他们的所思所念也迥然各异。

　　 四十年代，梁实秋在他的小品《孩子》里一反习惯上称孩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公的说法，却道他们“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公。”又云：“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原来他是针对娇宠、纵容、溺爱孩子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其出发点，自然是为了矫正世风，以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父母爱子女是人之天性；但视孩子为“一家之主”却并不见得自古而然，即使在四十年代，也并非社会各阶层的家庭中都这样。中国的封建礼教中历来就有“父为子纲”之说，那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正如此，至少那时的孩子并无“一家之主”的地位吧。《孩子》不失为针砭时弊之作，却很难认定此文所揭示的就是一种“无分古今，无间中外”的人性现象。

　　 自称以人性论来观照“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的梁实秋，他在审视生活时所表露出来的观念，事实上往往并不能超脱阶级性，他的有些作品，虽也张扬人性论，主调其实是阶级调和论，《第六伦》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伦关系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梁实秋提出的第六伦是主仆关系。他从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主仆关系很难协调，因为仆人是被主人“用钱雇买人的劳力供其驱使的人”。在梁实秋生活的那个社会里，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主人因为自己花了钱，所以总是“唯恐仆人少作了事”，并有“仆人总是懒的”之类的偏见；既然仆人干的是体力劳动，饮量自然大些，“很少主人（尤其是主妇）看着不皱眉的，心痛。”如何消解这种矛盾呢？梁实秋提出了一个“忍”字：“需双方相当的忍”，并且强调“在仆人一方面，更需要忍”！何以“更需要忍”？他找出了一些实在算不得理由的理由来：“主人发脾气，那是因为赌输了钱，或是受了上司的气无处发泄，或是夜里没有睡好觉，或是肠胃消化不良。”难道主人在这类情况下向仆人发脾气，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合乎情理的？文中又感叹：“现在人心不古，仆人的风度合于古法的已经不多”。“古法”对仆人要求更苛，仆人的处境岂不更糟？梁实来同时也劝导当主人的要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领可能还不如仆人；又说“驾驭仆人之道，是有秘诀的，那就是，把他当做人，这样一来，凡是人所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也就不苛责于他，凡是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也可以加以曲宥。”“他也是父母养育的，所以也受过一点发展个性的教育，因此总还有一点人性的遗留。”似乎有点平等意识。不过他那善待仆人的规劝实际上又是与他竭力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主张相牴牾：他说主仆关系在文明世界里才有，“我们固不必主张反抗文明”。在文中，他一方面的确给了仆人相当的同情；但他更用心良苦地为主人的无理作了种种开脱。他所列述的主人向仆人发脾气的原因（自然是打比方说说而已），没有一项是正当、合理的，他对主人显然没有用理性和较高尚的情感、较严肃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梁实秋自己说过这三项“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以这样的人性论来调和“第六伦”的关系，真能化解矛盾吗？恐怕是并无作用的，因为他在“纸上谈兵”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其自相矛盾处已很显然。早年鲁迅在与梁实秋论争时，就指出过他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矛盾而空虚”(11)，从《第六伦》来看，又何尝不如此。

　　 注释：

　　 ①梁文茜《怀念两章•忆雅舍》，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4期。

　　 ②《文学因缘•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③《浪漫的与古典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新月书店1927年版。

　　 ④⑦《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见台北《联合文学》1987年5月。

　　 ⑤林语堂《新的文评•译序》，北新书局1933年版。

　　 ⑥《雅舍散文•回忆抗战时期》。

　　 ⑧参看《雅舍散文•回忆抗战时期》与《新文学史料》1994年1期153页。

　　 ⑨《文学与革命》，收入《偏见集》，正中书局1934年版。

　　 ⑩《文学讲话》，收入《文学因缘》一书，1986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11)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