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学人的独标与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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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学人的独标与秀出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就历史时间段而言，主要指晚清民国以还，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前后，以及后五四时期的20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后来与当代学术段域相重合部分，前后经过了百年的时间。中国现代学术的总成绩，我认为那是清中叶的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
    不同于往昔的特殊之点在于，20世纪现代学者的学问结构，在西学的训练方面，无论汉、宋儒还是清儒，都不能与之同年而语。而他们的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此无他，盖由于2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身世经历使然。他们处身于社会转型、新旧交替的开放之世，往往十几岁或二十几岁，便负笈游学欧美和日本，掌握一到数种异域文字，屡见不鲜。他们中的佼佼者又大都出生于旧学根底深厚的家庭，所受教育得天独厚，诗词古文和“四书五经”不必说，有的十几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前四史”和“诸子集成”，特异者至有能够背诵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所以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值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交织震荡之时，他们自身却从不发生文化失重现象。陈寅恪十三岁开始游学日本，后断续在欧美的大学和研究院，前后停留异域有十七年的时间，主要以研习治学工具为课业，掌握十余种外域文字，所受西学浸润自不待言。但寅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露出西学的痕迹。相反一再申说嘱咐：“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如是，本书所涉及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马一浮、章太炎、熊十力、冯友兰、蔡元培、傅斯年等现代学人，莫不如是。钱锺书掌握的外域文字看来没有陈寅恪多，但对英、法、德、意、西班牙诸国文字运用的精熟，容或在陈寅恪之上。但钱先生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胡适之先生早年尝有“西化”之说，但英文笔下关涉到中国文化，正面叙论之外鲜有异词。王国维则视古今中西之“学”为一体，认为强为之分中西、分古今、分手段和目的、分有用与无用，均所谓不知“学”者也。
    王国维扮演了现代学术开山的角色，早年究心西学，对西哲康德、叔本华读其书而大好之。嗣后一变而为中国诗学和宋元戏曲，再变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学术创获在现代学人中首屈一指。但一生矛盾，遽发一时，最后以自己的方式遁走人寰，时在1927年6月2日。两年后，与王气类相投的陈寅恪，受命撰写《王观堂纪念碑铭》，其中的经典名句是：“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又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标为学必须具备的“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视若生命，终生以之，绝不动摇。中国现代学人的志节、精神、信仰，王、陈堪称典范。
    五十年代初陈寅恪还曾说过：“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揆诸百年以还的中国现代学人，无一不可为证。梁任公的笔墨含情、汪洋恣肆的大块文章，盖由于其思想自由使之耳。章太炎的挥斥古今，空诸依傍，牢狱不能折其志，羁縻无法诱以降，亦独立自由之意志挺之也。相反，为学而不能守持独立自由之意志，则学术创获必受影响。
    高士逸人马一浮，居僧舍，栖陋巷，学富五车，粹然儒宗。不意日寇犯华，战乱流离之际，应民国政府之最高层邀为创办复性书院，虽有一定经费拨给，仍恪守学术独立，坚持书院置身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而前此讲“六艺之学”于播迁至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开讲即向诸生示教言曰：“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其怀抱信仰由国族而及于全人类，当艰苦蹇难之际，发此沉着刚毅之音，信念何其坚牢乃尔。他的精神旨归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而在1938年6月，马一浮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序中，又引《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对“士”的解释。哀公问孔子：“何如则可谓士？”孔子回答：“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马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古代的“士”，即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知识”的“知”，须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知而能行。行亦不在多寡，重要的是“审其所由”，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既然做了，就无不可对人言。问题是要“审其所谓”，明白其中的道理为何。此即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认知的意识。所以《大戴礼》释“士”，才有“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的关键词。不可“易”者何？“士”之“志”也。无论贫穷抑或富贵，都不能降其志。《论语･子罕》：“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亦为斯义。马先生解“志”为“敬”，即个体生命的自性庄严。这和陈寅恪力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若合符契。我近年研究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可能有的意义，尝提出“敬”这个价值理念，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中国现代学人中的第一流人物，正是由于做到了志不可夺，独立自由之意志不可动摇，学问与人格才见出精彩。王国维如是，陈寅恪如是，马一浮如是，钱锺书亦复如是。只不过呈现的方式，因各人的经历、环境、性格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对学问本身的坚守，即为独立自由之意志未见夺的表现。主张历史写作可以带有审美追求的张荫麟，只活了三十七岁，但以高才与执着、勤奋与敏锐，赢得同侪俊杰的一致赞许。他的学问如同他的性格，最当得“不苟”二字。不到二十岁时他就提出，学者应有“作家的尊严”。所谓“作家的尊严”，就是为学为文要独到，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其所著述与所言互为表里，皆能“审其所谓”和“审其所由”。一部仅写到东汉的《中国史纲》，引无数学人竞折腰。他的早逝，实与情感的挫折有关。但在他的好友、哲学家贺麟看来：“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陈寅恪、吴宓、钱锺书、熊十力、钱穆等学术重镇都曾为他的早逝著文哀悼。陈的挽诗有“与叙交情忘岁年”句。钱锺书的哀诗则云：“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末矣。”不约而同地表达惺惺相惜之意。本书所收《悲剧天才张荫麟》一文，所叙论掘发即为此一义谛。
    我对2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发生兴趣，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学术转变。我由阅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而窥得现代学术的无量藏。大家知道本人在二十年前，曾主持编纂过一套大书，名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两千余万字，积七年之功始竟其役。此举的是非功过姑置勿论，对我个人为学而言，是使我有机会熟悉现代学术的知识谱系，包括典范人物和历史流变，如历史的记录影像一样刻印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不说，想忘却他们已不能做到。后来我的集中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几宗学术个案，即与此直接有关。他们之外的现代学术人物，亦难免时而专论，时而合论，不断地反复出现于自己的笔端。本书所收的各篇文字，就是二十年来陆续所写。只有《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和《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两篇，是为最近写就。其实我研钱所下的功夫，一点不少于陈寅恪和马一浮，此两文的成稿，我感到了些许安慰。
    中国20世纪现代学人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独标与秀出、性情与著述、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磨的典范意义。他们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恰好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所缺乏。缅怀赵朴初和柳存仁两先生的文字一并收录，是觉得他们身上不无我心仪的现代学人的流风遗绪，亲聆謦欬，感会尤深。附录的文字则关乎读书、为学和儒家的信仰传统，仅供本书读者聊作参证而已。

（拙著《现代学人的信仰》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是该书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