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乡村孩子的两节作文课

管季超0712

龙应台：乡村孩子的两节作文课

▲龙应台在作文课上给孩子们放了“旅鼠集体自杀”的短片，然后问学生，接下来的论说文，题目应该是什么？孩子们回答：盲从是不对的。（台湾《天下杂志》供图）

一个月前，台湾著名作家、学者龙应台在台湾屏东的潮州镇给12岁的孩子上了一堂作文课。35名来自三个乡村学校的六年级生和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加入了3个小时的语文游戏。

这堂语文课后，她说，虽然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依然存在，但“就创造力本身而言，其实没有城乡的差距，老师本身的创意有多少，决定了孩子的创意有多少”。

本文改编自南方周末记者夏辰与龙应台的对话，原载于微信公号“南方周末”。

文|龙应台

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企业家柯文昌要回馈他出生的乡下——屏东潮州，乘着这个契机，我就说我要送你一个礼，而礼物就是我到乡下的小学来上一堂作文课。

因为少子化，屏东潮州的这三个小学，每个学校总共大概不到50人。所以三个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全部放在一起，只有三十个，再加上几个对作文特别有兴趣的五年级孩子，总共我要给35个孩子上作文课。

为了备这堂三个小时的课所花的时间，超过我给3000个博士生演讲准备的时间。首先，我请三个学校把六年级的语文课本找来。台湾现在教科书不是统一的，三个学校有不同版本。我先了解现在的语文课内容。然后，老师把学生的作文本子寄来，我要看看孩子们写些什么题目，认多少字，表达能力在哪里。第三件事情，我请人去把1964年，我自己12岁时的语文课本找回来。

我发现现在的六年级语文课本编得还蛮好的，很活泼，也不浮浅。比如有一堂课，是在讲物理学，但是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去讲。也有讲家庭关系，讲大自然的，相当活泼。

决定相信和不相信之前

用什么方法可以跟12岁的人沟通呢？首先就是不“矮化”他们。我非常不喜欢东方文化里传统的大人“俯瞰”孩子的视角。

我在作文课上给孩子们放了一段“旅鼠集体自杀”的短片，这部迪士尼的片子曾得了1958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因为得奖，所以“旅鼠会集体自杀”的这个知识也传播到全世界。但后来欧洲就有人揭发，其实拍片只用了二三十只老鼠，然后用特别的镜头去拍，把它拍得看起来像成千上万的老鼠。这是一个技术的骗术。

科学家也出来说，生物的自然本能都是求生的，没有一种动物是求死的。农夫或是住在森林里的牧羊人，也经常会看到大批旅鼠在往一个方向奔走，可是它们不是去自杀。当旅鼠的“鼠口”，在一个栖息地太拥挤的时候，就会有一群旅鼠出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它不是自杀，在这过程里，它也许要跳过一条小溪，有些旅鼠会死掉，但它其实是在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那个片子，不但是技术造假，知识也是假的。

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接下来我问，那你们觉得每天的电视一打开，看到新闻，你怎么办？你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报道，你怎么办？很多人跟你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下面一篇论说文，你觉得题目应该是什么？

有一个孩子，他说龙老师，刚刚那个瓶子，我用那个纸，怎么打都打不开，会不会你刚给我看的片子是造假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事先在瓶子上做了手脚？所以那天第二篇论说文，是让他们写，决定相信什么跟不相信什么的时候，你先思考些什么。

孩子的创造力不存在城乡差距

那天三个小时的作文课其实是教给老师看的，因为我知道乡村的老师，可能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他永远不是社会的目光焦点，他的工作永远不会被太多人看见和赞美，他的工作会特别的寂寞，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比较卑微。我那天其实是去鼓励这些乡村小学的老师和校长，向他们致敬。我希望他们知道，我曾经是你们在教的小孩之一。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跟成熟，其实要看它最偏僻、最乡下的小孩受的教育，他的学校是不是给了他最好的东西。

而老师们的反应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写作课是可以群体互动跟讨论的。写作课通常就是老师给一个题目，然后坐下来各人写各人的。第二个是，写作课其实可以不需要课本，尤其在这个时代。第三是写作其实来自观察。要学习观察，其实也是学习思考。

在我去教语文课之前，几个学校的校长，都特别带一点抱歉的感觉跟我说，你要知道，我们乡下的孩子，平常接收到的文化刺激比较少，可能比较没有创意，可能知道的比较少，但是那三个小时下来，我想我跟老师们都共同发现，其实孩子们有多聪明，都看你给他多大的启发。就创造力本身而言，其实没有城乡的差距，你老师本身的创意有多少，决定了孩子的创意有多少。

教育的城乡差距在于环境的差别

我自己就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先是农村，后来是渔村。18岁前没去过台北，17岁前没坐过私人的轿车。16岁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到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那些城市里的同学故意说，讲话不要超过一分钟，超过一分钟会爆炸。我是真的相信了。

所以你就知道，城乡距离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乡下的孩子，第一个就是知识上跟别人差很多，物质上当然不要提了。我一辈子，不管是写作，还是出任公职，城乡差距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我的眼光永远看得到乡下。

现在台湾的乡村教育跟城市的教育，其实硬件已经差不多了。台湾对于教育的投资非常大。教育经费是我们“文化部”经费的二十倍。所以你到台湾最偏僻的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图书馆、运动场，其实都非常好。好到我有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在教材上，课本上，其实都是相当一致的，平等的。而其实在于环境。

一个住在台北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比如说中正区的12岁的小孩，另一个屏东山区里的原住民部落的12岁的小孩，他们中间的资源差多少？台北市中正区这个12岁的孩子，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国家戏剧院”，跨过去就是“国家音乐厅”，大概走个三百米就是电影院，可能还是个艺术电影院。所以表面说教育资源完全一样，但是他的生活里给予他的东西，是天差地别的。这个城乡差距是永远在的，很难说什么叫彻底解决，但是我觉得对城乡差距问题的这种自觉，是每一个掌有资源的人都必须有的。

    我曾经住在德国，德国即使在欧洲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的分权、地方自治的结构。在法国，巴黎就笼罩了一切，资源全部集中在那儿。德国不一样，柏林是一个，汉堡是一个，慕尼黑是一个，是分散的。我住在德国一个郊区的小村，因为是地方分权，权力下放、资源下放，所以，村民要办出国的护照，他不需要到城里去办，村公所就有权力发护照。那个两万人的村子里，有自己的展览馆，有自己的孩子图书馆，有自己的音乐表演厅，它本身的文化是有一定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