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听余光中评大陆文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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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听余光中评大陆文化现状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界泰斗余光中的这首《乡愁》，很多人从小就熟读，在心里体味着作者思乡的淡淡忧伤。这个月，余光中将迎来自己的83岁生日。10月8日下午，在高雄的家中，余老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

别把诺贝尔奖看成世界文学奖项

环球时报：今年瑞典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有什么看法？

余光中：我一向的主张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世界文学的奖项，看成西方文学奖就可以释然了。因为它毕竟是西方人办的一个奖，18个评审委员里只有一个懂中文。我们不一定要去拼命得这个奖。可惜大陆办的奖，像鲁迅奖、茅盾文学奖等，不是很能够成为所有华人地区的奖项。我们人口这么多，现在经济又这么强，如果办得更包容、更注重艺术本身的话，说不定可以办一个与诺贝尔分庭抗礼的大奖。

环球时报：您怎样看待诗歌在世界文坛以及中国文坛的位置？

余光中：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一开始并不仅仅是诗，而是史诗，还有戏剧。希腊的戏剧一开始跟诗不分家，像荷马之后的三大悲剧家，就是用诗的形式来写作的。戏剧在我们这儿变成真正的文学是比较后来的事。至于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时已经比较晚了，反而是哲学家的散文，比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司马迁等，他们无意做文学家，可文笔好，说理说得透彻，抒情抒得动人，仍然是广义的文学。到了现在，我觉得写诗的人并不少，写得成功的却不太多。很多年轻人贪图方便，觉得写小说比较费事，写戏剧也很麻烦，写诗的话立刻就可以实现，至于别人欣不欣赏是另一回事。我倒觉得，如果你把雅俗摆在一起看的话，现在流行音乐的歌词就是大众的诗，像大陆崔健和台湾罗大佑的作品。

我觉得五四以来100年，真正的诗人里还要加上秋瑾、陈寅恪等。钱钟书很会写旧诗，郁达夫的旧诗写得多好啊。至于台湾，大概销得最好的就是席慕蓉等了，我的诗选也销了几万册。以2000多万的人口来讲，几万册不算少了，相信得诺贝尔奖的瑞典诗人可能还没我们销得多呢。至于中国大陆，北岛和舒婷很受欢迎，汪国真也曾经流行过，但新出来的诗人不能那么雅俗共赏。

大陆应为中国文化第一世界

环球时报：您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大陆，但同时也有人说传承在台湾。您怎样看待两者的关系？

余光中：西方在政治上一度是把世界分成三类国家：第一世界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是发展中的国家，第三世界是未发展的国家。这主要是就经济的发展而言。我把政治的观念用到文化上，觉得以中国文化而言，中国大陆无疑是第一世界，台湾、香港大概属于第二世界，至于南洋各地华人社会是第三世界。不过这是一种原则上的说法，“文革”中的大陆不能算是第一世界，那时候的文人都巴不得把文化丢得远远的。

你刚才说“传承在台湾”，其实台湾对中国文化的教育还是蛮看重的。最近20年，因为民进党闹“独立”，搞“去中国化”，其实他们没想清楚，以为政治的独立就是文化的独立。这其实是两回事，比如当年美国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但并没有把英国文化丢掉。大家还是说Do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没有人问你Do you speak American？（你会说美语吗？）英文还是他们的母语。现在大陆也开始提倡儒家文化，派出孔子学院，或者领导人都引用一点古诗，民间多一点文学活动，那还是可以恢复第一世界。大陆应该是做第一世界的。

环球时报：现在大陆在复兴国学，像幼儿园会教《三字经》或《弟子规》等。在教育层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余光中：复兴国学并不一定等于复古，如果你反其道而行，觉得现在太西化，把复兴国学作为对策，可能也会走上另一个极端。背《三字经》和四书是有好处，可是也要配合当代的生活。比如说“父母在，不远游”，大陆那么大，怎么可能不远游。再比如说父亲死了，守孝3年，也不可能。所以复古并不能纠正当代的洋化。河南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文化与乡土的刊物叫《寻根》，有一次叫我题词，我就题了“根索水而入土，叶追日而上天”。一棵大树当然是根越深越好，但另一方面也要开枝发叶，这并不是读《三字经》就能达到的。

环球时报：您曾说过中国文学要一直回溯到《诗经》，可如今大陆的年轻人读过《诗经》的可能屈指可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遗失呢？

