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散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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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莫言散文五篇作者：邱宇强

童年读书

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让我适当地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人真是怪，越是不让他看的东西、越是不让他干的事情，他看起来、干起来越有瘾，所谓偷来的果子吃着香就是这道理吧。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所以前几年在电视上看了连续剧《封神演义》，替古人不平，如此名著，竟被糟蹋得不成模样。其实这种作品，是不能弄成影视的，非要弄，我想只能弄成动画片，像《大闹天宫》、《唐老鸭和米老鼠》那样。

　　后来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现在完全不行了。后来又把“文革”前那十几部著名小说读遍了。记得从一个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但母亲看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草喂羊。我飞快地蹿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时我真感到了幸福。

　　我的二哥也是个书迷，他比我大五岁，借书的路子比我要广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书。但这家伙不允许我看他借来的书。他看书时，我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悄悄地溜到他的身后，先是远远地看，脖子伸得长长，像一只喝水的鹅，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靠了前。他知道我溜到了他的身后，就故意地将书页翻得飞快，我一目十行地阅读才能勉强跟上趟。他很快就会烦，合上书，一掌把我推到一边去。但只要他打开书页，很快我就会凑上去。他怕我趁他不在时偷看，总是把书藏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就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地下党员李玉和藏密电码一样。但我比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高明得多，我总是能把我二哥费尽心机藏起来的书找到；找到后自然又是不顾一切，恨不得把书一口吞到肚子里去。有一次他借到一本《破晓记》，藏到猪圈的棚子里。我去找书时，头碰了马蜂窝，嗡的一声响，几十只马蜂蜇到脸上，奇痛难挨。但顾不上痛，抓紧时间阅读，读着读着眼睛就睁不开了。头肿得像柳斗，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我二哥一回来，看到我的模样，好像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先把书从我手里夺出来，拿到不知什么地方藏了，才回来管教我。他一巴掌差点把我扇到猪圈里，然后说：活该！我恼恨与疼痛交加，呜呜地哭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可能是怕母亲回来骂，便说：只要你说是自己上厕所时不小心碰了马蜂窝，我就让你把《破晓记》读完。我非常愉快地同意了。但到了第二天，我脑袋消了肿，去跟他要书时，他马上就不认账了。我发誓今后借了书也决不给他看，但只要我借回了他没读过的书，他就使用暴力抢去先看。有一次我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后一头钻到堆满麦秸草的牛棚里，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进来，一把将书抢走，说：这书有毒，我先看看，帮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进怀里跑走了。我好恼怒！但追又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打不过他，只能在牛棚里跳着脚骂他。几天后，他将《三家巷》扔给我，说：赶快还了去，这书流氓极了！我当然不会听他的。

　　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而痴迷陶醉。旧广州的水汽市声扑面而来，在耳际鼻畔缭绕。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当我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我心中那个难过，那种悲痛，难以用语言形容。那时我大概九岁吧？六岁上学，念到三年级的时候。看完《三家巷》，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怅然若失，无心听课，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影子，手不由己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班里的干部发现了，当众羞辱我，骂我是大流氓，并且向班主任老师告发，老师批评我思想不健康，说我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几十年后，我第一次到广州，串遍大街小巷想找区桃，可到头来连个胡杏都没碰到。我问广州的朋友，区桃哪里去了？朋友说：区桃们白天睡觉，夜里才出来活动。

