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孝感方言的文化价值

管季超0712

探寻孝感方言的文化价值

我国历史悠久的方言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是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地方戏曲、地方曲艺、民间习俗的文化基因，它承载了许多的历史印痕。由于受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所使用的语音、词汇、语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变异。随着文字的统一，语言逐步归纳于文字，但旧时语音和词汇无法统一，甚至有些方言的词汇，到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文字。这就保留了具有当地居民所独有的交流工具——方言。《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里的言语不通是指方言不通造成的隔阂。从先秦时开始，汉语就有“雅言”和非“雅言”、“通语”和非“通语”、“通语”和“俗语”的对立。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造语，可作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不可做俗语、市语、方语、书生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人们将方言分成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所谓地域方言就是指这个语言在它不同地域的变体，社会方言是指这个语言根据它的社会阶层的不同产生的社会变体。我国大概有七个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

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变体。所谓地域性变体，自然是相对于民族共同语而言。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而方言是局部地方的通用语言。从组成语言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来看，方言之间、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姊妹的关系，都是同一古老语言历史发展和分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地方的方言之间也有融通相似的地方。

汉语方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移民，一个是文白异读。移民导致中华民族历史政区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状态。在殷末，当时在中原的鬻熊往西南迁徙，带着一批人，迁到了湖北这一块地方，跟原来的那些少数民族语言融合，就产生了古楚语。后来，历朝历代各种原因使湖北人口流动频繁，楚文化和楚语的遗存已经微乎其微了。文白异读则是由于不同层次的语言演变的不一致性造成的方言分歧。“文白异读”指的是一些汉字有两种读音，一种是读书识字所使用的语音，称为文读，又叫读书音、文言音、字音；另一种是平时说话时所使用的语音，称为白读，又叫说话音、白话音或话音。众所周知，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与欧洲表音的文字体系有着很大区别，这就为文白异读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前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交流方便，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文字上的统一在客观上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官方读音体系，“文读”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而平时各地老百姓在口语当中还是沿用自己传统上的读法，即“白读”。“文白异读”现象在北方官话体系中尚且存在，在南方方言中更为明显。

湖北处于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南来北往的交流和融合，使得湖北话不能独立自成体系。按照学术意义上的划分，湖北话应该属于北方官话的一个分支。目前，湖北话分为四个主区： 河南方言区、四川方言区、江汉方言区、黄孝话区。江汉方言区是湖北最为典型的方言区，代表性的城市为荆州、天门、洪湖、仙桃所属的大部分地区，外加武汉的蔡甸、孝感的汉川。黄孝话区主要以黄冈和孝感为代表，以黄陂话为特色，包含了黄冈和孝感所属的大部分县市。由于方言的分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有些方言分区难概其全，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这就是古人说的“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道理。

孝感人从何而来？孝感人的先祖大多为明初从江西、麻城等地迁来的。那么，原先的孝感人哪里去了？据光绪八年（1882年）的《孝感县志•兵事志》记载，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一个叫做聂兴宗的起兵反元，占据应山，其分党占据孝感等县。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英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十六年（1356年），玉珍帅兵袭击重庆，称夏主，因此，孝感人多随之入蜀。据查元明史料，刘福通、徐寿辉、明玉珍等均为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英山梅丘里人，元至正十一年起义，被徐寿辉委为陇蜀省右丞，后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被拥为皇帝，孝感人多随之入川，故井里萧条。洪武二年，明太祖颁诏，令江西、麻城等地居民迁徙孝感，规定三丁抽一。其优惠待遇是：“立草为标，土地湖河纳供赋者永世为业。”孝感人称上厕所为“解手”，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山东等地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孝感人多般是从江西移民过来的，这一方言传递着当初移民的信息。在清代乾隆年间，皖南闹瘟疫，有三个县（宣、郎、广）几乎人烟灭绝。清政府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从孝感、广水附近几个县调集了几万人移居皖南。由于他们在那里占绝大多数，所以，那里的方言至今仍是孝感话。这说明移民对方言形成的重大影响。

