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目即忘的时代为什么还要难读的经典作品？因为节省时间

管季超0712

在过目即忘的时代为什么还要难读的经典作品？因为节省时间

邓建国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注意力稀缺而短浅的时代，任何知识和技能都要让接触者做到“所见即所得，所点即所得”；我们期待所有的媒介内容都短小精悍，简单明快，甚至认为“期待简单”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因此凡有内容读不懂，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内容生产者的错。

在这一快餐化的信息消费氛围中，很多人将无数宝贵的时间花在“阅后即焚，过目即忘”的社会媒体内容上，却很少有人在愿意沉下心来了解一名作者对一个议题进行的全面深入和富有逻辑的阐述上，尤其不愿意阅读艰深的学术书籍。

经典学术专著多半深奥难懂，极为难读，以至于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曾指出，西方19世纪之前所有的哲学家都故意以一种剞劂奥雅（esoterically）的方式写作，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对一般大众读者说话，实际上却操着一套秘密语言同时在与另外一群人说话，只有那些聪明而有毅力的读者才能读明白其中真意。

尽管不少学者指出，斯特劳斯的这一说法言过其实，他只不过是将某些经典作者的文风特点不恰当地投射到所有经典作者身上。但经典的学术专著多半是剞劂奥雅的专著，这倒很能获得学习者的认同。

J.D.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就是这样一本难读的书。它读来“就像路德一样，克尔恺郭尔相信，布道者常常要把核心的东西隐藏起来——在给一般人发出信息中可能隐藏着秘密的信息，对之只有知情人才能理解。”（Speaking into the Air第三章第三节）

该书内容极为庞杂，包罗万象，只能用“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c）来形容，它颇像本雅明喜欢使用的“意象蒙太奇手法”——用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方法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甚至完全用引文来构成一部著作；又像是是克尔恺郭尔所言的“策略性模棱两可”，令人读来对作者的意图感到若近仍远，若即还离。在读Speaking into the Air时，我们掩卷而思，不免会觉得彼得斯在读者面前上演的本身就是一场剧中剧——其传播行为就是对其传播内容的直观论证——交流之不可能。

然而，难读的学术书往往是重要的学术书，因此它们常常会在读者心中造成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源于“该书很重要”的认知与“该书读不懂”的现实两者之间产生的撕扯。

与传播直接相关的书，难读的不少。詹姆斯·凯瑞说，杜威的观点很好，但行文却极为难懂；帕森斯的文字废话连篇，C.W.米尔斯用三句话就可以将前者的一页内容说得清清楚楚，以至于迈克尔·舒德森遐想，为什么帕森斯不能一开始就用简单晓畅的“英语”写作? 为什么所有的学者都不这样写作?

传播学中最为经典而又最为难读的书要数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书均立论高屋建瓴，如登高一呼；论证细密，实例繁多而波澜壮阔，让人叹为观止。英尼斯虽然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这两本书的，但其内容大多是古代政治制度和至今早已不为人知的记录和传输技术，内容远古而庞杂，即使对当代的西方学者而言都晦涩难懂。“它们普遍给人一种粗糙、不完整的感觉。它的文体经常是太隐晦折衷，使读者感到恼怒，感到灰心。”

《帝国与传播》注释版编者David Godfrey曾指出，《帝国与传播》这样的书不免让人犯嘀咕，学术著作的影响力和其写作的清晰度是否成反比关系？——书写得简明，很快就会被人忘记；但是如果适当混合些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竭蹶奥牙、深奥难解，再辅之以一个不容置疑、板上钉钉的语气，就能成就一本让后来的学者不断争论、不断解读的作品，从而即使也许不一定就能带来影响力，但至少潜力也被增加了 。

实际上，英尼斯如此写作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首先，他的目标读者显然不是中国人，很多知识他都认为“（西方）读者都会了”，所以都隐去不提，一笔带过。其次，他在著书时已经罹患癌症，所以需要同时间赛跑，写作时自然显得仓促前行。因此，英尼斯的这两本传播学专著给人的印象是如信息庞杂，均并置罗列，豪无逻辑。这被麦克卢汉解读为是“口语时代”的特征，认为“并置”恰恰是为了放弃单一的意义解读，而开放了众多的解读可能。我个人觉得麦氏的解读固然不乏新意，但似乎有过度解读之嫌。第三，他在访问前苏联之后，有很多话想说又不便直接说。

不过，有的书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读。例如，对西方读者而言，前面提到的Speaking into the Air其实是一本“将传播学学术带到大众中间”的书，不仅不难读，反而通俗可爱，能让普通读者感受到学术离日常生活很近，也可以很有趣。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Speaking into the Air之难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 首先，它的内容涉及我们大多陌生的西方历史、宗教（如三位一体、圣餐、登山宝训以及各种布道寓言故事等等）、哲学、文学、科技等等，这好比我们中国人通过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鲁迅、金庸、北岛、阿城等等来表达中国的传播思想，会让西方人一头雾水一样 。这些广博的内容让我们这些常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及美国社会科学视角的传播学熏陶、言必称施拉姆的传播学子感觉比较陌生；

· 其次，作者的行文和论证方式也并非社会科学的演绎或归纳，而是颇有些中国古代哲学家那种风格，言在意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溢出其表达形式之外，对作者意图的解读需要读者投入较多的心智能力。

· 第三，中文翻译造成理解障碍。

但是，在我看来，书难读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首先，它往往体现了作者对其的巨大投入。正如英尼斯所言，一个媒介的耐久性，与书写该媒体时作者投入的努力程度成正比。 所以难读的书，往往也是流传久远的书。也许正是因为难读，《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这两本书更多为传播学领域的学者研读和引用，并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同样，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在1999年出版时，积累了他从本科时代就开始的思考和写作成果，因此我们在阅读和解读这本书时也应该付出即使不是更多的，也应该是对等的努力吧。互惠对等原则，这是彼得斯在该书中正要反对的，然而此书本身的“编码”和“解码”却证明了对等互惠原则的效力是多么强大，这恰好也反证他立论之新颖、必要和艰难。

另外，难读的书也给我们带来应对挑战的快乐。正如切特罗姆对英尼斯两本传播学专著的评价，“他要求读者富于探索精神，愿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坚韧力，来探索他那真知灼见和渊博学识的灿烂星空。但是，这也正是该书的魅力——它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传播学的另一面，给我们带来了获得新知的快乐。甚至还有“变态”如西奥多·阿多诺，认为文本的让人迷惑和不可解读，恰是他阅读乐趣的一部分（indecipherability is itself an element of the joy I felt in reading it.)

第三，难读的书也许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能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因为，首先合理的“难读”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选好书的简单的参照指标；并且，对麦克卢汉而言，“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要花掉不少的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由此可见，在这个信息免费、超载，注意力短浅游移，万事万物均需“傻瓜化操作”的时代，我们不仅不必对难读的学术书避而远之，反而要知难而上、迎难而上，因为这是我们提高信息处理效率的更好方法。而且，“信息获取如山倒，读书却如抽丝”，对于难读的学术书，要攻克它们，除了我们自己努力投入心智，实在也别无它法。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传学有道”，获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