　　读罢《三家巷》不久，我从一个很赏识我的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母亲在灶前忙饭，一盏小油灯挂在门框上，被腾腾的烟雾缭绕着。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保尔和冬妮娅，肮脏的烧锅炉小工与穿着水兵服的林务官的女儿的迷人的初恋，实在是让我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多少年过去了，那些当年活现在我脑海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保尔在水边钓鱼，冬妮娅坐在水边树杈上读书……哎，哎，咬钩了，咬钩了……鱼并没咬钩。冬妮娅为什么要逗这个衣衫褴缕、头发蓬乱、浑身煤灰的穷小子呢？冬妮娅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保尔发了怒，冬妮娅向保尔道歉。然后保尔继续钓鱼，冬妮娅继续读书。她读的什么书？是托尔斯泰的还是屠格涅夫的？她垂着光滑的小腿在树杈上读书，那条乌黑粗大的发辫，那双湛蓝清澈的眼睛……保尔这时还有心钓鱼吗？如果是我，肯定没心钓鱼了。从冬妮娅向保尔真诚道歉那一刻起，童年的小门关闭，青春的大门猛然敞开了，一个美丽的、令人遗憾的爱情故事开始了。我想，如果冬妮娅不向保尔道歉呢？如果冬妮娅摆出贵族小姐的架子痛骂穷小子呢？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没有了。一个高贵的人并不意识到自己的高贵才是真正的高贵；一个高贵的人能因自己的过失向比自己低贱的人道歉是多么可贵。我与保尔一样，也是在冬妮娅道歉那一刻爱上了她。说爱还早了点，但起码是心中充满了对她的好感，阶级的壁垒在悄然地瓦解。接下来就是保尔和冬妮娅赛跑，因为恋爱忘了烧锅炉；劳动纪律总是与恋爱有矛盾，古今中外都一样。美丽的贵族小姐在前面跑，锅炉小工在后边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冬妮娅青春焕发的身体有意无意地靠在保尔的胸膛上……看到这里，幸福的热泪从高密东北乡的傻小子眼里流了下来。接下来，保尔剪头发，买衬衣，到冬妮娅家做客……我是三十多年前读的这本书，之后再没翻过，但一切都在眼前，连一个细节都没忘记。我当兵后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但失望得很，电影中的冬妮娅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冬妮娅。保尔和冬妮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各奔了前程。当年读到这里时，我心里那种滋味难以说清。我想如果我是保尔……但可惜我不是保尔……我不是保尔也忘不了临别前那无比温馨甜蜜的一夜……冬妮娅家那条凶猛的大狗，狗毛温暖，冬妮娅皮肤凉爽……冬妮娅的母亲多么慈爱啊，散发着牛奶和面包的香气……后来在筑路工地上相见，但昔日的恋人之间竖起了黑暗的墙，阶级和阶级斗争，多么可怕。但也不能说保尔不对，冬妮娅即使嫁给了保尔，也注定不会幸福，因为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保尔后来又跟那个共青团干部丽达恋爱，这是革命时期的爱情，尽管也有感人之处，但比起与冬妮娅的初恋，缺少了那种缠绵悱恻的情调。最后，倒霉透顶的保尔与那个苍白的达雅结了婚。这桩婚事连一点点烂漫情调也没有。看到此处，保尔的形象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就暗淡无光了。

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我童年读书的故事也就完结了。

我的中学时代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正读到小学五年级。家庭出身很好的老师们闻风而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天用红布缝了袖标，袖标上用硬纸板漏上了毛体的黄漆字，第三天制造了红布的大旗，旗上也用黄漆描上了毛体的大字。紧接着老师们让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学生们每人回家要了八毛钱，收了钱行就发给了我们每人一个红袖标。几天工夫满学校都是大大小小的红卫兵了，当我们这些穷孩子把红袂标套到破衣袖上时，那种得意地将胳膊抬起来，如果行人对我的胳膊注目，我感到荣耀得了不得，有很多类似于趾高乞扬、得意忘形的愚蠢表现。如果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条狗，我就把红袖标炫耀给狗看，狗看了红色，兴奋得不得了，追着我的屁股咬。记得有第一次戴着红袖标回家，我爷爷问我："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我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

