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觉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管季超0712

中华民族自觉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康梁等人关于民族关系构建的理性思考
□ 李婷轩

《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17日

　肇端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改良派，形成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而最终以辛亥革命为契机确立“五族共和”的新型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在新的国家体制内获得新生，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确立。可以说，康梁等启蒙思想家对于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是最早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构成模式的理性思考，他们所坚持的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念更是具备了历史前瞻性。中国政体在由封建制向共和制转变的同时，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民族国家构成模式的传统却得以保留，中国几千年的统一局面得以维护，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近代中国社会政局动荡，国势衰微，封建帝制全面走向崩溃，同时传统的民族关系也逐渐破裂，以华夷秩序相维持的大一统格局面临严重挑战。由此，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便成为了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构建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即是单一民族（汉族）国家还是多民族（传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国家、如何构建这样的民族国家、怎样处理和调适国内民族关系则成为其中的重大历史课题。

　　早在维新时期，严复就在其译介的进化论名著《天演论》中为挽救中国开出了“合群”的药方。

他写道：“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自然乎！……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在严复看来，中国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不被“优胜劣败”的法则淘汰，中国人只能“合群”，合全中国之力才能与外界强国相抗衡，而如果中国内部仍旧自由散漫、各自为政，那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使侵略者有机可乘。随后在其《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多篇文章中，严复也详细论述了他的“合群”之道。严复的“合群”自强说可以说是清楚地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救国道路，那就是在国与国争、种与种争的世界潮流中，中华民族若想求得生存，只有合全中华之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的大整体，才能增强与外界抗衡的力量，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严复虽没有提及民族，但他的“合群”说却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关于国内民族关系构建的新思路。

　　继严复之后，中国社会对于构建新型的国内民族关系的探索继续深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则是把近代中国关于国家构建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康有为：以分合之道讲求合群之道，创造“中华”国号突显整体性，论证满汉同属中国，以众多具体措施调适民族关系

　　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在给光绪帝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提出了“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的主张，希望通过使满汉两族团结起来，构建出“满汉不分”的新型民族关系，达到强中国的最终理想。在此折中，康有为首先以分合之道来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他指出：“方今绝海棣通，列强邻迫，宜合举国之民心，以为对外之政策，不宜于一国民之内，示有异同。若疆界既分，即生彼此，属当国家危难，反侧生心，扇动摇惑，甚非所以置国家于磐石之安也。夫分则弱，合则强，治法之公理也。……然则国无大小，人无多寡，视其分合如何而已。”他认识到，在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如此不利的形势下，中国内部如省与省之间、满与汉之间再存在间隙，产生内部的矛盾与冲突，那只能是一种无谓的内耗而不能合力一致对外，应付当下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敌人。基于此，康有为提出了建立“满汉不分”的国内民族关系的主张，即希望满汉人民能够消除彼此之间存在的畛域，团结统一在君主立宪政体之下，最终达到增强中国实力、一致对外的目的。正如他所表述的：“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其谁与吾敌，而岂复四顾旁皇，瞻畏邻敌哉？”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还建议用“中华”一词作为中国的国号。他说道：“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耳，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几文，巨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日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而其此举的用意则是有意构建这样一个包容性词汇，用以概括中国内部的各民族，用“中华”的整体性来弱化各民族间的差异，用“中华”的国家利益来整合各民族的民族利益。正如他在《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中所说：“正定国名，即永名曰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国人，不得殊异。”这是进一步从名号上为其构建“满汉不分”的民族关系保驾护航。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可以说是康有为最早的关于国内民族关系构建的思考，此后，随着排满革命日益喧嚣尘上，康有为在反对排满革命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其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想法，构建一个满汉同体的“大中国”日益在其脑中走向成熟。此间，康有为在其与革命派论战的著名文章《辩革命书》中就对其“大中国”构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论述。

