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给孩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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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应给孩子什么？

        曹文轩

    文学能给孩子什么？文学应给孩子什么？在拥挤而嘈杂的现代生活节奏中，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净化孩子的心灵，培养出健康的精神世界？本文作者认为，道义感、情调和悲悯情怀，是孩子打好精神底子的关键元素。

    儿童文学是用来干什么的？多少年前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前几年，我将这个观念修正了一下，作了一个新的定义：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

    换一种说法：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语文教学、作文教学等，其目的都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

    如果今天有人觉得用神圣的目光看待文学是可笑的话，我想是不会有人去嘲笑用神圣的目光去看待儿童文学的——如果他是人父人母。

    　　                       道义感

    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于文学。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们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痕迹。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没有文学，人类依旧还在浑茫与灰暗之中，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中。

    某些病态的现代理论，却要结束这样的文学史，鼓励与滋长对文学的一种轻慢态度，我以为这是在毁灭文学。

    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要有道义感。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

    必须承认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与美好。事实倒可能相反，人性之中有大量恶劣成分。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在人类之中，必须讲道义。这个概念所含意义，在当初，必然是单纯与幼稚的，然而，这个概念的生成，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若干世纪过去了，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变化与演进，但，它却也慢慢地沉淀下一些基本的、恒定的东西：无私、正直、同情弱小、扶危济困、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个性、呵护仁爱之心……人性之恶，会因为历史的颠覆、阶级地位的替更、物质的匮乏或物质的奢侈等因素的作用而时有增长与反扑，但，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与其它精神形式（如哲学、伦理学等）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并不断使人性得到改善。没有道义的人类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只因有了道义，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才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景观。

    由此而论，不讲道义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不讲道义的儿童文学更是不道德的。

    文学张扬道义，自然与道德说教绝非一样。道德说教是有意为之，是生硬而做作的。而张扬道义，乃是文学的天生使命，是一种自然选择。在这里，道义绝非点缀，绝非某个附加的主题，而是整个文学（作品）的基石——这基石深埋于土，并不袒露、直白于人。它的精神浸润于每一个文字，平和地渗入人心，绝不强硬，更不强迫。

    一件艺术品，倘若不能向我们闪烁道义之光，它就算不上是好的艺术品。

    　　　                     　情 调

    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区别在于今日之人类有了一种叫作“情调”的东西。而在情调养成中间，文学有头等功劳。

    人类有情调，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而成为高贵的物种。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的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而进入一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之中，人类不再是仅仅有一种吃喝及其它种种官能得以满足的快乐，而且有了精神上的享受。人类一有情调，这个物质的生物的世界从此似乎变了，变得有说不尽或不可言传的妙处。人类领略到了种种令身心愉悦的快意。天长日久，人类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一切感受的单词：静谧、恬淡、散淡、优雅、忧郁、肃穆、飞扬、升腾、圣洁、素朴、高贵、典雅、舒坦、柔和……

    文学似乎比其它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文学能用最简炼的文字，在一刹那间，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人的血液与灵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从而使苍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

    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而情调的培养，应始于儿童。

    情调大概属于审美范畴。

    现在的语文教学、作文教学，往往一说就是思想的深刻性，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思想上，就像现在的理论与现在的文学一样，玩命地追求思想的深刻性。有些人对思想的深刻性的追求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一些看似深刻的东西，甚至离开了常识。所以我常对学生说：首先回到常识。这种气氛是怎么形成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这里只说，文学忘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思想，还有审美，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一贯认为，美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

    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常识，但只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衰老的，那就是美。我们再打个比方，东方有一轮太阳，你的祖父在看到这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会感动，你的父亲一样会感动，而你在看到这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也一样会感动。这种感动一直到你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每当我们看到这一轮天体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它感动，这就是美的力量。

    然而，在现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美”成了一个非常矫情的字眼。我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每当说到“美”这个字眼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矫情。这个年头你怎么还会谈美呢？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告诉大家，现在的中学语文选课文，很难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里选出一些文本，只能从现代作家的作品里选。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很少有适合给中学生看的散文和小说，因为里边都有一些很脏的东西。我在许多地方都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作家把丑和脏混为一谈。西方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在写丑，这是没有问题的，丑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脉，但是它不写脏。丑和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打个比方，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很丑，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很脏，也许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人。所以脏和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现在有许多作家对这两个概念区别不开。另外，中国作家还有一对概念区别不开，就是“虚伪”和“假”。虚伪是道德品质的问题，假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当人类第一次把一片树叶遮在他的羞处时，假就已经开始了。他并没有说我的身体在炎热的天气之下，为什么还要拿个东西遮住，拿掉不是更真实吗？但是不，这是文明的开始，这是文明的第一步。假从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康德把“假”和“虚伪”区别得非常清楚。我们却把这对概念混为一谈。只要认为是不真实的，就说是虚伪。那么我就在想，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比如说去签订一个国际条约，你能穿一个三角裤衩去吗？那不行吧。天气再炎热，你都得西装笔挺，非常庄重地到那个地方签字。你总不能穿着个三角裤衩跑到长安街街头吧。不能因为夏天热，不管什么场合都袒胸露背。这个就是假，假是必要的。

