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锦：语文课堂教学评价——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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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锦：语文课堂教学评价——评什么

就像语文教学中存在许多“假语文”一样，语文课堂教学评价也存在“假评价”的现象。所谓假评价，有两类典型的表征。一类是“虚”——评价浮夸，言过其实。评价者对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不仅水分很多，空话连篇，报喜不报忧，而且故意拔高，夸大其词。另一类是“伪”——伪评价就是假评价。这类评价往往千篇一律，以不变应万变，缺乏针对性，可以“适用”于对任何一堂语文课的评价。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脱离语文学科教学的特点，脱离语文课堂实践，脱离教学文本，不接课堂教学的地气，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两类评价的语言，相信多数教师都已非常熟悉，这里就不加赘述。“假评价”与“假语文”是评与被评的关系，看似不属同一系统，实际上两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一方面，“假语文”是“假评价”的基础，是“假语文”的繁衍不断催生了“假评价”；另一方面，“假评价”是“假语文”的推手，“假语文”的蔓延也离不开“假评价”的推波助澜，它们对语文教学绝对不是正能量。

那么，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究竟评什么？对语文教师上课的基本评价而言，我们要从语文课堂教学的事实出发，着重考察教师施教的三个方面：教了什么？怎么教的？教得怎样？

一、教了什么

教了什么——即通过观察教师在语文课上的所作所为，探讨其教学内容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里的教学内容不等于课文内容，而是指教师所教的东西）。透过这些东西，考察教师施教的内容是否立足语言，对文本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制订的教学目标是否符合教学实际（即所谓“吃透”学生和教材），所教的内容是否符合教学目标的指向，并帮助学生为实现该目标服务；拓展的内容能否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等。

上语文课，教师在教什么，学生在学什么？通常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教（学）教材，教（学）课文，教（学）知识等。从现象上看，这样的回答并不错，上语文课当然离不开这些，但大家知道，教材也好，课文也好，都只是教学的凭借，它们无非是教学的例子。入选语文教材的课文，虽然都是文质兼美的典范文本，但例子是可以变换的，因此语文课似乎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而在教学这些可变的课文内容背后，不同文本的作者运用语言文字准确地表情、达意、载道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因此，从根本上说，语文课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凭借教材学习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并从中获得认识的提高、思想的熏陶和情意的感染，同时学以致用，通过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不断发展语文能力，提高文化素养。因此，语文课上教师应该“教什么”？答案十分简明：凭借言语作品学习语言。“语言教学”理所当然应该成为评价教师“教了什么”的主要标准，语文课的其他功能都应该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发挥。这也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小学设置语文课程的初衷：语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课就是关于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教与学。

语文课既然是语言教学，那么文本解读，即对文本语言的理解与把握就是关键。王富仁老师有一个观点：阅读教学要坚持文本作者、教师和学生三个“主体性”的统一。所谓文本作者创作的主体性，是指文本作者有自主表达自己思想、观点、态度和感情的权利，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有主体性的。这就规定了读者的主体性是有限度的，发挥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正确的文本解读对于教师来说，就是不能脱离文本本身而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态度，以及自己希望学生具有的思想和感情。反观当下，有些语文课却“跑偏”了。例如，巴金《灯》的结尾是：“想着，想着，我不觉朝着山的那一边笑了。”有的教师教学时望文生义，把“山的那一边”演绎成“解放区”和“延安”，这就是不尊重文本作者的主体性。因为这种解释在文本中并没有根据，作者在其他场合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说明。有的教师教《背影》，认为《背影》的主旨反映的不是一个亲情故事，而是表达“生命脆弱，生命短暂”的人生哲学，这显然也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因为朱自清先生说得很清楚：“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答〈文艺知识〉编者关于散文写作的八问》）

当然，这里的文本解读对语文教师而言，实际上指的是文本的教学解读。什么是“教学解读”？钱梦龙老师说得很明白：目中有对象——学生；教师是文本作者与学生之间的“中介人”，教师的职责是把作者的思想情感力求准确地介绍给学生……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对文本的教学解读首先应过关。

教师对文本的教学解读不当，会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目标的制订。从课堂观察中，我们发现教学目标的正与偏、虚与实、高与低，都与教师的教学解读有关。例如，《咕咚》是小学一年级的阅读课文，“咕咚”只是木瓜掉进水里发出的声音，但为什么会引发森林里的动物大逃亡呢？弄清其中的原因理应是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有的教师却将目标确定为理解并扩展“拟声词”。教师讲完文题之后，一下子补充了八个与课文无关的拟声词，理由为“咕咚”是拟声词，小学低段的语文教学是以字词为主。这就“偏”了。《纪昌学射》也是小学课文，大多数教师把“认识纪昌学射成功的秘诀”确定为该文的教学目标，并把“秘诀”归结为两条：一是名师指点，二是勤学苦练。其实，这一目标的内涵已被这些教师明显缩小了，因为文本中有纪昌“对自己的成绩感到很满意”“以为学得差不多了”等表现自满思想的语言，教师完全忽略了；而不断克服自满、战胜自我，恰恰是纪昌学射成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教学《祝福》，有的教师把教学目标直接定位于认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这是直接从主题出发，过于抽象，不利于学生把握，目标显然“虚”了；有的教师则把教学目标确定为探究祥林嫂之死的根本原因，于是用一个问题总领教学：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这样的目标就非常“实”——不仅符合故事发展的实际（《祝福》讲述的就是关于祥林嫂的故事），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实际（从具体到抽象），也能为教学提供切实的抓手（教学可避免凌空蹈虚）。

