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即将消逝的“乡村记忆”

管季超0712

留住即将消逝的“乡村记忆”

——读恩师的《乡村教师金桃传》有感

刘少峰

       几年前，恩师龙金堂将《乡村教师金桃传》的手稿给我看，我分外激动，既为恩师的不懈求索精神而感动，更为这部手稿的价值而兴奋。我工作30年，事业无成，沉沦于下僚，无能力帮恩师将手稿付梓，只好利用各种机会，向外推介手稿，以期引人关注。2015年4月，他的学生们相邀一起来看望他，大家都对他的手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为之出谋献策。于是，将他的手稿打印成电子版，就提到了议事日程。2016年元月15日，他的学生朱新华托人将恩师手稿的电子版传给我，我即产生了为恩师写一点文字的冲动。动笔之时，30多年前，我在他身边求学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愰如昨天。
        我的恩师在退休后，用了8年时间，写成了《乡村教师金桃传》，曾增删5次。他有70多岁，又不会电脑操作，只好利用传统的手写方式写作，其中艰辛非常人所知。《乡村教师金桃传》分三部，有50多万字。第一部“苦难岁月”，写主人公的血泪家史及个人童年、少年时的苦难。第二部“艰辛跋涉”，写主人公参加教育工作后在历次运动中所受到的打击。第三部“坚守乡校”，写主人公在新时期，多次放弃进城的机会，一直坚守在条件艰苦的本乡本土教书育人。这部50多万字的手稿凝聚着他不少心血和汗水，可谓“字字句句皆是血”。

       恩师在《后记》里说：“《金桃传》中的金桃，就是本人的影子，或说本人就是金桃的模特。但不能说是自叙传，而是为坚守在乡村的教师立传。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能在乡村坚守一辈子的教师，很不容易。乡村教师的待遇很低，教学条件极差，还要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飞不进城的教师都是低能儿……然而，坚守者却认为农村教育总得办，农村的孩子总得要人教。都不愿作牺牲，谁作牺牲？古往今来，似乎没见过谁为普通的乡下教师立过传。故此，我欲试之，为乡下教师正个名分。”恩师的话真实亲切，毫无自吹自擂之嫌。据我所知，恩师在人们心中的口碑极佳，我常以父辈侍之。他退休后曾到孝感城里代课5年，后来回到白沙中学居住，我曾多次带习作向他求教，常将工作中的快乐分享给他，以解他晚年孤独之苦。2008年，我在编撰《白沙古镇的诱惑》一书时，向恩师索稿，恩师欣然应诺，不索一分稿酬。2011年，我在撰写有关孝感当代孝子文章时，按照市里要求，每个孝子事迹前要先置一首概括孝子事迹的古体诗，因我才疏学浅，不会写古体诗，就恳请恩师写了几首古体诗，恩师又为我解了“能力不足”之围。在白沙中学，恩师时常受邀重返讲台，为学生们讲孝道故事，甚至充当临时代课老师，而他却从不要一分钱报酬。他常说：“乡下教书，不要误人子弟。”他一生无子嗣，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财富”，每当学生来看望他时，他就感到格外高兴和幸福。可见，恩师的道德和文章值得我终生学习。

        《乡村教师金桃传》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传记文学是运用除虚构以外的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再现人物生平经历和事迹，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刻画其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的一种文学体裁。正如胡适所说，传记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中传记的影响个案不胜枚举。到了近代，正式的史书和个人的传记逐渐分家；“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创作又从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独立出来，史﹑传﹑文三者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传记文学也由传统的体裁向现代的文体演变。曾几何时，传记文学显得比较沉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等文体的繁荣，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传记文学出现了兴盛的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传记文学在当代也成为重要的文体。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美国作家拉尔夫•爱默生认为，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他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优秀的传记作品能给读者以历史的教益、美的享受和生命的启迪，是塑造健康的民族人格不可缺少的养分。正因为如此，她的重要性才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乡村教师金桃传》能选取典型情节，运用多种文学描写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且能在传记中写真事，抒真情，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没有读过此书的，是难知其味的。

