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的发展：从韩愈到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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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的发展：从韩愈到欧阳修

      唐晓敏

古文作为一种文体与生命体有类似之处，也有其面目、体格个内在精神特征以及诞生与“成长”的过程。今天我们看到的古文，是一种具有内容充实，能够表现作者的个性，语言自由灵活，具有美感并且作者本人也对文章的美感有所追求的艺术散文。这样的古文是韩愈的创造，在韩愈之前是没有的。先秦时期的所谓散文，主要是成本的书，不是单篇的文章。汉代的文章旨在实用，大抵无对美感的自觉追求。六朝时期的骈文看上去文字富有美感，但骈文这种文体主要是用在政治上的，文字虽美但大都缺乏作者的个性表露与真实情感的表达。韩愈之所以写出这样的古文，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没有机会，无法行道，只能是用“文”来明道，即他说的“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他的这一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韩愈的古文写作始于贞元年间，这是时期韩愈确实是“未得位”，因此下决心“修辞以明道”。 不过，尽管我们不能怀疑韩愈自己的说法，但古文作为一种文体，它的诞生决不会仅仅取决于作者个人经历遭遇，而是必然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和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唐代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其政治运作需要“文”，而科举考试又培养了“能文”的人才，这就促进着“文”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文”不仅适用，而且能够具有美感，成为让人欣赏的对象。适用和富有美感，这两个方面可以统一，但又不是那么容易统一。

在古代社会，文之“用”的涵义非常宽泛。按焦循的说法，有“用于一身”、“用于当时”、“用于天下”和用于“百世”之别。但主要是用于“一身”和“当时”。在韩愈的时代，用于一身表现在科举考试上，用于当时则主要是为朝廷所用，这两种应用又有共同之处，第一是要求文章要写得漂亮，但不需要作者有个性和独到的思想。唐代科举考试，人才的选拔以“文”为标准。“由于科举考试不许考生超越儒学范围，所以考试的内容因雷同化而反倒不重要了，考生既无“说什么的自由，只好转入‘怎么说’的形式追求，比赛谁能更娓娓动听地陈述同样的内容。”（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7页）特别在决定举子是否能够得到官位的“博学宏辞科”考试中，考官更是非常重视瑰丽风格的文辞。而政治运作中的文，往往也需要辞藻华美，朝廷应用文需要“润色鸿业”，也需要写得漂亮，有文采。适用的文章需要漂亮，但不需要作者在文章中表现自己的个性和独到的思想，这是因为，科举考试也好，政治公文也好，都是“为人”而作的文章，都需要投他人之所好，贸然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写进文章，往往会坏事。因此，这种适用的文章，从表面上的辞藻华美看，是有审美价值的，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反审美的。韩愈就看出科考文字的这一特点，说道：“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答吕毉山人书》）为参加科举考试，他也不得不作这样的文章，但自己为此感到羞愧：“退因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韩愈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他对这类文章不满意，就不再写这样的文章，结果是，摆脱了“适用”的束缚，反而有了写作的充分的自由。由此韩愈能够以诗为文，也能够以小说为文，他的《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像是一篇诗歌，而《毛颖传》等又像小说。因摆脱了功利、实用的束缚，韩愈得以痴迷于语言世界之中，阅读韩愈的诗文作品时，我们会感到,他常常象一个孩子那样痴迷于自己的幻想境界,兴致勃勃地摆弄着他的语言，忍不住要不断变幻新的说法。《画记》写“牛大小十一头,驼三头，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本来写“驴四头”就完了，可他偏不这么说。《送穷文》写的“鬼”是五个，他偏说“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柳州罗池庙碑》写“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按习惯大概要写“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但韩愈不愿遵从习惯，他渴望得到最佳的艺术效果。这样，韩愈的文章就走向了艺术散文。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有鲜明的形象，往往又具有诗歌才有的高情远韵，因此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如钱穆就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送杨少尹序》之类，此便是一种无韵的散文诗。韩愈于此等散文，本是拿来当诗用，这实在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大变化”，“散文在纯文学中之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但韩愈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就是他文章不太适于“应用”。裴度批评韩愈“以文为戏”，这是符合韩愈实际的。所谓以文为戏，就是追求文章的艺术价值。韩愈也深知自己的文章不适用，《进学解》说自己“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送穷文》说：“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祗以自嬉。”他的弟子皇甫湜在《谕业》中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诸灌溉，或爽于用。”也看出韩愈文章的这一特点。古文通过韩愈而获得了生命并迅速成长，不过，这时的古文还处于发展的青少年时期，有无限的活力、有耀眼的光彩，同时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古文，作为散文也好，作为文章也好，应该具有某种意义的适用性，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需要，中国古代需要有既有用又好看的文章，韩愈的文章，好看是做到了，但在适用性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韩愈没有做到了，欧阳修做到了。欧阳修对韩愈非常尊敬，他的散文写作也是从学习韩愈起步的，其《记旧本韩文后》就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学习韩文的经过：儿时遇韩愈文章就“见其言深厚而雄博”、“浩然无涯埃”，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回家再细读韩文，感叹道：“学者当至龄是而止尔!’，继续学习韩文。此后欧阳修“求干禄以养亲”，不得不做时文，但科举及第，得到官职之后，即又作古文。欧阳修作古文，既是学习韩愈，也让古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将韩愈古文的“怪怪奇奇”的文风转变到了与之相反的“自然平易”。而这种转变，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及个人际遇等多方面的原因。