余光中：这当然也是时代在改变，现在不是科举年代，你不能指望年轻人读那么多古书。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教科书，靠他们在中学6年好好读一点，然后靠老师灵活地教授，所以语文教科书选什么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大陆朋友也许很少想到，就中学教科书而言，大陆某一方面比台湾要好。大陆中学语文教科书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古典文学，《诗经》、《楚辞》和唐宋八大家都有点；第二个单元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三个单元是台湾没有的，就是世界各国甚至包括第三世界的民歌童谣。我觉得这点不错，无形中让大陆学童很小就对各国有一点兴趣，培养了世界观。

环球时报：台湾受西洋影响在大陆之前，在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可以给大陆一些借鉴吗？

余光中：台湾早年因为和美国的关系，一切朝美国看，后来因为“外交”挫败的关系渐渐脱离国际社会，引发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不强调自己的文化。大陆比台湾西化得晚，也要经过这样一个循环。我觉得台湾就是自由和包容吧。

范我存（余光中夫人）：刚才你说“台湾西化比较早”，其实台湾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像农历7月“中元节”，大陆基本没有了，而在台湾则是一个大的节日。保持中国传统节日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人的很多观念非常传统，比如结婚，他们流行穿着古代结婚的红缎子衣服；再比如每个星期日都要跟长辈饮茶。

余光中：英国殖民者在这一点上有些智慧，就是希望你读好英文，另外干什么我就不管了。所以香港社会是很奇怪的结合，它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洋气。

维持汉语的主流美学

环球时报：您说过中文生态一旦被破坏，中国文化就会变质。如今您觉得中文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余光中：我觉得在一些作家或学者的笔下，是在进步，像我觉得我写白话文就比胡适写得漂亮。他当时曾说“要有国语的文学，就先要发展出文学的国语”。经过差不多100年，我们现在的文章应该比新文化运动初期写得好，诗也比那时候好。

可是一般人的中文是越来越差了。大陆的中文相当西化，西化到连自己都不觉得。我举个例子，像“进行”几乎取代了别的动词。比如“他现在在看心理医生”，可是有些人偏说“他正被进行心理治疗”。再比如“尊敬的党委书记”，中文应该是“可敬的”。“尊敬”是尊敬别人，“可敬”才是别人值得我尊敬。还有“女士们和先生们”，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复数不是中文必要的。台湾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台湾中文不好的人很多，会跟着大陆走。

我希望保持汉字的纯粹，不是不受外来的影响，而是汉语的主流美学要维持。有了这点底气，吸收外来东西无所谓，像唐朝也吸收外来的东西，夜叉和涅槃都是外来语。那时候中国文化健全，中文底子好，现在文化跟语言的底子虚了，就很危险。至于预防中文生态恶化，我觉得应该似乎教科书选好的文章，课外活动或社会文化团体要掀起什么运动时，尽量提倡流畅生动的中文。

环球时报：您怎样看待汉字的繁简之争？

余光中：以前大陆为了普及教育或写起来方便，采用简化汉字。我在台湾看报纸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的一眼扫过去，猜想它是什么字，谁会睁大眼睛看“凿壁偷光”的“凿”字哪里少一笔啊？而且我自己写稿也会写简体字，我的诗往往是手稿就登出来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祸害。

可是如果你要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用简体字是行不通的，像大陆到处的碑文还是古体字，很多人签名也不是写简体字。当然笑话也是有的了，大陆的一些人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特意把我的名字写成繁体。结果“余”字写成有“食”字边的，以为我这个“余”是简化的结构。我太太姓范，有人写成更繁杂的“师范大学”的“范”的繁体字。

当然从单纯的美学角度来讲，还是繁体字比较漂亮。比如头发的“发”（髮）字，上面的部分有三撇好像头发，左边部分好像梳子，多么形象啊！现在简化之后，出发的“发”也是头发的“发”。

环球时报：您在中山大学教授翻译。对于文学翻译，您认为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余光中：如果是一般知识性的翻译，可以随便一点，能达意、让人家读懂就好了。可是如果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至少要清通，而不能写得含糊混杂，甚至不通。所以文学的翻译还是要讲究，一定得有文学的水准才行。

我在大学毕业后三四年就翻了《凡·高传》，之后过了20年出版社又要出，我再一看太西化了，就花了一年时间整个修改了一遍，改了一万处以上。修改什么呢，举了例子，比如说“事实上，他是个坏人”这句，也算过得去，可是我不满意，“事实上”是白话文流行以来食洋不化、不中不西的说法。我常跟学生讲，你能想像贾宝玉跟林黛玉讲，“林妹妹，事实上我是爱你的”吗？（应为“其实我是爱你的”———编者注）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余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