　　此时的康有为仍旧以“分合之理”、“合群之道”强调中国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康有为的论据中又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法码，那就是满族人与汉族人早已合同于一，满族人也是中国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康有为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极力论证，一方面以此来反驳排满建国者所持的“满人不是中国人”的立论依据，同时也以此为历史和现实依据为其构建“大中国”添砖加瓦。康有为首先肯定了满族与汉族为同一种族且同属中国大家庭的历史事实。他在《辩革命书》中说道：“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断发文身耳，……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随后他详尽地对这一论断作出论证。他指出，当时国人心目中的满汉区别源于孔子在《春秋》中提出的夷夏之别，而孔子的夷夏之别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上的区分：“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也就是说，夷狄如果接受了中国的文化，那他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中国的一分子。两晋时期氐、羌、鲜卑入主中原最终因接受了汉文化而被包容进中国的历史事实就是这一原理的明证，也正是由此才造成了今日中国“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的局面。同理，现今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国朝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满汉“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教化礼乐，言语服食，无一不同者乎？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可以说现今的满族人已是被中国化的满族人，与汉族几乎没有差别，所以满族人就理应成为了中国人，谁也不应当还将满族看为蛮夷异种。康有为这一“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的论断可以说是对革命排满者给与了有力的回击。同时，这一论断的得出也使得他的“大中国”站稳了脚跟，既然满族与汉族都是中国人，那么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也理应包括满族，这不仅是出于合力应付外患的需要，更是早已被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的。“合满建国”才是顺乎历史并且照应现实的一个最合理的选择。

　　此外，对于如何处理和调适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康有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尽除满、汉之名籍”，“与之加亲”等等。至此，康有为对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圆满完成，先是以分合之道讲求合群之道，又创造“中华”国号突显整体性，再到论证满汉同属中国，最终又以众多具体措施调适民族关系，这一路走来，康有为对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可谓是用心良苦。

　　梁启超：以现实形势说明合群的重要性，以历史依据论证合满建国的合理性，再以中西方结合的“大民族主义”作理论支撑，最终以“中华民族”一词保驾护航

　　如果说康有为对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主要是在对中国历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那么，他的弟子梁启超则比其师又前进了一步，开始运用西方先进理论指导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对国内民族关系的思考更加深入、完备。

　　与康有为等人一致，梁启超也是坚定不渝地要构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他的这一主张最早可以追溯至戊戌变法时期。早在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就鉴于国内外形势，初步形成了国内各民族要平等联合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构想。他明确提出：“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在梁启超的构想中，变法的首要前提就是满汉间消除差异、隔阂，平等地团结在中国这一大的共同体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抵御外来威胁，也为变法提供环境保障。为了使满汉处于平等地位，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即散籍贯、通婚姻、并官缺、广生计。这一“平满汉之界”的主张成为梁启超关于国内民族关系构建的最初思考。

　　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不断传入，梁启超成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的功能等问题都作出了简明而生动的说明。“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由此，梁启超意识到了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作用：“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但相比于其他人，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当国人都把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作为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时，他却将此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相对于西方“一民族国家”建国理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民族主义”：“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基于此种本土化了的民族主义，他对一些人所持的“排满建国”理论发出疑问：“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对于这一疑问，梁启超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建国的模式必须是以“大民族主义”为指导，建成合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为一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明确表示：“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撅于五大陆之上。”向世人明确了其心目中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型。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从我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出发，论证了满汉同属一种，且早已融合的这一事实。他在众多文章中曾多次明确表示：“今谓满洲已尽同化于中国，然其大端，历历之迹，固不可诬矣。”“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此吾所主张也。”“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这一论断不仅代表了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自觉，同时带有明确的现实用途：它不仅以强有力的历史事实驳斥了排满者的立论基础，同时也使梁启超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理念进一步得到伸张。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还创造性地使用了“中国民族”来包容国内各民族，并将这种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民族”。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就首次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来包含中国史范围内的各民族，但此时还只是根据中国史所涉及的范围划分，“中国民族”的内涵还不能包括中国范围内的各民族。至《新民说》发表，梁启超将中国人分为五大族：汉族、满洲族、苗族、回族、蒙古族，明确地将各少数民族都纳入到了中国民族的范围。这里，他向人们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虽然各民族存在差别，但却都属于“中国民族”的范围内。对于中国境内这一合各民族而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体，梁启超还特意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词加以称呼。他虽然没有对这一用词作详细的文字定义，但在其多篇文章，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中华民族”意指这一各民族混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也不难看出梁启超此举的良苦用心，就是着意创造一个称谓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际存在，以唤醒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觉认知，并用这样一个带有整体性含义的词汇，尽可能包容其下的各个民族，加强各民族对于这一大的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加速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构建。