    新时期的小说，写厕所的不少。我曾建议一个学生写一篇论文：新时期小说中的厕所意象。一个人与一个人认识，是蹲坑认识的。一个了不起的创意，诞生于便桶之上。不久前看了一部电影，导演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新生代导演。其中有一个镜头：一个人追着一个人办事，那个人说，我上一趟厕所，你等我一会。那人就进了厕所，于是我们就听到了一股水流声。等在外面的这位，等得不耐烦了，也进了厕所，于是我们听到了更为宏大的水流声。就在最近，还在电视里看过一个叫《厕所》的舞蹈，就见那些人从这个便桶挪到那个便桶。中国究竟是怎么了？一谈美，人家就说你附庸风雅。我要说，附庸风雅不比你附庸恶俗好吗？一个风雅之人，一个风雅民族，其实都是从附庸风雅开始的。附庸就是模仿，就是亲近，没有附庸之心，则永远与风雅无缘。请文学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文学应当讲一点卫生，讲一点修养。脱裤子撒尿，撒不出现实主义来。靠脱裤子撒尿来制造所谓的真实感，也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要误读西方，以为西方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嬉皮士。西方的精神标尺始终没有倒下。去看一看那些代表西方文学主流艺术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就会有这个深刻的感受。如果这个高度不存在了，也就是文学下滑的开始。我们是作洼地文学还是作高地文学？总得在脑子里过一过吧？

    一个未经证明但感觉上仿佛对的观念是：深刻不存在于美的物象之中，深刻只隐藏于丑陋与肮脏的物象之中。这一观念来自现代派的实践与理论，几乎形成了一个公式：丑（脏）等于深刻。

    不是说文学不能写厕所，不能写小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荒漠时期的爱情》中也写过厕所。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上了岁数，上厕所解小便时，总是稀里哗啦，弄得便桶很脏，她的老伴就时常指责他，搞得他很伤心。他回忆起他年轻时上厕所撒尿的情景——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啊！又稳又准又狠。这里写的是生命流逝、青春不再的伤感。

    这个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作家与这些大师们在境界上的高低来。

    文学家的天职，就是磨砺心灵、擦亮双目去将它一一发现，然后用反复斟酌的文学昭示于俗众；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应这一使命而与人类结伴而行的；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与它亲如手足、不能与它有一时的分离，也就正在于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现美，从而使枯寂、烦闷的生活有了清新之气，有了空灵之趣，有了激活灵魂之精神，并且因这美而获得境界的提升。

    人类现今的生活境界，若无文学，大概是达不到的；若无文学，人类还在一片平庸与恶俗之中爬行与徘徊。这也就是文学被人类昵近与尊敬的理由。

    我横竖想不通：当下中国，“美”何以成了一个矫情的字眼？人们到底是怎么了？对美居然回避与诋毁，出于何种心态？难道文学在提携一个民族的趣味、格调方面，真是无所作为、没有一点义务与责任吗？

    成人文学那里有对于“美”的忽略，但在儿童文学这一块，我们还是要讲一讲的。不打这个底子不行。没有这个底子，人性是会很糟的。且别急着深刻，且别急着将人类的丑行那么早地揭示于他们。钱理群先生本是一个思想很锐利、很无情的人，但说到给孩子的文字时，他却说，人的一生犹如一年四季，儿童时代是人的春天。春天就是春天，阳光明媚，充满梦想，要好好地过。用不着在过春天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寒冷的冬天。让他们过完一个完整的春季。钱理群先生懂得这个人性的底子、精神的底子到底怎么打。

    美育的空缺，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这一失误后患无穷。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提出五育（德、智、体、世界观教育、美育）并举的思想，其中就有美育。但美育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几乎被否定掉了。后来是作为中小学的方针被肯定下来的。但对美育的理解存在趋窄的倾向，仅仅将它与美术、音乐等同了起来。在蔡元培看来，五育为一个优质人性培养的完美系统，德智体为下半截，世界观、美育为上半截。

    恢复完整的教育系统，不仅是少儿社的事，也是教育社、所有出版社的事。不仅是出版社的事，也是政府、全社会的事。

    　　　　                 悲悯情怀

    台湾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收成一本集子，电话中我问责编书名叫什么，她说叫“感动”。我非常感谢她对我作品的理解。

