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语文教育的两个岔路口

教师之友网

20世纪语文教育的两个岔路口

——兼论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意义与特征

《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07期  作者：李海林

一、20世纪语文教育的第一个岔路口

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了一百年。一百多年的语文教育，我们能不能理清一个头绪，找出一条线索来呢？

中国古代教育实际上只有一门课，这就是语文。它既包含语言文字，也包含文史哲理、道德礼教，乃至人情世故、草木虫鱼；学语文，是学语言文字，也是学伦理、历史、哲学、科学，乃至常识。受历史环境的影响，这种“内容泛化”又集中在儒家经义名理上。于是语文教学变成了经义名理的探究，而语言本身却常常淹没在义理的演绎和考证中。刘国正先生称这种“一身而数任”的语文教学为“总体性”教学，顾黄初称之为“混合式教学”。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末年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取代古代私塾教育，完整的课程体系取代了综合的泛化的经义教育，语文教学从传统的经史哲理的教学中分化出来，语言文字教学独立为一门课程的主体。我把这种趋势称之为“语言专门化”。

从传统的“混合式的教学”走向“语言专门化”，从以经义为本体的教育，走向以语文为本体的教育，我把它称之为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岔路口。历史作出的抉择是：弃“混合式教学”，选“语言专门化”道路。

这个历史发展的主推手毫无疑问是叶圣陶。叶圣陶的历史贡献在于：构建一个语言本位的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叶圣陶先生在理论上的探讨、教材建设工作、语文知识体系开发及教师培养工作，都是围绕这一点来展开的。一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主要是从正面阐述：“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①或从反面批判：“五四以来的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视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的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②叶圣陶先生的研究，是语言的觉醒，也是语文课程的觉醒。叶圣陶先生是从“人生的需要”这个角度来推进此项工作的，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人生的觉醒”。

二、20世纪语文教育的第二个岔路口

“语言专门化”起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反八股文教学，成形于1935年夏丏尊、叶圣陶的《国文百八课》出版，1956-1957年分科实验和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颁布标志着这样一个教学体系的基本完成，在80年代的拨乱反正中得到了强化。

历史同样也向我们呈现，伴随着这个历史过程的，也是语文教学逐步走向“工具主义”“技术主义”，并在上个世纪末被无情批判的过程，语文教学在世纪末戴着“祸国殃民”“人神共愤”的帽子，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

问题出在哪儿呢？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们的判断是：现代语文教育，才走完了自己的第一个岔路口，才完成了第一次岔路口上的抉择。这一次历史的抉择，使现代语文教育实现了“语言专门化”。问题集中到了“语言”这个概念上。

所谓语言，有两个本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说：“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看法，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这就是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语的语言学。”③所谓“语言的语言学”，它着眼于语言各要素的描述与分析，它把语言理解为一套知识系统；所谓“言语的语言学”，它着眼于语言的功用，它把语言看做是一个功能体。对语言的第一个本质，大家的认识比较充分，对语言的第二个本质，大家的认识并不那么明确。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皮特·科德在《应用语言学导论》里说：“传统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语言的’语言学概念。它似乎很少关心‘适合性’这一概念，也不考虑语言行为对不同社会环境作出反应的方式。而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较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待语言，并且重视语言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交际功能问题。”④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是要教这套知识给学生，还是把语言的功能教给学生呢？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个岔路口”。

百年语文教学，主要是把语文课当做一门知识课来教，其主要的思路是：语言由哪些要素构成，它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如何辨析它们。于是我们有了文字、语音、词汇、语义、语法、修辞等的教学。这种知识教学被不断扩大化，泛化到文章知识、逻辑知识、文学知识、文化常识等，于是形成了所谓“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八字宪法”。因为这种语文教学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的要素上，我把这种语文教学称之为“语言要素教学”。

“语言要素教学”把语言当做一套知识系统和技术系统来教，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荒谬程度，由《北京文学》在1997年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已经予以了充分的揭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情况：

知识泛化：不需要知识化的内容也知识化。

知识绝对化：每一个知识都要求标准答案。

技术性教学取向：将“语文能力”理解为技术性的操练。

知性教学方式的选择：主要表现为“满堂灌”。

单一僵化的评价方式：标准化考试。

我们可以将这种语文教学称之为“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教育界、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现代语文教育向何处走的问题。总的来看，实际上存在两种主张和取向。一是沿着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顶多需要做一些小的调整就可以了。这种取向现在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但在中小学课堂里，它一直存在，只是上课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另一种主张是退回去，退回到“混合式教学”的道路上去。最糟糕的实践表现，就是“泛语文”“泛人文”。这种主张，现在还有很大的市场。在很多情况下，还被误认为是这一次语文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

