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写的哲学困境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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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写的哲学困境与突围

苗雨时

任何时代的诗歌都是关于人、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存在境遇的叩问，关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寻。只不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答和不同的艺术传递，也因此形成人的诗意哲学的心灵史。

当今时代，在市场经济潮涌的鼓动下，经济神话代替了政治神话，中国社会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人的生存现场是物化媚俗，喧嚣浮躁，时尚弥漫，广告覆盖；而其底里所潜伏的却是人文沦落，价值失范，灵肉分裂，人性异化，生存压力。人的尊严，变为物的价值，人成了商品，自我消费或被消费……

置身于这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人的生存处于极为尴尬和险恶的境地。“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临到如此的历史节点和境况，诗人挺身其中，仰望天空渺渺，俯视大地沉沉，迎向和直面人世间的滚滚红尘，他不得不重新探问：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然而，身陷社会文化历史转型的巨大漩流中，他承受了从未有过的一种哲学眩晕和诗学迷惘；一切都在变动、转折与离析，上升与下沉，前行与倒退，开始与终结；一切都在冲突、断裂与崩解，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男与女、爱与恨、生与死……面对这样的历史场景，诗人们虽也坚持创作，并且表面上呈现了一派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纷繁的风光，但因缺乏对人们生存本质的透彻，而使人们感到空幻、无着和寂寞。不思想、无思想，构成了当今诗歌写作的真正困境。

当然，我们那些卓越诗人，对此种人生历史的纠结，不是没有探索和破解。他们介入现实生活，以自我生命之“痛”感应时代之“痛”，在社会批判中首先进行自我批判，创作了一些勇于担当、充盈活力和有效性的诗作，尽管数量不多，却也是一片灰暗中的闪光，照亮了当下诗歌困境突围的精神指向。

不难认知，现代诗歌的困境，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也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困境，但就诗歌本身来说，则是写作的“哲学贫困”。为此，诗人对当今人生需有哲学的思考和观照。为了化解人生存的艰难与窘迫，他们从三个维度进行探索：

第一、折返内心，重塑心灵，对抗物质对精神的挤压；

第二、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中汲取爱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

第三、从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潜在的诗意，追求灵魂的超越……

这是我从很多诗歌中，看到的关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主题意指和哲理思致。对此，我曾经极为赞赏，认为这为现代人的生存指明了出路，从而打破诗歌写作的沉沦。但是不久，我又疑惑，发现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举，总觉得有些逃避、妥协和龟缩，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缺乏应有的锐利与锋芒：回归自然，回归不去，而且渐行渐远；超越世俗，超越不了，反而越陷越深；折返内心，又有点隔绝世事、独善其身的狭小与落寞……

这样，诗歌写作就陷入了更深一层的困境：无力、软弱、挺不直人格的脊梁，像患了贫血症……。对此，我们能否实现写作困境的进一步的精神突围？这应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也许这样才能孕育出新的写作可能性……

为此，我提出如下诗化哲学议题：

其一，物质享受与精神超拔。人作为生命体，离不开物质生存条件，一定的物质享受，也是人的生命的一种需求，我们并不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适当的物质追求，也是人生题内应有之义。但人又不能没有精神生活，精神超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与尊严。如果光有物质享用，只知道吃喝，而无精神意趣，那是人向动物退化。当然，只讲精神高迈，没有基本的物质保障，那也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凌空蹈虚。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构建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方式？

其二、身体感知与灵魂升腾。对个人来说，身体感知是一切文学的出发与根本，眼、耳、鼻、舌、身五种官能，是沟通世界、与万物相遇的窗口。而审美则需要灵魂的观照与升腾。人不能只成为欲望的容器，但也不能只是灵性的虚幻。只有灵魂，是游魂落魄，只有肉体，是行尸走肉，把灵魂寄寓于肉体，使肉体托举灵魂，从而形成灵肉和谐通达的完整的生命修辞。让身体蕴含浓厚的文化意味，既维护人的本能与天性，避免诗歌的苍白，又让心灵与魂魄激扬丰盈，张扬人生命存在的理想……