    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看来，陈旧的问题中，恰恰有着许多至关重要、甚至是与文学的生命休戚相关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是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又极容易被忽略，其情形犹如我们必须天天吃饭，但却在习以为常的状态下，不再将它看成是一个显赫的问题一样。进入这个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时代之后，人们遗忘与反叛历史的心理日益加重，在每时每刻去亲近新东西的同时，将过去的一切几乎都废弃掉了。

    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就正在被废弃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说这一情怀、这一精神。

    对文学而言，这不是一个什么其它的问题，而是一个艺术的问题。

    我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深有好感。因为它们看到了古典形态之下的文学的种种限制，甚至是种种浅薄之处。现代派文学决心结束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时代，自然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现代形态的文学大大地扩展了文学的主题领域，甚至可以说，现代形态的文学帮助我们获得了更深的思想深度。我们从对一般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伦理问题的关注，走向了较为形而上的层面。我们开始通过文学来观看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些状态是从人类开始自己历史的那一天就已存在了的，而且必将继续存在。正是与哲学交汇的现代形态的文学帮我们脱离了许多实用主义的纠缠，而在苍茫深处，看到了这一切永在，看到了我们的宿命、我们的悲剧性的历史。然而，我们又会常常在内心诅咒现代形态的文学，因为，是它将文学带进了冷漠甚至是冷酷。也许，这并不是它的本意——它的本意还可能是揭露冷漠与冷酷的，但它在阅读效果上，就是如此。对零度写作的某种认同，一方面，使文学获得了所谓的客观性，一方面使文学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现如今，这样的文学，已不再是漂泊者的港湾、荒漠旅人的绿洲。文学已不能再庇护我们，不能再慰藉我们，不能再纯净我们。

    上面说到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作了多少世纪的文章，作的就是感动的文章。而这个文章，在现代形态的文学崛起之后，却不再作了。古典形态的文学之所以让我们感动，正是在于它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当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冉阿让却偷走了他的银烛台被警察抓住、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有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我们在一切古典形态的作品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我不想过多地去责怪现代形态的文学。我们承认，它的动机是人道的，是善的。它确实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是想揭露这个使人变得冷漠、变得无情、变得冷酷的社会与时代的，它大概想唤起的正是人们的悲悯情怀，但，它在效果上是绝对地失败了。

    人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许多。激情、热情、同情……损失、损伤得最多的是各种情感。机械性的作业、劳动的重返个体化的倾向、现代建筑牢笼般的结构、各种各样淡化人际关系的现代行为原则，使人应了存在主义者的判断，在意识上日益加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在止不住地加深着冷漠的色彩。冷漠甚至不再仅仅是一种人际态度，已经成为新人类的一种心理和生理反映。人的孤独感已达到哲学与生活的双重层面。

    甚至是在这种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所谓的“新新人类”）都已受到人类学家们的普遍担忧。担忧的理由之一就是同情心的淡漠（他们还谈不上有什么悲悯情怀）。什么叫“同情”？同情就是一个人处在一种悲剧性的境况中，另一个人面对着，心灵忽然受到触动，然后生出扶持与援助的欲望。当他在进行这种扶持、援助之时或在完成了这种扶持、援助之后，心里感到有一种温热的暖流在富有快感地流过，并且因为实施了他的高尚的行为，从而使他的人格提升了一步，灵魂受到了一次净化，更加愿意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去实施这种高尚的行为。我们已看到，今天的孩子，似乎已没有多少实施这种高尚行为的冲动了。

    种种迹象显示，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进程。人类今天拥有的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好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感的弱化就是突出一例。

    在这一情状之下，文学有责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做一点挽救性的工作。况且，文学在天性中本就具有这一特长，它何乐而不为呢？现代形态的小说家们过于形而上的人道主义，在客观效果上，可能恰恰是对情感弱化之趋势的推波助澜。现代派理论对现代小说的阐释无论多么深刻，它在效果上的那种推动情感进一步冷漠化的作用却是无法否认的。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创造了《廊桥遗梦》、《泰坦尼克号》、《克莱默夫妇》之类能够让人直接体味到悲悯但并不高级的作品。

    我们如此断言过：文学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

    文学没有理由否认情感在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价值，也没有理由否定情感在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它一样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

    文学有一个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人类情感的作用。我们一般只注意到思想对人类进程的作用。其实，情感的作用绝不亚于思想的作用。情感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部分。一个人如果仅仅只有深刻的思想，而没有情感或情感世界比较荒凉，是不可爱的。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康德还是歌德，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喜欢歌德这个人有思想，也有感情，知道谈情说爱，知道浪漫，而康德这个人只有思想，他连女人都不喜欢，很冷血的样子，是一个思想的动物，不可爱。

（转自：《文艺报》(京)2005年06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