三、王尚文等人主张的第三条道路

照我看来，现代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两难选择：沿着“语言要素教学”继续走下去？这是“技术主义”的路子，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追着“语言要素教学”的源头退回去，退回到“混合式教学”的老路上去？这是反历史的，是走回头路，是死路一条。我把现代语文教育的这一两难选择，称之为“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之谜与理论之谜”。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叶圣陶先生开创的“语言专门化”，是现代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但是它是相对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岔路口而言的，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它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现代语文教育应该在第一个岔路口的正确的抉择的基础上，及时在第二个岔路口作出另一个正确的抉择。

这一个抉择，是由王尚文等一批当代语文教育专家完成的。其主要研究者包括王尚文、潘新和、王荣生、李维鼎、余应源、章熊、韩雪屏、李海林等。他们既反对“技术主义”的语文教学，同时也反对回到“混合式教学”的老路上去。它着眼于语言的运用，我称之为“语言功能教学观”。我们看王尚文在最近的几篇文章中的表述：

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学生母语的听说读写水平，是语文教育的原点、基准，是语文教育的“独当之任”。但几十年来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转移了我们对语文教育这一根本任务所应有的关注，与如何提高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直接相关的重要课题未能得到深入的研究，这是造成目前不少学生语文水平不太理想的主要因素之一。语文课程性质之争当然可以而且应该继续下去。但不应该由此而淡化、模糊语文教育的原点、基准，更不应该将它凌驾于对原点、基准的关注之上。基于当前的现状，每个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应求语文教育原点、基准认识之同，存课程性质之异，暂时搁置课程性质之争，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⑤

王尚文先生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主张：

“理解”不能笼统地指向语言（汉语），应当明确化为理解如何运用语言文字。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解读为：正确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除了语文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的正确理解所学的教科书的语言文字的任务。如果不突出“运用”的特殊重要性，就不能突出语文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若将“理解”跟“运用”割裂开来，将其对应于阅读教学，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仅仅指向于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思。过去，我们曾将语文课上成过政治课，现在又出现了“非语文”“泛语文”的倾向，这种片面的解读似乎难脱干系。⑥

在这段话里，王尚文先生反对回到“混合式教学”，反对“仅仅指向于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的教学。

抓住了“运用”，也就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教学的奥秘，几乎全在“运用”二字。明乎此，语文课程中的阅读才能和其他课程中的阅读真正区别开来，语文教学才能真正走在语文的路上，从而真正达到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的目的。而如何运用语言文字，既是一个运用的技术、技能、技巧问题，也和运用者的立场、观念、思想、情感等密不可分，它们是一张纸的两面。我们不能只看到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也不能只看到后者，而不理会前者，两者均非语文教学的正道。⑦

在这段话里，王尚文先生坚持了反对“技术主义”的一贯立场。他强调，如何运用语言文字，“也和运用者的立场、观念、思想、情感等密不可分”。

所谓“语言功能教学”，它着眼于以下问题：谁、在什么情况下、对谁、以什么方式、说什么、期待什么样的效果。一方面，它与“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教学相区别，大大超越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范围，堵死了通向“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通道；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教学内容指向“言语主体”“语境”“言语实践”“生活世界”“生活化”，为语文教学的人文内涵寻找到“落地基础”。语言功能教学，既避免了空洞的抽象的“人文追求”，也避免了死板的僵化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既没有走“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道路，也没有走回到“混合式教学”的老路。它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以王尚文为思想领袖的“语言功能教学观”，有可能成为“现代语文教育历史之谜与理论之谜”的解答。

四、语文功能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语文功能教学观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成形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本世纪初得到强化和实践推进。我们以王尚文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发展为例，例述其发展过程。王尚文这20年的语文教育研究，由以下一些著作构成：

1．批判性阶段

代表作是《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这一阶段王尚文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工具论的批判，其实质是对语言要素教学的一种反思。最典型的表述是：“语文课学的主要不是语言学，而是语言，目的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语言学家，而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⑧其意义是使语文教学从技术主义、工具主义退回到第二个岔路口上。

