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红贤：论大学语文教师的学者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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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红贤：论大学语文教师的学者化问题

【来源：语文知识 2012年第3期，p41-43 】 【作者： 武汉大学文学院 戴红贤】

    摘要：在新时期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师资建设是一核心问题。大学语文教师的学者化是大学语文教师自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着重论述了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师资建设；学者化；内驱力
    大学语文已经走过了近百个春秋，新时期大学语文课程该如何建设，已经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时，师资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师资问题是该课程建设的核心与根本问题。目前已有专家论及大学语文教师的自我建设，如华东师大的徐中玉、谭帆，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武汉大学的熊礼汇等，2004年他们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高校语文教育研讨会上，从不同侧面都论及此问题。我们认为大学语文教师的学者化是大学语文教师自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大学语文教师的历史和现状、学者化的内涵、学者化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谈谈看法，并就正于方家。

一、大学语文教师的历史和现状

    从1912年北京大学最初开设大学语文(当时称国文)，直到1952年大学语文课在大陆高等院校暂停讲授为止，这门课程都有名师执教的优良传统。据《北京大学校史》、《清华大学校史》记载，当时大一国文的主讲老师有：沈尹默、马浴藻、沈兼士、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浦江清、杨振声、罗庸等著名学者。[1]
    1978年秋，南京大学校长、著名的物理学家匡亚明院士倡议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并率先在南大实行。教材由华东师大的徐中玉教授主编，这是新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它奠定了1981年以来大学语文教育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主讲老师基本上仍是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例如，徐中玉、张国光、胡忆肖等，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语文教师基本是学者式的名师。
    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少数学校依然保持名师执教的传统。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面向全校的大学语文是由各专业的学者轮流开出，如研究现代文学的钱理群、研究古代文学的葛晓音、研究语言的蒋绍愚等。据温儒敏教授介绍，学校和院系使用了奖励的方法鼓励一流学者讲授大学语文。另一方面，包括许多重点大学在内的大多数高校，一般设有专门的大学语文学部或教研室，有一支专门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师资队伍，教师则主要是恢复高考以来的中文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形成此种情形，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首先，这些教师大都存在于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高校，他们主要从事大学语文、应用写作等相关课程的教学。其次，在大学合并浪潮中，有一部分融人到综合性大学，成为中文系或文学院的独立学部。最后，还有一部分一直就在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只不过也存在独立的大学语文学部，其教师基本也是专职大学语文教师。
    要探讨21世纪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大学语文师资的自我建设不可忽视。我们认为，大学语文教师在新时期如何尽快学者化应该是本课程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的内涵

    我们认为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包括两方面含义。首先，学者乃至一流学者要参与大学语文课的讲授。其次，专职上大学语文课的老师要以学者乃至一流学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下面先来看第一方面的内容。
    虽然大一国文向来有名师执教的优良传统[2]，但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重点高校如北大、华东师大等名校尚能坚持这一传统外，绝大多数高校的情况都不十分理想。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很少有人是愿意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许多学校只好指派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员去教大学语文，而这些教师也只是把‘大学语文’作为过渡。”我们认为，学者乃至一流学者不愿涉足大学语文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该课程在高校教学体系中的位置阻碍了名师学者进人此课程。大学语文属于公共基础课，有一部分是必修性质，有一部分是选修性质。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理念中，公共基础课的学术含量是有限的。这种观念的普遍存在并不奇怪，只要看一看教授专家不愿给本科生上专业课的事实，就更能理解专家学者不愿上公共基础课的做法了。第二，该课程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学校或院系认为它可有可无，是高校教育中的“小儿课”，因此，对于名师是否涉足此课程抱无所谓的态度。
    那么，难道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就只在于专家学者们自己？其实不然。将专家学者拦在大学语文课堂外的根本原因，是高校管理中的教学科研评估体制。“重科研，轻教学”是国内许多大学的普遍做法，“所有的大学几乎都在奔着科研成果的指标”。在此背景下，名师学者们连本科生的专业课都不愿上，更别说作为基础课的大学语文。
    下面再看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的第二方面的内容。目前相当一部分专职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老师距离专家学者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实际情况。当然，这种讲师乃至助教大量上课的情形在大学各学科的课程中已经是普遍现象，并不仅限于大学语文课堂。大学语文与高校通识教育关系密切，上至国家教育部，下至各类高等学校在思想上都认识到了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而通识教育又是高等教育中亚须加强的部分。一部分重点高校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改革，这种形势对于专职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老师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跟上改革的步伐、不被时代遗弃，这是大学语文教师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应当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学术方面的要求，即要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并有一定的科研成果，达到相当的学术水平，同时还要做到博学多闻，也就是学识渊博。学指学问，识指见识，渊是专深，博是广大。学生最喜欢文科老师的旁征博引，这种
旁征博引就来自教师的渊博学识。因此，大学语文老师只有先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才能成为一名大学语文老师，这就是学者化的大学语文教师。其次是人格品德方面的要求。道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既要有一定的道行(学术水平)，又要具备学问家的品德和人格精神，争取在严谨治学、求知爱智、独立自主与宽容异己相结合、求新与求真相结合等方面成为学生的楷模。