红卫兵这玩艺在村子里稀罕了也就是十来天，因为十天后，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们也都成了红卫兵。我姐姐她们的红袖标是用红绸子缝的，三个毛体大字是用黄丝线手工乡上去的，比我们学生的袖标高级许多倍，价格却只有五毛钱，这样我们才知道那些红卫兵老师贪污了我们的钱，家长们戴着袖标到学校找老师理论，老师们蛮不讲理，硬说发给学生的袖标是从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批发来的，是经过了中央文革检验的，价格自然要贵，接着老师们就嘲笑家长们戴得袖标是假冒伪劣产品，是杂牌军，把家长们唬得目瞪口呆。我们知道老师们是睁着眼说谎话，我们也就知道了闹红卫兵的事并不神圣，那几个成了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用火炉子炒花生吃，吃得满校园都是扑鼻的香气，他们买花生的钱就是从我们买袖标的钱里克扣出来的。他们贪污点小钱吃点喝点也就算了，学生给老师进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不但在办公室里吃花生，他们还在办公室里耍流氓，这是我和同学张立新亲眼见到的。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倒，他老婆也被打倒，俩口子被关在一间小厢房里，老师让我们轮流值班，趴在小厢房窗外监听。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趴在窗外，冻得半死半活，满心盼望着校长和他老婆能说点反动话，我们好去汇报立功，但是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弄得我们失望极了。我们感到无趣，就嗅着花生的香气，摸到了老师办公室窗外，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比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还让我们失望，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二天我们就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对村子里的人说了，张立新还用粉笔画了一副图画，画面比我们见到的情景还要流氓，吸引了许多人围观。这下子我和张立新算是把老师得罪到骨髓里去了。一年后，村子里成立了一所农业联合中学，我们的同学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之外，都成了联中的学生，张立新虽然也得罪了当上了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的郑红英，但他家是烈属，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中，我家成份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我姐姐自以为与郑红英关系不错，去找她说情，希望她能开恩让我进联中念书，郑红英却就："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

新志立的联合中学只有两排瓦房，每排四间。前面四间是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后边四间是两个教室。教室紧靠着大街，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者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教室的窗外经过，教室的玻璃很快就让学生们砸得一块不剩，喧闹之声从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我从教室窗外经过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感到自卑，感到比那些在教室里瞎胡闹的孩子矮了半截。我好多次在梦里进入了那四间教室，成了一个农业中学的学生。我渴望上学的心情我父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只能把自己的渴望深藏在心底，生怕一流露出来就会遭到父亲的痛骂，因为我得罪了郑红英，不但断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也给父亲带来了很多麻烦。姐姐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她宽慰我说："这个联合中学，上不上都一样，老师也不教，教了学生也不学，天天在那里打闹，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自学呢！"话是这样说，但我心中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

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搞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考上中学应该不成问题，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中学梦。当时的农村，吃不饱穿不暖，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要想自学成材，几乎痴人说梦。但我还是在夜晚的油灯下和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读一些闲书。1973年，托我叔叔的面了，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就有一个曾经在我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临村小伙子揭穿了我，弄得我见人抬不头来。后来听说厂里的合同工大部分都往高里填学历，有的人明明是文盲，硬填上高中毕业，我把自己的学历填成初一，其实是很谦虚的。因为我叔叔在这家工厂当主管会计，所以就安排我当了司磅员，与笔和算盘打交道，在不知底细的人心目中，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当时工厂里经常组织批林批也的会，厂里管这事的人以为我有文化，就让我重点发言，我就把报纸上现成的稿子抄到纸上，上去慷慨激昂地念一通，竟然唬住了不少人。厂子里曾经莫名其妙地掀起过一个学文化运动，让我讲语文，我没有办法，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关于写作的小册子，上去胡说一通，一课下来，竟然有人说我讲得好，还有我以为我在中学教过书。

1976年终于当兵了，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到部队后见发现很多"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封家信都不能写，于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以后的所有表格，都是这样填了。虽然再也没有人揭穿我，但我的心里始终七上八下，每逢首长或是战友问到我学历时，我的心就嘭嘭乱跳，然后含含糊糊地说：“高一……”，直到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得了大专学历，才解决了这个尴尬问题。