　　总体来看，梁启超对于国内民族关系的构建可谓是深思熟虑。以现实形势说明“合群”的重要性，以历史依据论证合满建国的合理性，再以中西方结合的“大民族主义”作理论支撑，最终以“中华民族”一词保驾护航，梁启超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想就这样成为一个相当严密的理论体系。

　　从严复到康有为再到梁启超，这些启蒙思想家和维新改良主义者对于国内民族关系构建的主张虽名目繁多，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个思路则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将各个民族都联合起来，实现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构建一个现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康梁等人在近代重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提出了崭新的对于国内民族关系构建的思路，是具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的。它既有反对革命党人进行排满革命的现实动因，同时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内外形势的深刻考察和对西方理论的合理吸收的基础之上。这一思路虽然还存在着众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想则是具备了历史前瞻性的。他们主张各民族联合建国则是冲破了中国传统“正统观”的束缚，开启了用现代民族平等、团结观念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在当时华夷观仍十分浓烈的中国，他们可以突破传统观念得出满族人也是中国人的论断，虽然这还只是思想理论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观点，但却无疑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共同体的新自觉，成为中华民族自觉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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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19日

记者 赵志研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者，无论是呼唤对外的国民运动，还是从海外引进新观念、传播新思想，他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1月19日是梁启超逝世80周年纪念日，回顾他的学术成就，梁启超无疑为近代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上世纪初期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持续高涨，而引入“民族”、“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等一套相应话语体系的正是他。

　　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启发民智和国魂　　

　　1899年12月，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奉其师康有为之命，正从日本赶赴檀香山。在茫茫的大海上，梁启超写下这样一篇诗章抒发胸臆：“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

　　正是基于“问政求学观其光”的想法，让梁启超开阔了眼界，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人”。在流亡海外的14年间，梁启超效法法国的伏尔泰、日本的福泽渝吉，向国人广泛传播新学术、新思想、新语汇，并对种种新学说都做出了生动精彩的阐述，成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时代的执牛耳者。

　　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早在26岁时就与其师康有为并称为“康梁”，成为彪炳千秋的戊戌变法领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流亡到日本。即使在流亡生活中，梁启超仍没有放弃他的思想活动。在定居日本两个月后，梁启超就通过当地中国商人的集资，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份报纸尽现了梁启超的政治和文艺态度，《清议报》创刊后不但扬名日本，更是震惊了中国大陆。

　　在《清议报》第33期上，梁启超发表了《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显而易见，梁启超提出的“中国魂”、“国魂”，就是指中华民族精神。而这段文字，当属国人最早提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鼓舞革命斗志的文字。

　　1901年，因一场大火，《清议报》不得不停刊。第二年，梁启超又着手创办一份名为《新民丛报》的半月刊（后在1907年停刊）。《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先后游历檀香山、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后创办的，思想更新、影响更大。尤其是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的《新民说》，洋洋11万字，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并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广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若干年后，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坦言他在1918年4月创建的“新民学会”，就是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正是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些报刊搭建的平台，梁启超发表时事评论，撰写政论文章以抨击慈禧太后和她在北京的统治，并介绍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承担起民众启蒙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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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西方民族主义论著，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的自觉的认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近代中国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的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不可磨灭。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民族”这一词条里解释说：“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又译为伯伦知理——编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

