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魂兮归来——马来西亚讲学之旅纪实

管季超0712

母语，魂兮归来——马来西亚讲学之旅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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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潘新和应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会长黄先炳博士邀请，在吉隆坡、雪兰莪、森美兰等地参加华文教育学术活动。期间，潘教授近距离了解海外华文教育历史与现状，颇多感喟，对汉语母语教育价值、功能等有了较深邃的思考。本刊从第10期开始，分4期连载潘教授的文章，以飨读者。

文/潘新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报》《全球教育展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0余部。代表性专著：《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中国语文学史论》《语文：表现与存在》（上、下卷四分册）。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等。


2017年4月，春暖花开的杭州，“千课万人”组委会的张伯阳兄请我评课，与来自马来西亚的黄先炳先生不期而遇。我们相聚不超过两小时，寒暄寥寥数语。不承想短暂的一面之缘，竟给两年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盛会的相聚埋下了伏笔。

杭州会议离别时，他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走近古人》和一个锚状钥匙链（一直在我书桌上放着，上有马来西亚地标双塔楼与“KUANTAN”字样小标牌，后来才知道这写的是他的居住地“关丹”港），然后就各奔东西。会后，我给他捎去几本书，便再无联系——许多人都这样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可有人没走远，始终在视线中徘徊，在人生的某个驿站候着。

人生如野鹤飘萍，聚散离合皆命定。偶遇是缘，再聚是情，相知是智，守望是福。四者概率递减，若能相聚、相知，守望相助，必是心通神契、因缘果报。

2019年3月9日，黄博（从众称黄先炳先生为“黄博”）联系我，说7月20日在吉隆坡举办大型阅读教学公开课活动，请我当主评人。路途遥远，且在盛夏，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不知海外华文教育怎样，去看看也好。年逾花甲，常有紧迫感、不确定感，做事得分轻重缓急，我常在写作与讲学中掂量取舍，往往写作权重更大些。

出国手续断断续续地办。随着会期迫近，与黄博联系渐多、了解加深，去意渐浓。我7月18日晚到吉隆坡。黄博原说得去学校上班，由他太太余碧音、二公子黄学慧来接机，后来说“老师远来，不敢怠慢”，便请了假，从两百公里外的关丹亲自驾车偕同妻儿到机场接我。我到出口处，便见一家人笑盈盈地候着，有如迎接亲人。暖心暖肺的人情味，为我以往讲学所未遇。

黄博在途中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除了中国，只有马来西亚将华文作为“母语”。我有点愕然，我们常说“语文”，少用“母语”，语文就是母语，没必要特别强调。黄博为什么这么说，很重要吗？当时只一闪念，没来得及细想。

入住“Four points”宾馆后，黄博请我到“相聚欢”素菜馆参加晚宴。选定“相聚欢”，想必是为欢聚讨个喜庆。黄博伉俪热情的款待，让我倍感温馨。17岁的二公子黄学慧的良好教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话不多，略带羞涩拘谨，但彬彬有礼、体贴入微：给客人、父母让菜后，他最后下筷；菜剩得不多时，他先问别人吃不吃，不吃他才吃；后来的一次晚餐，他的弟弟因故迟到，每上一碗菜，他都先夹一点给弟弟留着。
黄博良好的家风家教通过家人的言谈举止表现得淋漓尽致。随后一周，我从更多马来西亚华侨身上觉察到了这种温柔敦厚的品性。我隐约觉得，莫非这就是黄博引以为豪的“母语”文化效应？

在马来西亚的日程，黄博替我做了精心安排。住哪家酒店，何时离开，参加什么活动，具体时间、地点，讲座、交流时长，谁陪同前往，当地谁接待，等等，巨细不遗，一清二楚。余碧音老师也全情投入，从开车接中国授课教师到安排住宿、布置会场，每一件事，她都做得耐心细致。她将100马币兑换成各种币值的零币交给我，既好用又让我长了见识；送来的水果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有的我从未吃过；在各种零食的马来文包装袋上一一贴上华文标识；会上给我们送参汤提神时，杯子上分别贴着姓名……碧音老师堪称最干练、细致、体贴的“后勤总管”。