其三，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现实关怀永远是终极关怀的根基，现实是大地，终极是天空，人生是生命从大地到天空的旅程，应该在二者融汇中生成新感性、新体验。伟大的诗歌是勇敢楔入现实的诗歌。那么，诗人面对着怎样的现实呢？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境况。它被纳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代现实体现为这一进程中人的生存背景所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更与纠结；它被看成是人的灵魂挺拔其间的各种因素以现代化为轴心所构成的动态的“历史结构”和立体的社会力场。直面这样的现实，诗人以强烈的优患意识和焦急紧迫的热情、冷静深入的思考，探索和推进时代的更移与走势，使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认清历史的某些本质，从而找到人自我存在的生命价值。这样，他们的创作被赋予了与社会历史同构顺应的更加包容、深邃的尺度和更加宏阔、多层的艺术空间。他们少了些否定意识，多了些建设精神，以巨大的综合能力和多样的语言策略，把长远目标置于现实之上、时代中心，并最大限度地把它诗化。

其四，诗人的道义伦理。道德与艺术，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诗学命题。尽管其极为复杂，但是“泛道德化”或“去道德化”，任何一种趋向，都使诗人无法以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写作。新世纪诗歌伦理维度的遮蔽与匮乏，恰恰是它存在的隐痛，也是它苍白无力的内质根源。而整个诗坛对“找工诗歌”怠慢、冷漠和迟钝，也正是此种病症的外在表现。当下诗歌的道德问题，关涉到现实历史情境下诗人自我身份的精神定位。他固然已不再是文化英雄，而沦为普通人，然而，既然矢志做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与普通人共命运中，在与人类生存自然呼吸和相通中，就应该葆有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在他的人格结构里，必须以道义伦理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质。诗人的情感立场和写作姿态，只有以现代伦理为依据，并内化为自己生命的感觉，才能判定世间的善恶与美丑，高扬自己的价值取向，坚诗诗歌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此外，个体经验与人类智慧，求真意志与人格真诚，个人书写与公共空间等等，也都是人生命运轮转的构成因素，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综合的整体。

新世纪诗歌就是缺乏对生命的追问，对哲学的思考。人们普遍生活在冷漠、麻木和没有精神信仰之中，人人都是局外人又都不是局外人，比如南海事件，外国人登上自己的领土，如果是过去，连大学生都会上街游行抗议，如今国人已经麻木的不闻不问，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据说有位网友问著名诗人伊沙为什么整天写诗却不对动车事故发一句评论？诗人回了他一个字：滚！从这一个滚字可以看出，当今的诗人和诗歌的状态(引自一箪对我博文的回复)……

因此，我仍有挥之不去的忧虑，在经济、物质、市场洪流的冲击面前，我所设想的这些人文建构是否经得起考验？也许仍不能从根本改变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那么怎么办？杨匡汉先生在《以大智慧传达人类真实的声音》一文中曾说：“文明、诗歌和艺术的生长过程，往往是一个‘退隐与复出’的循环。诗己‘退隐’久久，‘边缘’久久。现在，是该迎向新世纪的太阳‘复出’，即做出从边缘返回中心的努力的时候了。‘复出’把汉语诗歌重新帯回涌动着生长的大地，帯回感性的、有血有肉的、有着人性丰富和崇高维度的情境，带回通过个人走向公众的独一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情结----人类真实的声音中重要的一部分。”(《诗探索》2001年第1-2辑)

也许杨先生过于乐观了，但其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世纪之夜己达夜半，精神的贫困日益深重，需要神性的疗救，而且，诗性与神性相通，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在此种文化历史语境下，诗人只要不缺席，他站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以诗性的人类哲学智慧，不断地思考和探寻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解围之道，坚持现代性的诗歌写作，便是尽到了一个诗人的社会历史责任和艺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