　　在流亡日本的生活中，梁启超通过不断的学习，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他不但将“民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从梁启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逐渐形成的脉络。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分为3个时代：“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中华民族”以较为科学的内涵，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不仅矫正了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狭隘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而且也为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及满清开明贵族所接受，为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实现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就其基本精神而言，已接近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从“黄帝之子孙”到“中华民族是一个”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史叙事中的“汉族”
贾益

《中国民族报》2009年10月23日第7版

   “汉族”一词，从上世纪初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之后，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反映，以及诸多西来观念与本土意识彼此磨合砥砺的过程之一，其内涵屡经变化，并通过历史观和历史知识的更新，不断进行重构。从种族为基础的“汉族”到文化为基础的“汉族”，再到把汉族的内涵和历史放在中华民族体系中进行理解，无疑是近代民族认同过程和历史学探索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族”一词的出现

　　“汉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及其内涵，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得以呈现的

　　“汉族”一词，是近代民族观念传入之后才有的，尽管此前“汉人”的称谓常见于史籍。大体上，学者都把“汉族”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上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时。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叙事中，比较早的“汉族”一词，则见于1901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史叙论》，其中提到：“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梁启超并将“汉族”界定为：“其二汉种。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种界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梁启超的这一界定，可谓中国近代民族史叙述中有关“汉族”话语之滥觞。当时人的观念中，对于人种、种族、民族的区分不如现在这么明晰，这些名词基本上是混用的，相对应的，汉族、汉种等词也是混用互替的。梁启超的界定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明确从种族的角度把汉族定义为“黄帝之子孙”；第二，就种族而言，“汉族”是中国历史上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等对等的民族。

　　不仅如此，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还把中国历史分为3个阶段：第一上世史，“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第二中世史，“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中国民族合同于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如此看来，梁启超这部以近代观念编写的中国史大纲，其框架乃是民族演进史的框架，而其所认为的民族史的主体则为汉族。

　　梁启超之所以在《中国史叙论》中专辟一节讲“人种”，并以民族演进史为中国史的中心内容，与其所提倡的“新史学”大有关系。上世纪初兴起的中国新史学思潮中，“人种”或民族的意义极为重要。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著名的《新史学》一文中就讲到：“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这种思想与《中国史叙论》中所言“民族为历史之主脑”一脉相承。此观念不仅有以民族历史的书写推动民族主义的意涵，更试图用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即“民史”），取代“君史”、“王侯将相史”。

　　可见，“汉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及其内涵，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得以呈现的。

“汉族”历史的重建

　　“汉族”一词虽然由主张改良的梁启超等人较早使用，但“汉族”的谱系则是在革命派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宣传中，才得以建构完成

　　　在革命派的历史叙事中，汉族无疑为中国历史进化的主体。例如，1904年陶成章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开篇即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宋教仁认为：“历史者，叙民族之进化，导后来之发达者也。”而其所说“民族进化之史”，则是黄帝至明以来的“汉族侵略史”。

　　为激发民族主义，革命派又在上世纪初发起一波推黄帝为汉族共祖的运动。他们认为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汉族”之所以成为一族，必有血缘上的共同祖先。浏览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的各种宣传物，“黄帝之子孙”、“炎黄遗胄”、“炎黄之裔”、“轩辕之子孙”、“黄帝之胤”、“ 黄帝胄裔”、“黄帝民族”等对汉族的称谓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通过掺入西方传来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传说中黄帝时代的战争成为种族之间的争夺；神农、黄帝等人物也从远古的传说中走出，成为“汉族”这一种族言之凿凿的祖先。例如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便描述了“汉族”西来之后，如何在黄帝率领下大开疆土，“经营宇内”的历史。尽管“中国民族西来说”经不起推敲，但一时竟得当时学人的望风景从，其中原因大概也与此说能比附汉族始源有关。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都把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康有为和严复就曾以此攻击种族革命之说。康有为说：“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严复认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