       恩师的《乡村教师金桃传》填补了地方史料研究的空白。2013年，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以个人视角撰写的当代史著作《蹉跎坡旧事》面世，在举行的“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评选活动中，沈博爱获颁“年度公民写史”奖项。这项活动追求的目标和秉承的价值是发掘并支持惯于寂寞的历史记录者，呼唤公众关注历史的保存与传承，推动保存国家和民族记忆。正如入选理由所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作者罕见地在填补这个空缺。”龙老师与沈博爱一样，用文字记录了原生态的文化和乡俗，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不希望看到过去的历史慢慢消逝，不希望人们模模糊糊地对待历史。私人写史的优势是亲耳亲眼亲身所历，具有真实性，有感人的细节描写，有地道的乡土语言情感。而国家写史则看不到平民百姓生活中的细节，只是有着国家大方向大浪潮的表述，很难看到其中的细节。可以说，民间修史是对官方修史的补充，即使写的是很细微的事情，也能反映国家社会的变迁。白沙镇是文化古镇，地灵人杰，有很多文化人，但有的人不敢写，有的人不愿写，有的人想写可是没有能力写。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个人写史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从这个角度看，龙老师个人写史之功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文人成了一个并不令人感到愉悦的字眼，似乎成了弱者的代名词。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曾到处流浪漂泊，过着近似乞丐一样的生活。前苏联文豪高尔基也曾有过类似乞丐一般的经历。如此境况，有谁还愿意坚持写作？不过，总有一些文人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们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严嵩，而惨遭严嵩杀害，杨继盛在临刑前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16年9月的一天，李大钊的一位朋友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想起了这副楹联，于是，奋笔疾书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十个大字，与朋友共勉。文以载道，而文人的使命就在于赓续道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洞察人间世事，深味人情冷暖，关心民生疾苦，不在乎生前个人得失恩怨，更注重身后的名节。可以说，他们才是社会不公正的呐喊者，是精神独立的斗士。贫困的底层生活非但没有使他们从此沉沦下去，反而成全了他们的创作成就，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穷而后工”的道理。 从龙老师的《乡村教师金桃传》中，我们可以窥见底层文人的命运，聆听他们来自底层的呼唤。当然，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昂扬向上的正能量。可以说，这本书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有裨益。

      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万物之灵”，除了因为人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智商以外，更因为人懂得对精神财富的追求。当前，文学渐被边缘化了，文人的风骨在沦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古代文人有著书立说“死生以之”的传统，这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追求和著述价值取向。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解释自己之所以“忍辱苟活”，就是为了“以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如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一样“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显”。先秦有“人生三不朽”的说法：最上为立德，其次为立功，其次为立言。“立言”虽排在末位，但毕竟已属“不朽”的行列。魏文帝曹丕更是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响亮口号，他关于文学意义的新颖之处，在于他在文学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认识之外，还赋予文学“不朽之盛事”的全新价值。文学的精神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保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种族繁衍、发展和进步的源动力之一。我的恩师节衣缩食，焚膏继晷，绞尽脑汁，终于成稿，据我猜测，大概就是想留点文字于世。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据说仓颉造字时，天地鬼神都为之呼喊哭泣，这说明文字具有强大的震撼力量 。对书籍的信仰，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是中国文化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物质基础。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然而，人的精神生命却可以通过书籍而得到延续。我对恩师的文字充满着虔诚心和敬畏心，每读恩师的文章，总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催我奋进。

        夜晚已深，寒风彻骨，恩师昔日的教诲言犹在耳，让我睡意全无，我激动地写出一些心里话，以抒发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同时想籍此重温昔日当学生时的感觉。期待着恩师的手稿早日付梓，期待着恩师健康长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我相信，恩师的道德文章将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弟子之所愿。以上读后感，敬请恩师指正。

2016年元月十五日晚上十二点

写于乡下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