韩愈所处的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这一时期，文人对朝廷有所依赖而朝廷对文人却并不器重。韩愈科场仕途皆不顺利而又性格倔强，胸中郁积的不平之气需要宣泄，于是文章常做不平之鸣。失衡的心态、激愤的情感促成了他文章“怪怪奇奇”的风格。欧阳修则不同。他生活的北宋时代，朝廷对文人待遇优厚，而欧阳修初入政界时，仁宗皇帝又是历史上少有的宽仁之主。因此，欧阳修的境况大大优于韩愈，即使同遭贬谪，韩愈被贬潮州相当悲惨，女儿也死在了路上，而欧阳修被贬到夷陵之时，却一路有官员招待，欧阳修随意停留，与他们饮酒作诗。心态不同，文章的风格也会有所差异，这是很自然的。

同时，韩愈和欧阳修所处的社会不同，对文章的要求也不同。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社会政治生活所需要的主要文体是骈文，骈文才是适合于那个时代之用的文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骈文具有华贵的风格，在动荡的年代可以对衰落的政治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二是骈文辞藻华美语调铿锵，有情绪的感染力，在军情紧张、复杂多变的时刻，朗读出来可以让军官乃至士兵受到感染，于半懂不懂之时产生情感的冲动。那些时刻，古文则是不适用的。而到了北宋时期则有所改变。此时，骈文虽因其言辞华贵能显示皇家气象而用于朝廷，但光有骈文又是不够的，因为在和平年代治理一个大国，皇帝需要了解实情，各级官员也需要下级上呈的汇报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好看。这样，古文就有了用处。比如，要总结、汇报一个地方的灾情及救灾情况，曾巩用古文写《越州赵公救灾记》就比用华丽的骈文更合适。当然，这些文章同时也应该是好看的。上级看下级呈报的应用性文字，也希望看到好的文章。读好看的文章总是心情愉悦的。而从作者的角度说，让上级心情愉悦，自己的文章也就更能有收效。总之，到了北宋，社会政治对古文有了需求，这一需求通过朝廷倡导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欧阳修则在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中改革和发展了古文。他既保留了这种文体的文学性，又让这种文体有了实用性。韩愈的古文像是青少年，生气勃勃，非常大胆，敢于创新，喜欢做各种尝试，他的古文，有一些写得像诗歌，有一些像小说，还有许多文章大量用了骈文的句法，从形式上与骈文不太分得开。这让韩愈的古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多姿多彩的特点，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韩愈古文没有完全“定型”的表现。欧阳修继承了韩愈古文的精神，但他走的又是与韩愈相反的路，他通过对古文加以规范而让古文这一文体有了自己更为明确的体格和面貌，同时也能够适应社会的要求。在欧阳修这里，古文已成年，完全定型了。欧阳修之后，特别是南宋及明清两代，人们高度评价欧阳修的文章，学习欧阳修的写作经验，走欧阳修的写作道路，这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