　　对此，章太炎通过区分“历史民族”与“天然民族”来应对。他认为，许多民族虽出于黄帝，但在历史进程中其文化已经“大去华夏”，已不能说是“华夏同种”了。此论与黄帝为汉族始祖之说的不相容，显而易见，但如果掺入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之论，却能在表面上维持“汉族”谱系中族源一元与混杂发展的矛盾。发表在1905年《民报》第一号上的《民族的国民》一文，对此便有完整表述。此文作者认为，“汉族”在黄帝以来的历史发展中，依“同化之公例”，不断同化其他民族，“初本单纯，后乃繁杂”，至明朝终成为“四万万之大民族”。依此说法，凡同化于“汉族”者，称黄帝子孙，并无不妥；而不肯同化于“黄帝遗胄”者，则只能处于异族之地位。

　　至此，通过现代民族主义的加工和历史的重建，一个新的“汉族”谱系被建立起来，即：以黄帝为始祖的汉族，不断同化融合其他民族，建国开疆，拓土化民，终于演进为现在构成中国国民（主体）的“汉族”，而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历史以民族为“主脑”发展演进的过程。

“汉族”的文化基础

　　以文化代替种族，作为“汉族”的基础，既是辛亥革命后提倡种族融合、共建共和的需要，更是现代史学研究和民族史学者探索中国民族史实际的一个结果

　　　　辛亥革命以后，出于“五族共和”的需要，“汉族”起源的多元性以及与其他四族（或五族）的血缘混杂关系重新被强调，使得“汉族”种族的统一性受到质疑。

　　1913年吴贯因发表在《庸言》杂志上的《五族同化论》就明确说：“今日禹域之内，除满回苗族外，固人人以汉族自居，自悉自命为黄帝之子孙。虽然，今之所谓汉人者，其实果出于同一之种族乎。此实不能无疑也。”经过长期的混杂同化，从血缘上来说，“汉族之中既含有满蒙回藏诸族之分子，而蒙回藏诸族之中亦含有汉族之分子，是则汉满蒙回藏诸族，今虽未能全同化而其中已各有一部分之同化矣”。因此，中国境内的五族，从种界上无法区分，五族的族称也并非既有的族称，“我以为今后全国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二：一曰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

　　随后，在上世纪10至20年代，中国古史研究的疑古思潮大兴，打破了古史中华夏出于一元的观念。古史辨派的代表顾颉刚就认为，春秋以前，商、周各有祖先，人们有种族观念，但无统一观念，“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渐渐归到一条线上”。依靠殷商甲骨文和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中民族多元已经成为共识，以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为代表，古代中国民族系统也逐步清楚。至于支撑黄帝始祖说的“中国民族西来说”，至少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严肃的学者已经采取存疑而等待考古学得出结论的态度。

　　至于汉代以后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混血情况，不仅有历史学者对其历史过程的考察，也有新兴学科的论证。1923年，在美国学习考古的李济便写成《中国民族的形成》，利用体质人类学、地理分布、语言、姓氏来源和历史变迁等方面的材料，说明了“我群”，即居于内地十八省的汉族人构成的多元成分及中国民族形成之复杂性。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汉族”的内涵与历史演化显然不可能在“种族”基础上得到阐述，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文化基础的强调。早在1913年11月，历史学者王桐龄在《庸言》上发表《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一文。文章开篇讲到：“汉族优点在于文化。……他族以武力压倒汉族者，汉族以文化击退之。故苗族、通古斯族、蒙古族、突厥族、图伯特族，土风勇悍，凭陵汉族，非不煊赫于一时，其终也声气销沉，相率同化于汉族而不自觉。”通过独有的文化，不仅汉族的同一性得到保证，之前抽象的“同化力”也因为某些文化特性而有了具体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桐龄在其著名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更是具体说明了汉族虽几经蜕变，但仍能保守其文化，吸收“异族之血”不断膨胀的历史。

　　同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民族史学家吕思勉，对民族的文化基础有更深入的思考，他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一书中讲到：“一民族，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而文化之为物，并不是不变的。文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汉族（即书中所说的中国民族）的扩大，一方面是其文化对异文化优胜劣汰的结果，一方面也是不断吸收异文化，革新旧民族的结果。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又说：“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为，而其民族性自不澌灭。”