孝感方言不完全是孝感所独有的，但它在孝感人民口中经过吸收和创造，代代传承，辗转糅合，发展延伸，体现了浓重的楚地遗风，形成了孝感方言诙谐风趣、直言快语、准确生动、淋漓尽致的特点。孝感话的归属，目前已有定论，《中国语言地图集》和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将之归入江淮官话之黄孝片。赵元任先生曾说，黄冈及孝感一带是典型的楚语区。黄孝话有舌尖圆唇元音，此乃赵元任先生所说的“楚语区”的语音特色（《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孝感话有6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黄孝片的方言，如黄陂话、黄冈话和孝感话同南方诸多方言一样，都保留了入声，这和北方方言相比已有明显的区别。

孝感方言中记载和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特色，存在着许多以“文白异读”、“音韵反切”为代表的古代语言学现象。宓姓始于远古始祖伏羲氏，在古代，因宓（Fú 古音伏，今多读 Mì 音蜜）字和伏字通用，伏姓也叫宓姓。孝感宓姓至今读（hu）姓,因为hu是fu的变读。反切是传统的注音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对汉字字音结构的分析。第一个字为反切上字，表示被切字的声母；第二个字为反切下字，表示韵母和读音。“花”的现代声母为“h”,“薛”的现代声母为“x”，而在古音中，现代声母“h”、“x”往往混而为一，这在南方方音中有所保存。至于浒、许同声母，更是显例。如“浒”又读如“许”。孝感方言称青蛙为克马，这是蛤蟆的变音，ha 变成了 ke。孝感人称外婆外公叫家婆家爹（家的古音为ga），称“淹了水”为“an了水”（淹的古音就是an），称“过一下”叫“过一ha” （下 的古音是 ha) 。遗憾的是现在人不懂汉语音变规律，将方言写错了而不知。胡全志先生在《浅谈武汉方言几个字的音韵关系》一文中指出，当代武汉人非常困惑的是，感觉许多口头语言不知在进入书面文字时究竟应该用什么字？例如：“等一下”、“过一下”、“加下子油”，多数人会把“下”字写成“哈”字，原因是现代汉语拼音里，“下”读为xià，跟口语的hà差别太大，而跟hà这个音相近的字是“哈”，于是自作主张地写作“哈”，取其音相替。 这是对“下”字造成的一大误解。“下”字的古音本来是hà，后变读为今天的xià。胡先生的分析很有见地，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其实，出现变读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古音中的声母g、k、h，到了北方，变读成j、q、x。如江字，古音读ɡānɡ。《唐韵》、《集韵》、《韵会》“古双切，音杠”。 现在，在广东、香港这些说粤语的地方，仍然保留着古音读法。又如，一间房的“间”，古音读ɡān。孝感人读作“一ɡān房”。古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如果“间”字按现在的音读，就很不押韵，只有按古音读，才有韵味。因为诗人是按古音韵写的诗，用的韵。雁，方言和古音为“àn”。“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是押韵的，如果读yàn，反而不押韵。历史上，孝感人往往把“刚才”读成“将才”，又读成“才将”，正是因为g和j是可以互相变读的。又如敲字，古音读kāo,《广韵》“口交切”,变读为“qiāo”。“敲竹杠”、“敲门”、“小敲小打”、“敲它一榔头”等，都读kāo。又如“嵌qiān”字，孝感音读kān。 由k音变为q音的还有“壳”字，既读qiào，又读ké。可见，孝感方言保留了不少古音。

孝感知名学者朱幼勤先生对孝感方言的音变规律有独到的研究，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他认为，孝感俗称苋（xiàn ）菜为苋（hán）菜，这是古音之变。武汉话朅（ke）与古楚语朅（qie）只是一音之转。《楚天都市报》将朅写作“克”，实是大谬。他在《美菜有蒌蒿》一文中指出，孝感方言读屡（lǚ   ）音为“ni”，这便是蒌蒿被孝感人俗称ni蒿的原因,这也是蒌蒿被误写为藜蒿或泥蒿的原因。（出自孝感知名学者朱幼勤《方言解颐》）

孝感地处中原以南，长江以北，受中原语言的影响较多，但所幸的是，中原——河南的口音已经北方化了，而孝感方言却还是保留了很多古代汉字的读音——比如角（go）、解（gai）、下（ha）、在（dai）、咸（han）、项（hang）、象（jiang）、咬（ao）、吃（qi）等等。凡孝感话里和普通话读音不同的字，人们不要认为孝感话很“土”，因为这很多字在粤语和闽南语里都能得到“认证”。这说明孝感方言保留了古代汉字的读音，未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