扩展阅读是当下阅读教学改革的一个亮点，作为课堂教学的合理延伸，扩展阅读也是教师“教了什么”的有机组成部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教师的教学解读不到位，扩展阅读走样、跑偏的现象比比皆是。更有甚者，许多扩展阅读已蜕变为学生在教师带领之下低层次的大批判。他们批判《坐井观天》中的青蛙多么愚蠢；批判武松打虎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批判《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批判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是破坏绿化；批判愚公移山是愚不可及，破坏环境，破坏生态；也有教学《行道树》，师生共同批判农民工就像行道树，他们本该在广阔天地，从农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是一种“悲哀”……这种脱离对文本作者的基本理解而进行的不着边际的思想批判和艺术挑剔，这种离开文本本身许可范围进行纯属于自己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发挥，使学生不是把自己放在“倾听者”的地位，而是“评判者”的位置。阅读教学中这种脱离“语言教学”的大批判，已如此走火入魔，可许多教师还以为这是“创造性阅读”，是“教学创新”。

由此不难看出，从阅读教学的角度看，教师要上好语文课，语言教学是基点。教师要带领学生走进文本、走进“故事”、走进“语言”，切忌脱离文本进行灌输，架空文本大肆宣讲。

二、怎么教的

怎么教的——主要看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是否重视语言运用，通过开展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活动，指导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其教学方法是否多元，教学策略是否得当，基本训练是否合宜，能否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自主学习；能否体现以学定教，以教导学，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思想品德教育、人文熏陶等是否符合语文学科教学的特点。

语言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我们平日说的话、写的文章，就包含话语形式（怎么说、怎么写）和话语内容（说什么、写什么）两个方面。一定的话语内容生成于一定的话语形式，一定的话语形式实现一定的话语内容，所以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就是话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没有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形式之前，其内容就不可能获得真正透彻的理解。正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所以好的语文课，教师必然会抓语言因素，并从语言形式入手，引导学生“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言语实践中学习语言运用。这也为我们古人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刘勰语）对于阅读教学而言，一个人如果不能“披文”，即不能掌握语言形式，那就不可能真正“入情”，即理解其作为内核的思想情感。当然，这里的语言形式并非仅指语法修辞之类，它同时包括词语在上下文中的语境意义等。

例如，有的教师教《司马光砸缸》，大夸特夸司马光机智勇敢，但就是不抓司马光是怎样砸缸的（老师认为，这几个字学生都懂，也能识会写，不用教）。实际上司马光的勇敢精神正是体现在文本中的“使劲砸”上。司马光为什么要“使劲砸”？一是势单：别的孩子吓蒙了，哭的哭，找大人的找人，只有他一个人砸。二是力薄：一个小孩，个子还不及大水缸高，不使劲砸怎么砸得破？三是时间紧迫：如不立即砸破缸，及时放掉里面的水，砸缸的点子再好，落水的孩子还是会被淹死。不抓住关键词语“使劲砸”进行重锤敲击，进行语言品味，司马光的勇敢精神何以显示？由此可见，人文精神不是靠教师讲出来的，而必须落实于语言文字的教学和训练之中。

再如，有的教师教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认为这是歌颂母爱的文章，应该对学生进行母爱的教育，所以把教学目标放在宣讲母爱的伟大上，并且通过网络搜索了国际上许多名人关于母爱伟大的名言，配上了“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录音。在这位老师看来，母爱的伟大是讲出来的，学生无须探究文本如何通过语言文字来加以表达。这就把语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了。