在讲学空档，黄博给我安排了两次重要的参观访问活动。

19日上午，陈玉甄老师与黄学慧陪我去“林连玉纪念馆”。讲解员小姑娘尽责、投入，与连玉公身心一体的深情讲述使我颇受感染。临别时，她送给我一大包资料，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巴不得全世界都了解、景仰这位“母语”英雄。

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族魂”的林连玉先生（1901—1985）生于福建永春，毕业于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1927年因时局混乱到南洋，后担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主席。林先生终生为争取华文教育权利、继承中华文化、保根护脉而奋斗，即使被褫夺公民权、吊销教师注册也不为所动。1985年12月18日，连玉公溘然长逝，灵柩在万人陪送下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5公里。从1987年起，每年的连玉公忌日被定为“华教节”，华侨们还设立了“林连玉精神奖”，纪念这位母语教育先觉者。

了解了这些，你不觉得惊心动魄吗？连玉公对母语的卫护、对中华文化之爱，以及为争取“母语”教育权利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品质，让我重新思考“母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身处母语中人，我们对其几乎失感，就像水中的鱼对水失感一样。比如我，何曾想过为争取“母语”教育权利竟要抛家舍业、受尽磨难、孤独终老，乃至付出生命？何曾想过“母语”存续事关“保根护脉”，不失人权、族权？离开母语环境的人，才会深刻地体会到母语的尊贵。在国外华裔眼中，华文教育的意义不只是识字、写字、说普通话，更在于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华文“母语”为中华文化根脉所系，这当是海外华文教育的原动力。这一认知，我要在“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学词典中永久收藏。

22日上午，叶侨艳、张泰忠带我到马六甲参观“沈慕羽书法文物馆”，我再次受到“母语”的强烈冲击。沈慕羽是又一位了不起的“母语”英雄。沈慕羽（1913—2009）祖籍福建晋江，是华文教育先驱、书法大家。他出生于马六甲，生于斯长于斯，却与连玉公一样，对汉语母语、中华文化无比挚爱，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担任教总主席28年，曾因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被马华公会开除党籍。他的书法作品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魂。“颜鲁公是我的师祖，关公的正气，文天祥的浩气，我都把它们融注入我的翰墨中，雄浑持重、朴实忠厚，这是我沈体忝有的风格。切盼同道在这歪风邪气乖离传统的潮流里，维护固有神圣不可亵渎的国粹。”这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出自土生土长的华裔之口着实令人感佩，中国书法家未必说得出如此正气凛然的话。慕羽公去世后，教总设立“沈慕羽教师奖”缅怀之。

走近林、沈二公，得知他们的伟绩，我才体会到黄博的良苦用心：了解他们方知马来西亚华教之艰辛，方知华侨何以倾情于这一事业。至此，我真正体悟到了黄博“母语”二字沉甸甸的分量与根植于基因的深厚情愫：华教先贤与一代代华裔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才使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最完备的国家；华文“母语”教育不是本该如此，而是长期抗争挣来的，是靠省吃俭用、捐资助学撑持下来的；他们不畏压迫，辛苦办学、惨淡经营，为的是后代子孙“不忘本”。

“母语”意味着寻根续脉，华文字词、经典都在告知华夏子孙，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往何处去。这是我不曾有过的“母语”意识。

在马六甲，出德成先生（沈慕羽书法文物馆理事，我称他“马六甲通”）在车上提醒我看一条小巷——祖先最早登岸处。从先辈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马六甲起，母语便意味着故国、故乡之恋。斗转星移，马六甲涛声依旧，但华人的乡愁、乡思却绵绵不绝，以“母语”寄托血缘、亲缘之情意，抚慰怀念乡土故园之心灵，凝聚族群、承传文化、丰盈生命之重任，天经地义。