孝感有些方言来源于雅言，是对雅言的传承和发展。孝感方言“贵琛”有贵重、珍贵之义，是源于雅言的方言。《诗经•鲁颂•泮水》：“来献其琛。”《文选•木华〈海赋〉》：“其垠则有天琛水怪。”李善注：“‘天琛’自然之宝也。”孝感方言“贵琛哥”、“贵琛儿”均是对男伢的昵称。因此，贵琛不应写成“贵臣”和“贵沉”。孝感方言“和更”是属于省略修辞格所构成的词。话中把可以省略的语句省略了的，名叫省略词（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积极修辞三》）。“和更”构词句的格式是：和某某相比更是甚而有之。这种语法结构在先秦典籍中十分普遍。由此可见，通过对方言的考查，可以验证普通话的某些语法规则。著名语法学家邢福义先生就提出“普－方－古”的大三角语法研究模式，主张古代汉语、普通话、方言相互验证。

方言是汉语的“活化石”。我们通过研究孝感方言，可以了解古汉语的一些发展规律,从而为更好地发展汉语服务。。

孝感方言保留了某一事物历史上的不同称呼，也保留了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交往的印记。“褂子”原本指的是罩在外面的长衣，或指中式的单上衣，目前，很多地方将上衣外套都叫做“褂子”。这是用旧名称呼新事物。孝感方言中的一些词语， 如 黄瓜、胡说、胡萝卜 、胡椒、西红柿、洋葱以及洋白菜等词语就保留着民族交往的印记。“胡瓜”在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而传入我国，“胡瓜”只存在于部分地区的方言中，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被称作“黄瓜”。“胡瓜”是“黄瓜”最初的称谓，五胡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做了后赵皇帝，反对把北方少数民族叫“胡人”，为了避讳，遂将胡瓜改称黄瓜。“胡说”一词始于东晋之后，当时，鲜卑、匈奴、羯、氏、羌先后统治中原地区（人称这一时期为“五胡乱中华”）。胡人说话，中原人听不懂，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叫胡说。由于以前汉族统治者说话、办事完全依孔子的学说作根据，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而胡人却不来这一套，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说话、办事没有任何礼法为根据。因而，汉人把乱说和没有根据的说话，称之为“胡说”，把乱闹、没有原则的闹事叫做“胡闹”。西红柿原来生长在秘鲁的森林里，叫做“狼桃”。由于它艳丽诱人，人们都怕它有毒，只欣赏其美而不敢吃它。16世纪时，英国公爵俄罗达格里从南美洲带回一株西红柿苗，献给他的情人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从此，西红柿便落土欧洲，但仍然没有人敢吃它。当时，英国医生警告人们说，食用西红柿会带来生命危险。若不是美国人罗伯特上校采取了一次破天荒的行动，恐怕人们至今仍不知道西红柿是什么滋味。它大约在明朝时传入中国，当时称为“番柿”，因为酷以柿子、颜色是红色的，又来自西方，所以有“西红柿”的名号。在历史上，中国人对于境外传入的事物都习惯加“番”字，于是又叫它为“蕃茄”。尽管我们很多时候缺乏对某类物品传播历程的深入了解，但仍可以大致从其名称或者某些方言中的称谓探知一些线索。譬如，“胡”代表的是南宋之前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带“胡”字的东西一般是西汉到唐代经西域传入我国的；“番”代表的是外国或外族，南宋到明朝时应用最为频繁，由于明朝时我国与欧洲接触较多，“番”更多用来指欧洲人，因此带“番”字的物品更多是明代经欧洲人之手传入中国的；“洋”代表的是欧美，也常常称做“西洋”，带“洋”的事物则基本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由欧美传入。可见，孝感的某些方言称呼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孝感方言词语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所蕴藏的非凡智慧。俗语“来三”其义指老毛病又犯了，或指有事暴露了，它来源于科考：清代吴有光《吴下谚联》载，科举时代，考场用《千家诗》的字句来编号，“来字三号”即十八排的第三间。明代有个主考官，向考生索贿，凡愿出三百两银子的，就被安排在来三号，在这个考房可大做手脚。这件事传开了，当这个主考官再次监考时，众考生讥讽他为“来三”。“吊腰”源于汉时“吊腰”的杂技，引伸为扭捏作态，一些人将方言“吊腰”误写成“调妖”，这是不知方言之源。孝感人为什么把鲫鱼叫喜头鱼？在旧社会，老百姓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还要做生意，卖鱼的不会写“鲫”字，就写成“吉鱼”，可是买鱼的也不认识“吉”字，但看出来它是办喜事时墙上贴的“喜”字的上半截，就管它叫“喜头”，这样，鲫鱼就成了喜头鱼了。久而久之，鲫鱼正名与俗名异位，人们多说喜头而不说鲫鱼，把鲫鱼叫为喜头鱼就含有祝愿色彩。由此可见湖北佬的聪明和幽默。据《汉语方言大辞典》载，湖北浠水、红安、随州、孝感等地将老鼠说成“高客”，大约是人们佩服老鼠钻梁窜脊的夜行本领，不好直呼其名，而称它为“高贵的客人”的原因吧。

