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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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作者：余秋雨

　　在谈到什么是中国文化时，余秋雨认为并非是人们惯常思维谈到的“地大物博”、“辉煌的古文明”这样的表述，因为世界上有着远比我们古老的文明，也有很多疆域广阔的大国，很多国家甚至没有我们面临的能源危机，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描述更是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共性。在余秋雨看来，中国文化最独特的特点是，在所有人类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古文明。

　　在解释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和消亡的原因时，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三个不喜欢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构成中国文化特点的关键。

　　第一， 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早六十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 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 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向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第一， 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应该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凯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观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聚，然后一起呼吁一个新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古代文化中一般都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但欧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就有一些街头演说家发表演讲：“雅典城的市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种早期意识的沉淀，对后来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

　　第二， 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国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啄、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制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所记金陵一次所造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制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处处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真实，你应该自己证明啊。其实，真实是难于自证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证伪”，即证明哪里不真实。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以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 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了吧?政府一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