车窗上匆匆一瞥，那条窄小古巷便烙进记忆中。古巷深处传出的遥远乡音，600年络绎不绝，永不消逝。无论再过多少年，穿越那不起眼的小巷，仍隐约可见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乘风破浪、帆旗猎猎，依稀可闻福建、广东乡亲南来谋生，前途未卜的沉重步履。三宝山静卧着万座坟茔，清明节细雨蒙蒙、草色青青，家祭香火寄托着哀思、祝福，袅袅飘升。中秋月华下，月饼思亲，故园情思氤氲，缠绵悱恻，挥之不去……浸透在骨髓中的族魂乡思，时光带不走，烟尘遮不住，在母语乡音中，绵延传递。

在赴大马的班机上，我旁边坐着一对50多岁的华侨夫妇，他们祖籍福建永春，是回乡祭祖的。当年与他们一同到马来西亚的还有20多位族人，他们已在那里繁衍了几代人，相互说闽南语，华语也说得很好。

我在班达马兰华小A校讲学时，遇到来自巴生吉胆岛上的小学校长郭美莲。她祖籍福州，未到过福州，但会说福州话。见到我时，她就用福州话和我聊起来：她先生也是福州人，她有个舅舅在福州，她也想到福州看看……

时空，阻隔不了血缘、亲缘。母语是血缘、亲缘间神奇的纽带。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宋·李觏《乡思》）母语是跨越“天涯”的“桥”，是漂泊的心灵的“家”，有“桥”有“家”，才有人生慰藉与归宿。无论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多少代，母语就是身份证、同胞证，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如此，不难理解母语情结的生命诉求：精神归属、文化认同、心灵栖居。母语的族群凝聚力无可替代。