其实，这位老师对课文并没有完全读懂，文本当然有写母爱，但不全是。首先，她没有读懂文题。秋天的怀念，这是谁的怀念？是儿女的怀念，是史铁生与妹妹对母亲的怀念。因此文本抒写的是母子情，这是双向的感情，而非单一的母爱。其次，为什么怀念是秋天的，而不是冬天的或其他季节的？因为文本所写的故事都发生在秋天，母亲也是在秋天去世的。最后，儿子是如何表达怀念之情的？从“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到“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这样”，再到“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诀别”，这逐层深入的三个“没想到”，表达了儿子内心无限的追悔、愧疚之意和无比的悲痛之情，而且，作者的这种感情也经历了从开始的“没想到”到后来才“想到”，对母亲的话从“不懂”到“懂”的过程。这种情感的转变、发展过程，正是源于母亲心中只有儿女，而唯独没有自己的那种朴素、无私、执着、体贴入微的母爱。这样的母爱在文本中是具体的，体现于诸多细节之中，需要教师带领学生通过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活动，一起去发现，去思考，去体验，去品味：当脾气暴怒无常的儿子砸、摔东西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面对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的自暴自弃的儿子，母亲扑过来抓住儿子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当儿子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还有儿子答应赏菊后母亲喜出望外的神情，言语中不说关于“跑”和“踩”一类敏感的字眼儿，以及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生病的儿子，还有那个未成年的女儿……”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只有抓住这些语言因素引导学生开展言语实践活动，母爱的教育才能落到实处，真正融进孩子的心灵，学生才能理解什么叫母爱，懂得什么是母爱。原来母爱就是那些看似不经意，不起眼，十分琐碎、细小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对生活重担的担当和对生活信心的坚守；就是对儿女无微不至的体贴和朴实无华的关爱；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和不言放弃的执着；就是心中只有儿女，唯独没有自己……如果由此拓展开去，让学生写一写“寻找生活中的母爱”，我们相信，学生所接受的“母爱”教育一定会更具体，更深刻；而灌输名人名言的结果，学生只能获得抽象的教条。

以上案例充分说明，文质兼美的语文教材，它们的思想性、人文性和知识性总是在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决定了好的语文课，思想品德教育、人文熏陶等必须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进行，并通过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来完成。这是语文课区别于政治、历史等其他人文学科的最大特点，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正是语文教育最理想的境界。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语言是需要训练的，语文能力是“练”出来的，这是常识。语言训练的重要，不仅因为语言能力的发展离不开训练，更在于人的思维主要是依靠语言进行的，因此语言训练也即思维训练。这里的训练，就是语文课上读写听说的语文实践。现在有些人把训练与感悟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阅读同样的语言材料，有的人能够感悟，有的人却不能感悟，或只能部分感悟，这与他们原有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有关。我们不可能让学生凭空去感悟，拍拍脑袋就会感悟；恰恰相反，要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学会感悟，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能力的训练仍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打好基础，而人的语言发展是人的一切发展的基础。只要把发展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置于中心的地位，语文训练也是语文教学的本分。

三、教得怎样

教得怎样——这是从教学结果的层面，主要通过考察学生的表现，分析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为什么要通过学生的表现评价教师呢？因为学生不仅是语文教育的对象，更是语文学习的主体。这一常识告诉我们，教只是手段，学才是目的，语文教学的全部活动，都必须落实到学生的“学”上，要基于学生、为了学生和发展学生。评课也不例外，要以是否促进学生的发展为评价基准。换句话说，语文课能让学生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诸方面都能获得发展，这样的语文教学是有效的，否则便是低效或无效的。

语文学习是学生一系列复杂的心智活动和情感体验的过程，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承认他们是“活”的思想者而非“死”的模仿者。在整个语文教学活动中，学生都应该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探索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或配合者。比如阅读教学，无论是教学文本还是教师的讲解，如果没有学生主体的参与和探索，文本的文字就仍然是一堆死的文字，教师的教学语言仍都是外在于学生心灵的话语系统，它们都不会转化为学生的语言，也就不可能丰富他们对文本的感受和理解。因此，好的语文课，教师必然会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并调动他们的参与精神，使他们在整个教学活动中都感到自己是自主的、积极的；而教师为教而教的语文课就不是好课。

“学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按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心理特点设计、组织教学内容。这实际上是对语文教学提出的科学化要求。众所周知，教育的科学性不光指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同时也包括按照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生的可接受程度和心理规律安排教学内容，以及运用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教学内容的组织更多地依据教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原理，按照学生学习的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因此，追求科学化是包括语文教学在内的一切教育的必然要求，否则现代教育的合理性就失去依据。

当然，语文教学评价还经常涉及一个教学创新的问题。其实，创新必须以有效为前提，好的语文课拒绝缺乏教学有效性的任何“创新”。这诚如钱梦龙老师在《创新与守正——语文课堂教学例谈》学术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语文课堂必须创新，创新的语文课堂才有生命活力；但语文课堂的创新必须受课程性质、特点的制约，而不是凡是‘新的’必然都是‘好的’。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认真处理好‘创新’和‘守正’的关系，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时守正。”

总之，从质性评价的视角看，“教了什么”重在考察教师在教学中能否立足语言教学，引领学生准确解读文本，把握文本的语言；“怎样教的”是看教师能否指导学生开展读写听说的言语实践活动，在语言教学的基础上带动知识教学、文学教学和思想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是否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教得怎样”是对教学有效性的检验，通过考察学生在语言积累、理解、鉴赏和运用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评估教师的教学行为对学生语言的理解与运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发现与鉴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