2．主题转换

代表作是《语文教学的错位现象》）（《教育研究》1991年第10期）。王尚文的语文教育研究从人文论向语感论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王先生1990年继续在人文论的路子上走下去，没有创立自己的语感中心论，就没有后面的整个的“语言功能教学思想体系”的构建，甚至有可能退回到“混合式教学”的路子上去。文中最典型的表述是：“语文教学的目标，大纲规定得清清楚楚：培养读、写、听、说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系统，我认为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因素是语感能力。”语感教学论的实质，是“语言功能教学”。着眼于语言的功能，着眼于“语用”，就必然指向“语感”。“语感”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语用观的产物。

3．核心理论环节构建

代表作是《语文教育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和《语感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提出“语感中心论”，强调语文教学以语感培养为最终目的。主要理论依据是：

第一，知识化的教学和技术化的教学不能培养学生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第二，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而语感是最基础、最核心的能力。

语感中心论，既坚持了“语言专门化”的方向，又没有重走知识化、技术化的歧路，既坚持了人文论的正确大方向，又避免了一般化地停留在抽象的人文教育的层次上；既坚守了人文论的大方向，坚持了对工具论的批判，又避免了重回“混合式教学”的老路。

现代语文教育有两个岔路口，有两次性命攸关的抉择。语感中心论在现代语文教育第一个岔路口的正确抉择的基础上，指明了第二个岔路口的正确方向。

4．对语言功能教学观的深度辩护

代表作包括“语文意识”系列论文(2003年-2009年)和“语文对话教学”系列论文(2005年-2009年)。语感中心论，与人文论，与工具论，与知识教学，与“混合式教学”纠缠在一起，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有人从不同的方向误解着王先生的语感中心论思想。王尚文语感中心论构建以后，他的工作主要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驳斥技术主义和“混合式教学”的主张，坚守语言功能教学观，并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

“语文意识”系列论文：在对人文论的纠偏中坚守了“语言专门化”的进步意义。强调语文教学要沿着“语言专门化”的道路，走向语言功能教学的方向。抵制了“混合式教学”对他的迷惑与冲击。

“语文对话教学”系列论文：从语言功能教学思想的角度阐释人文论的具体内涵。强调语文人文教育的核心是“言语实践”过程中“言语主体”之间的“对话”，抵制了“技术主义”对他的呼唤与挑战。

最典型的表述是2004年《语文教学要走在语文的路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4年第10期）中的一段话：

在基础教育中,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所有课程的特质在于它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根本宗旨。语文的本体就是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语文教育必须走在“语文”的路上,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就会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既关涉理解和运用语言,也关涉理解和运用的人。如果离开所运用的语言文字,缺乏相关的知识技能,语文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脚之地;如果看不到人在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实践中的作用,仅仅把语言当成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的工具,来个“金鸡独立”,势必也寸步难行。言为心声,语文与人文具有深刻的相关性,因其“深刻”绝不能离开人文来讲语文;因其“相关”而非相同也绝不能以人文取代语文。

5．从思想走向学理

代表作是《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这部著作不管是内容体系还是叙述风格都与王先生以前的著作大不相同。如果说王先生之前的著作主要是思想的阐发，那么这部著作则主要是学理的构建；如果说，王先生之前的著作主要是核心思想的辩护，那么这部著作则主要是理论的正面阐释。在这部著作中，一方面着眼于“文学”和“实用”两种不同语言功能，从课程论层次提出了“复合论”的新观点；另一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文论、语感中心论、语文对话教学论的语文教育思想，从语言功能教学思想出发，全面、稳妥地将上述诸种观点与思想作了来龙去脉的梳理。至此，王尚文语言功能教学观的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我将本文的论述过程，概述如下：

———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岔路口，以叶圣陶为代表的研究者正确地实现了从“混合式教学”向“语言专门化”的转型。

———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二个岔路口，是在“语言专门化”的基础上，到底是走向语言要素教育，还是走向语言功能教育。

———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所有的悲欢离合就在于：由“语言专门化”走向了知识化和技术化教学，是一条死路。有的人坚持要走这条路，终于被历史所抛弃。

———因此而退回到“混合式教学”，则更是死路一条。有许多同志实际上在走这条路，使语文教育思想陷于混乱。

———以王尚文为代表的研究者既坚守“语言专门化”的正确方向，又使语文教育摆脱知识化技术化的困境，将语文教学向语言功能教学推进，从而在现代语文教育的两难选择中蹚出了第三条道路。

———以王尚文为代表的语言功能教学观，实现了现代语文教育在第二个岔路口的正确选择，或者稳妥地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注：

①②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2页、第51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④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第1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

⑤王尚文《求同存异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7期。

⑥⑦王尚文《语文课是语文实践课》，《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4期。

⑧王尚文《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第3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