孝感方言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民俗。随着古老生活方式的渐渐远去，很多方言词汇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消失了。例如，孝感方言里的“下河”，早就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消亡而成为语言博物馆里的东西。孝感人在喂小伢吃饭时说：“快筑！”。这与“打夯”有关。过去修城墙、做房子、修堤、修路等，都要打夯，打夯就是把木桩合力打进地里去，或者是把地面浮土打结实，以至于不渗水、不塌陷。因为在打地基时，表层的松土被夯实了后，往往上面再铺上一层土，再夯，如此往复，直到达到地面平整及厚度的要求为止。这就跟人们吃饭一样的，吃了一碗，冇吃饱，再添一碗。所以，筑硪子就用来形容人们吃饭。“茅祠”即厕所，因古时农家厕所只用茅草遮蔽而得名，在某些方言中也叫“茅厕”或“茅祠”。孝感人称洗澡叫抹汗，“抹汗”起源于唐朝时期，发源地是湖北活龙坪，“抹汗”工具由大脚盆、扁担、抹布、热水、洗粉等组成。孝感方言“见姅”指遇到不吉利的事或办事不顺利，犹言“见鬼”。《汉律》：“见姅变不得侍祠。”《说文•女部》：“姅，妇女污也。从女，半声。”古习俗认为，见到妇女月经或身孕者或至产妇房去都是不吉利的，不能参加祭祀活动。“猖”的本义及引申义源于“放猖”的民俗。放猖，即“跳五猖”。民间“跳五猖”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在楚文化的基础上附有傩戏驱邪纳祥的性质。“五猖”为邪恶之神，他们在人间专做坏事，无恶不作，很喜欢恶作剧，常常把偷抢来的东西，放到别人家里，看着某人顺眼就会把所有东西给他。因此，百姓便对“五猖”抱着敬畏的态度，把他们视为不正宗的“财神”， 既不敢怠慢，也不敢十分尊重，希望通过“跳五猖”的方式来“拉拢”他们，既不伤害自己，又能降福于自己；遇不吉之事，请五猖来以恶制邪。旧时各地都设有五猖庙，供奉五个猖神，猖神都是普通的男人。民间在春秋佳日，常将他们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驱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处乱跑一阵。放猖是小孩子，也是青年人最自由最快乐的日子。这就是孝感方言“放猖”的来历。

孝感方言反映了孝感人的心理追求与价值取向。孝感人不仅看重文官，也看重武官，有楚人尚武的遗风。凡已婚男女，都称为男将女将，这也许是在原始社会那种军事民主制度下，男人和女人都负有保卫本氏族安全的义务。《说文》：“将，帅也。”这是勇敢的代称，是民族气节的代称，也是荣誉的代称。所以孝感人把损人或讽刺人的话说成是“败将人”，把犹豫不决的行为称为“战不战，降不降”，这些军事术语正代表了孝感人的热血性格和牺牲精神。研究方言的人往往会发现方言中有一些因避讳而产生的颇具特色的词语。孝感人称“舌头”为“赚头”，念“佘”为“liong”，称猫为“财喜”，这是传统的避讳心理的反映。方言反映方言区内人们的文化心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八”字，“八”就是“发”，“一六八”就是“一路发”。孝感人称长得漂亮为长得排场，排场之称来源于戏曲舞台。孝感人称有能力很能干为有板眼，会搞。板是演奏民族音乐或戏曲时用来打拍子的乐器；眼是戏曲中的拍子。板眼指唱腔合乎节拍，亦指言语行事有节奏、有条理。孝感人把某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被人撇条子了，称做“没得品儿”，这实际上是对官员的一种艳羡，也是对权力的某种向往和追逐。“ 奤（tǎi）子 ”是南人对北人的贬称，犹如“ 蛮子 ”是北人对南人的贬称。对于有力气而干事较冲动的人，孝感人又以“蛮气”来形容他，这无疑是对南蛮人看不起。孝感人对于干事不动脑筋、一味蛮干的人，就送他一个“哈巴”的称呼，这是对巴人的一种贬视。“才儇”，是孝感人骂人很重的一个词。这个称呼一旦被戴在谁头上，那就很成问题了，至少说明他的人格有缺陷。徐锴在《系传》里将“才儇”解释说：“谓轻薄、察慧、小才也。”。“杆子”指结伙抢劫的土匪，“二杆子”源于民间俗语，指“排行第二的杆子”即“二当家的”，后指疯癫、鲁莽、粗野、轻狂、蠢笨、弱智兼且盲目自大的。可见，通过方言是可以了解当地人的心理追求和价值取向的。