三、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的重要意义

    教育活动中的施动者——教师——的素质对于教育的成败至关重要。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家都非常看重大学教师的素质。蔡元培先生在任北大校长时，他一方面重视教师的学术水平，四处网罗各学科高水平人才，另一方面特别注重对年轻老师的培养。同时，他还成立进德会促进师德建设。[3]尤其是梅先生率直提出了“大师论”这个重要观点。他在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演说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 他后来有多次强调此观点，如他说“一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亚也。”设备易得而教授难求。在梅校长的大师论的思想指导下，清华大学当时网罗了一大批文理科著名教授，如：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吴晗、李达等文科教授；熊庆来、马大遒、华罗庚、钱伟长、周培源、梁思成等理科教授，[5] 这极大地促进了清华大学的发展。外国也有类似的思想，美国的一位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l Gilman)有句名言：man, not building。梅贻琦的大师论是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论题的理论基础。它既要求大师们进入此课堂，也要求普通教师以大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大学语文教师学者化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大学语文是通识教育中的一门很重要的课程，它兼有人文性和语文性的特点。本课程的作论大学语文教师的学者化问题用主要体现在提升大学生母语的素养并引导大学生人人文科学之门，可以说它是人文教育中最基础的一门课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这也正是老一辈教育家重视它的根本原因。要想提高大学语文课堂的教学质量，首先应当提高教师自身的水平和素质。古语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此课程的教学目标能否实现，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本课程的教学质量。
    其次，大学语文是面向理工科大学生的基础素质课，它一般为大课堂，接触的学生成百上千，它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教育阵地。在这点上，它与专业课的小课堂有很大不同。我们需要特别谨慎小心。因为如果课程质量高，那么就会产生大面积良好又深远的影响；反之，其不良影响也会大而深远。要想提高教学质量，教师的自我提升是关键。
    再次，提高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应当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目前，学校用文凭、科研著作、项目等手段对教师进行管理，无非是促进教师学术水平的提升。我们认为这只是师资建设的外部动力，我们在此提出教师学者化的命题，旨在调动教师提高学术水平的内驱力。蔡元培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6] 他认为在研究高深学问地方工作的大学教员必须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导学生的研究兴趣。我们也可以将他的思想理解为希望大学教师能把研究学问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是非常内在的需要，所以他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致辞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正如谭帆先生所言，专职大学语文老师应该明确认识到自己的根本身份是大学教师、大学学者，而不应定位在大学语文老师上，大学语文只不过是其讲授的众多课程中的一门。毫无疑问，倘若教师的学术水平上去了，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当我们回顾大学语文课程的历史时，也看到了名师执教所产生的广泛而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多老大学生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对大一“国文”有美好的印象，大一“国文”课程成了他们大学生活的一个记忆亮点。大一“国文”课能有这样的影响，与当时执教的大师们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知，专家学者执教大学语文对于此课程的建设意义重大。
    注释：
    [1]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校史稿[Ml.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戴红贤.试论21世纪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问题[J].武汉大学教学研究，2003,(4).
    [3]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4]刘述.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5]李硕豪.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1998，(4).
    [6]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王天保)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2009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大学语文教师发展模式”(200902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戴红贤(1968-)，女，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语文教育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