母语即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这一点，中华文化尤甚。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完整保存、永续发展的文化，其悠远、厚重无可匹敌。捍卫、继承这一伟大文化，意义非凡。
在“华文阅读大型公开课”开幕式上，当我从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手中接过以金龙腾飞为背景，写着“任重道远”的纪念牌时，使命感油然而生。
不论是中国语文教育，还是海外华文教育，都不应仅止于语言技能学习、应用，以及满足交流沟通之需。它更应该是一种民族、文化、文明的认同，是感受、接续、弘扬“龙”文化。
了解华语“母语”教育抗争史，就不难理解今天黄博们不计功利的付出。他一心向学，孜孜不倦，对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素有钻研，对母语教育情有独钟。他长期任教于中学、高校，培育了无数优秀学子。他对华文“母语”教育的认知，振聋发聩，深得吾心。他批评将“母语”变成“二语”教育，大力呼吁回归“母语”教育，他抓住华文教育“二语化”症结，力求变革。他说：“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是语文，若非语文，我们恐怕还要经历漫长的蛮荒时代，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不重视语文的内化与外显功能，只从校本语文的视角思考，对得起语文的存在价值吗？”他还说：“‘教什么’与‘怎么教’长期是教师培训的重点，差别是若不先解决‘语文是什么’的命题，这两者开拓的空间是极有限的。……如何通过语文获取知识，如何表达内心的想法，这才是语文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重点。……如果把母语当二语教，只偏重语文作为沟通的工具性，那么亵渎语文的嫌疑就越重。”
他对华文教育作本体论思考，探究其本质属性与问题，可见其对“母语”的敬畏。我赞赏他，不单因为他认同语文表现性、存在性，是我的知音，更因为他意识到“是什么”决定“教什么”“怎么教”，认识到树立正确的“母语”教育价值观的重要性。“把母语当二语教，只偏重语文作为沟通的工具性”是“亵渎语文”，这种超“工具性”认知，是中国语文学者与名师所缺乏的，同样适用于中国语文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课程性质”作工具性、语用性定位：“语文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视其为技能，也是因不知“母语”“是什么”所致。以美国实用主义英语教育为圭臬，把母语当二语教，丢失了母语教育的特殊性和汉语厚重的文化性、根脉性，必会把学生带到“沟”里去。
把“PISA”阅读测试题型、评价方式引入高考，考大量判断题、选择题，能考出母语文化积淀、精神创造力吗？还不如考诗赋、四书文、五经义、时务策。这么说，未必是要回到科举时代，而是要反思母语教育应怎样凸显文化性、根脉性，并使之经世济用。
黄博痛批马来西亚母语教育“二语化”，而中国母语教育“语用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不知黄博作何观感？“二语化”“语用化”如出一辙，都是“工具化”，都是母语教育的异化。好在目前人们已有所觉醒，比如教材中增加了不少古诗文，但若不改“语用”定位，不改教学、考试的方式，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
黄博说：“审视我们的母语教育，过去是做得不好的。……老师教阅读，也只是识字构词，听写词语，理解课文而已，无法做到深层意义的阅读。”“后来我们主张教改，于2011年开始采用新课程，才逐渐出现转机。但是，要谈改变，肯定不容易。很多教师都习惯了过去的教学模式，很难改变。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进度缓慢还是坚持下来。”这“坚持”极可贵。唯有坚持“母语”教育的文化性和根脉性，才不辜负先贤的牺牲、后学的期待，不辜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他反对局限于字、词、句教学，追求走进文本，了解其深层意义，就是探寻母语精神、文化意蕴，回归母语教育的根本。在他《当老师真好》一书中，“母语”是高频词、主题词。多篇文章以此命名，如《捍卫母语教育》《回归母语教育》《强化母语教育》……“工具性”是他迎头痛击的靶标，如《语文不应该是工具》《不要把母语当工具教》，书中还有不少批评将“母语”误作“二语”的文章。
他的“母语”教育观，也体现在对“公开课”的反思上：“2017年……一些请过来的中国老师，对阅读教学的理解也不一样，其中，有些教学看似热闹，学生学得很快乐，但是连文本都没有走进去，谈不上是阅读教学。这样的课我是不赞同的，但是与会的老师们很喜欢，说中国老师很棒，带动力很强，课堂调控能力好。”
对此我深有同感，一些中国名师不在学问上下功夫，文本解读浅尝辄止，只图课堂热闹，博人一粲，或玩弄教法，吸引眼球。此风不可长。语文教学需要知趣、情趣、智趣（不一定要“三趣”齐备，但须有“智趣” ——思辨性、深刻性，以“智趣”为上），谐趣是锦上添花。若无前三者，后者一钱不值。若有前三者，或“三趣”之一的“智趣”， 有无“谐趣”并不重要。玩教法也一样，如果教学失焦、内容浅陋、不得要领，什么样的教法都上不出有价值的课。
这次华文阅读教学大型公开课，这种“重谐趣轻智趣”的情况并无改观。有的中国名师心思就用在耍嘴皮、摆花架子上，而不是带学生进入文本深层意蕴，并转化到言语表现素养上。说到底，也是不知语文“是什么”所致。
不知何时起，公开课有了变质为综艺节目的苗头。教师仿佛综艺节目主持人、插科打诨的小丑，以调侃、打趣为能事，以“开心”为课堂追求；或只是搬弄时尚教法，如“学习共同体”“翻转课堂”“以学定教”之类，掩人耳目。以搞笑媚俗，以形式主义为能事，岂不是舍本逐末、喧宾夺主？
这与所谓“儿童本位”“快乐学习”误导有关，只讲顺应，不知引领，不知在顺应与引领的矛盾中，引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与教师急功近利，未能静心读书做学问有关。不做学问、不善探究，何来“三趣”？只能整“谐趣”、玩教法，忽悠浅薄的观众。
母语教育要好，根本在教师的德性、学问、涵养。窃以为越是名师，名气越大，越要正视不足，否则会把风气带歪，罪莫大焉。为此，我宁愿得罪名师，也不能得罪良知和真诚。
黄博对中国教师“有些教学看似热闹，学生学得很快乐，但是连文本都没有走进去，谈不上是阅读教学”的观感，一针见血，名师须警醒、反思。
此次公开课，蒋军晶老师表现不错，在评他的《墨子救宋》教学时，我问他三部分内容（找四字成语；墨子救宋的艰巨；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关系。他坦承：“我没法做到扣住一点，层层深化，步步推进。”显然，这三部分缺乏“聚焦点”，我称之为“主转化点”。一堂课只能有一个“主转化点”，意多乱文，“点”多乱课。名师若能这样检讨不足、力求改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