　　以文化代替种族，作为“汉族”的基础，既是当时政治上提倡种族融合、共建共和的需要，更是现代史学研究和民族史学者探索中国民族史实际的一个结果。不过，民族的文化基础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仅以此来理解“汉族”，亦有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危险。

中华民族史中的“汉族”

　　经过清末立宪运动和民初“五族共和”的提倡，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基本形成，用于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

　　从上世纪初到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国族的观念开始成型。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叙事大多吸收“国族”观念，这构成了理解“汉族”的另一条路径。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作为“汉族”的另外一个称呼出现在梁启超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详述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与此“中华民族”相融，形成一混杂民族的过程。与革命派所说的“汉族”比较，所指为同一集团，即黄帝子孙，秦汉以前的华夏，然后是秦汉以后不断混合扩大的一民族。之所以不称其为“汉”，则因其为朝代之名，不足“冒我全族之名”。但弃“汉族”而改称“中华民族”，名词所指范围显然扩大，也显示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中国民族之多元和混合发展的历史，用“汉族”演进史是无法概括的。

　　经过清末立宪运动和民初“五族共和”的提倡，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基本形成，用于指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民族史著作，对此一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史做了初步探索。例如1928年常乃悳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就认为：“汉族与其他五族性质并不相同。其他五族俱系单纯之民族，而汉族则为复杂之民族。汉族之中包含其他五族之成分甚多。……故汉族者，许多原始单纯种族混合而成之总名，非一族之名也。吾人叙中华民族之历史，大部分俱根据于汉族历史者，非有所偏爱于汉族，盖以汉族非一单纯民族之名，实此许多民族之混合体耳。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为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治，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

　　上世纪30年代宋炳文所撰《中国民族史》，实际也是中华民族史的叙述，其分期尤其有特色，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时期，诸夏族势力的扩张第一期，中华民族的混合第一期，诸夏族势力的扩张第二期，中华民族的混合第二期，蒙古族势力的扩张时期，诸夏族势力的扩张第三期，通古斯族势力的扩张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和时期。这一历史叙述不仅区分了“汉族”与“诸夏”之别，更是把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确有卓识。

重新反思“汉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结论打破了清季以来建立的汉族一元的谱系，并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取代汉族同化其他各族结成一大民族的演进史，对后来的中国史研究贡献了重要观点

　　　　抗战爆发之后，民族问题因中华民族的危机而又一次为舆论所关注。1939年2月2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中国的民族经过几千年混合，血缘的分界已经不可寻，而无种族之见的中国文化也非一元，而是各民族文化混合而成。他认为：“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时，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因别人称我们为汉人而姑且自认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遂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对照本文上述中国民族史叙述中“汉族”概念的发展衍变，“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结论反映了他们对之前观念的反思：一方面，关于汉族“种族”和文化的多源和多元，打破了清季以来建立的汉族一元的谱系；另一方面，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取代汉族同化其他各族结成一大民族的演进史，不仅发展了之前中华民族史的探索，也对后来的中国史研究贡献了一个重要观点。正如白寿彝当时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所说：“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新的本国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

　　从“汉族”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虽然解构了清季以来的“汉族”建构，代之以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整体性，到底是何种关系，仍有待解答。

　　从种族为基础的“汉族”到文化为基础的“汉族”，再到把汉族的内涵和历史放在中华民族体系中进行理解，无疑是近代民族认同过程和历史学探索共同作用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加深，相应地，也形成像“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反映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观念。自此，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汉族，必须在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另一方面，正是近代以来民族史和民族问题探索中揭示的中华民族的多源性和多元发展，以及“汉族”和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才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性的重要基础。

　　在取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共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其中各部分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作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论战的一方，费孝通在1997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说到：“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上世纪初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汉族”的种种议论和观念，即凸显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回顾已经为近代学者所揭橥的中华民族和汉族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并在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认识，或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