孝感方言有一套独特的亲属称呼系统，具有独特的人伦价值。孝感人对别人称自己的妻子叫“媳妇”，也有叫“屋里人”、“堂客”的，当面则呼其名或称“伢里妈”；妻子对别人称自己的丈夫叫“当家的”、“我里那个”、“你里×哥”或“你里×兄弟”。当面则不直呼其名（现在也有喊名的），称呼为“伢里伯”。“媳妇”的“妇”有儿化与不儿化之分，儿化后就是妻子，不儿化就是某家的媳妇，或儿媳妇。称比母亲大的阿姨为“伯伯”，比父亲大的姑姑（父亲的姐姐）为伯爷，对女性这样称谓，在全国绝无仅有！孝感人将父亲这边的亲兄弟姐妹统称为爷（不分姑），比父亲大的为伯爷，比父亲小的单称为爷（也有叫叔的，但叫叔的则血缘较远）。姑爷一词由姑娘衍生而来：过去大户人家的女孩年岁稍长,就会被丫鬟仆人称为姑娘,主人生来辈分大,所以就叫娘,及出嫁之后,其婿的辈分和女孩相同,故下人一般都称其为姑爷。把“连襟”一词移用姐妹丈夫间的称谓的人,是北宋末年的洪迈，他用“襟袂相连”来形容姐妹的丈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后来，人们又将“襟袂相连”简化为“连襟”，成为姐妹的丈夫间专用称谓了。拐子在孝感方言里指哥哥，此义来源于洪帮隐语。这些方言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大的人伦价值。

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始推广普通话，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方言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了搞笑的工具。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更生动幽默、有趣传神，更受欢迎的原因。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中国方言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野”。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语言必将趋于弱化、乃至消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一民认为，世界语言种类每年都在减少，已经是公认的趋势，中国的方言随着老人的不断死亡，也必然逐渐消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不过，方言里有亲情的认同、地域的认同、家乡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根的认同。实践证明，越是陌生的环境，越是遥远的异域，方言所产生的亲情就越浓厚。古代战争中巧用方言瓦解对方、最终战胜敌手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刘邦和项羽的垓下之战了。这个“四面楚歌”的典故，其实就是刘邦调动了楚地方言这一非军事手段，动之以情，使项羽的部下产生思乡厌战之情。在台湾回归的问题上，方言作为一种非政治、非军事的文化认同力量，也显示出它越来越大的温情魅力。

我们保护方言的目的，不是主张取代民族共同语，而是为了抢救、整理、研究它，传承其精髓，利用其文化价值，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杨光先生说得好：“尽管不少方言彼此间不能沟通，但是方言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先生对方言式微的趋向已有了宿命般的忧虑：“我们对方言已经越来越陌生。在这个一切都被简化、被‘缩减’的时代，要走入一个方言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方言是汉语发展的“活化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汉语本身，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方言的研究，从现存的方言使用者那里尽可能多地记录下地方语言，并使其文化价值彰显出来。这才是我们对待方言的理性态度。

参考文献

《礼记》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

《孝感县志》

《中国语言地图集》

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孝感知名学者朱幼勤《方言解颐》

胡全志先生《浅谈武汉方言几个字的音韵关系》和《筑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