我的老师

这是一个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地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

    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

    给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着，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说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呐！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微机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的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在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过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里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1.70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里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牵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0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的大学

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字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惟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学梦就彻底地破灭了。不但大学梦破灭，连上中学的权利也因为家庭出身中农而被剥夺了。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农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学的，国家要剥夺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农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赶出了校门。制定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他们知道，剥夺阶级敌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是巩固红色江山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

“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政策来说，农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具备了中学的同等学力、劳动积极，都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推荐，免试进入大学。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额，到不了村这一级就被瓜分光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其实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后来出了个张铁生，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现在提起他来，人们大都嗤之以鼻，但在当时，我却十分崇拜他。张铁生的成功唤醒了我的大学梦，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我没有读过中学，但在家看过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学课本，尽管数理化不行，但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读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达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信发出去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劳动回来，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做饭，看到父亲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他的手里，攥着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这封信与我有关。，父亲站在灶前，浑身打着哆嗦。他注视着我，脸在灶火的映照下放着红光。他对我说：“你想怎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给了我。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公用信封，已经被撕开，我从里边抽出一张印有红字抬头的公用信笺，借着灶火，看到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低声说了一夜的话，知道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声。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这是一条金光大道，但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六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没去挖河，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

到了队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复，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最后还是决定考。我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还是照顾人了学。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了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时，大学却突然对我傲开了大门。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于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机缘凑巧，考试时，在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进去后能使人迷路。我们宿舍里的人徽，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一次买回八十包。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我们宿舍叫做“造币车间”，我是头号“造币机”。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也有个别的妖蛾子。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这人留着披肩长发，据说是男性。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始讲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我知道这伙计累了，坐在讲台上，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他果然就弹了一曲，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我们还请来著名的音乐指挥李德伦给我们讲交响乐。李大师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讲到好吃午饭了才进入正题，用录音机放曲子给我们听。我向李大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对着录音机比划比划。大师冷笑道：我只会指挥乐队，不会指挥录音机。下课后，同学们有的骂我，自的嘲笑我，当时我还不服气，嫌人家李德伦架子大。现在想起来，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让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指挥家指挥录音机呢？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现在想起来，当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看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时。

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

漫长的文学梦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常遭到同学的嘲笑。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后来，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年轻力壮、衣冠洁净、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他教我们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长，很凶。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气，骂道：“你这熊孩子，怎么能随地小便呢？”我哭着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课堂上响起笑声。先是女生哧哧低笑，然后是男生放肆大笑。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训斥大家：“你们笑什么？！”待他低头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说：“别念了，下去吧！”我说：“老师，我还没念完呢。”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实在是舍不得下去。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春风滋润了空气，太阳晒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裆。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建议。缝上裤裆后，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话。后来，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结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课文时掉了裤子，引得众人大哗；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她非要打，张老师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裤子就掉了。那时我穿的是笨裤子，一掉就到了脚脖子。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张老师大为赞赏。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习。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

后来我当了兵，提了干，探家时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很是感人。因为“文化大**”，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我被开除回家，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心里冷若冰霜。重读那些批语，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断送了我的锦绣前程。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来，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曱民曱工集齤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写小说。挖完河回家，脸上蜕去一层皮，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跟母亲要了五曱毛钱，去供销社买了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写。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引用毛齤泽。。东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他站在毛。。主曱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毛。主曱席呀毛。主曱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念完一想，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正胡思乱想着，开会的人到了。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毛主曱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会关于挖河的决定。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会马主任。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说：为了挖好胶莱河，再把婚期推三年。这一边在开会，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破坏挖胶莱河，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记不清了。如果说我的小说处曱女作，这篇应该是。

后来当了兵，吃饱了穿暖了，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黄县站岗时，写了一篇《妈妈曱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曱奸的爹，但“文曱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与“四曱人曱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