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研究的引领者徐中玉先生

管季超0712

中国文论研究的引领者徐中玉先生

王汝梅

　　徐中玉先生6月25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创造了生命奇迹、学术奇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丰厚的学术遗产。徐先生治学，视野开阔、目标高远，又从具体问题、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入手。从现实需求出发，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1980年春，国家教育部在上海华东师大举办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郭绍虞先生指导，徐中玉先生任班主任，安排全班的教学及各项活动，邀请王元化、吴组缃、程千帆、朱东润、施蛰存、钱谷融、蒋孔阳、舒芜、许杰等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徐先生作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为什么研究，民族特点，怎样研究，研究现状）。他认为古代文论是当时创作经验的总结，研究古人对创作经验的总结，研究文艺创作的内部规律，是从当今实际需要出发，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徐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这样做的。对孔子、孟子、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刘熙载《艺概》等均有精深研究。据各家观点之精要而作理论问题的梳理，往往有诸多新发现。试举例如下：
　　关于创作道路问题。徐先生在论著中梳理了曹丕、苏洵、王慎中、唐顺之、章学诚等的论述，对严羽的“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作了新的阐释，并进一步论述了“正”是什么，“高”在哪里。正与高不能凭职位高下，言辞动听不动听来判定，只能根据行动实践效果，人民的感受来评判。
　　指导青年创作“必须放”。徐先生引述清代著名文字学家王筠的话“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文学史上最早提到青年如何进行写作的要算南朝梁代萧纲给他儿子信中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然后徐先生全面论述了萧纲的文学思想，他提出“文章且须放荡”是开拓思路的主张。青年创作若不解放思想，冲破陈规的束缚，就不能有发展前途。然后论述了唐宋时代许多作家的同样主张，而且提出“初欲奔驰，久当收节”。苏轼也主张“真放”，“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徐先生把古人主张“放”的理论系统化、主张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发扬艺术民主、重视创作规律。
　　论“辞达”：古代文论中的性情描写说。徐先生对孔子的“辞达而已矣”，作了全面的阐释。首先批判了说辞达抹煞文艺特征的错误观点，而后正面论述什么是“达”，“达”些什么，应怎样“达”。论述从曹丕、陆机到苏轼、叶燮、章学诚、龚自珍等对“辞达而已矣”这一观点的补充、发挥，并引申论述顾炎武的“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把孔子的“辞达”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到历史的高度，对今人提高文艺创作发挥重要作用。
　　徐先生还总结阐释古代文论中的如何自成一家、文须有益于天下。“三先三后”（先奔放后收敛，先绚烂后平淡，先平和后奇怪），“八面受敌”读书法、重视“端绪”着意“引申”等论述，多有新阐释新发现。
　　古代文论研究以总结创作经验为重点，就应该与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相结合，从而重视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徐先生系统论述文学鉴赏是一种艺术实践活动，提倡产生创新意义现实意义的鉴赏，取得创造性发现，力求精细不凡，提高读者的感受力想像力。徐先生提出鉴赏无定论，“定论”说会助长懒怠。鉴赏反对简单化机械化。主编或支持多种《古代文学作品鉴赏》的出版。
　　徐先生对古代文论研究情有所钟，早在1939年，徐先生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撰写《宋诗话研究》，并得到郭绍虞先生的鼓励，寄赠《宋诗话辑佚》，支持徐先生的研究。解放前，徐先生撰著了八篇古代文论的专题性论文。
　　徐中玉先生要求中青年学者要加强对小说戏曲理论的研究。师训班结业后，有的学员留下来，在徐先生指导下做半年研究工作。笔者有幸在徐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确定的选题为《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在徐先生指导与支持下，笔者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借阅《金瓶梅》张竹坡评本，研阅三个月，摘抄了几本笔记（该书为善本，不准复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徐先生提出修改意见后，经过修改，提交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讨会，得到与会专家师友的鼓励肯定。会后，刊发在《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徐先生指引了研究方向，笔者开启了四十年的金瓶梅学术之旅与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宋代文学思想史》著者张毅、《中国古代文论选注》《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编著者李壮鹰、《明清小说理论史》著者周伟民、《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要旨》著者杨铸、《悲怆的浪漫：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学思想研究》著者阮国华、《紫藤园夜话》著者董丁诚、《中国戏曲》著者郑传寅等都是师训班学员。徐先生通过师训班，培养了人才，给学员的教学与研究指引了方向。
　　徐中玉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能盘活文献，用活经典，激活古代文论，引导学生与读者与文论家对话交流，吸引今人走进经典文本。把古代文论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向青年普及，向大众普及，为繁荣文艺创作、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奋斗一生，忧患百年，在中国文论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