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奠基与体系建构

管季超0712

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奠基与体系建构

葛永海

　　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个成果丰硕的世纪，文学研究被多角度的审视，多方位的拓展，其本体建设达到了极为成熟的自觉状态，但是，学科划分的日益细密，也为学术研究设置了重重的壁垒。如何自辟新路，突破现有的文学研究格局，寻找学术创新的支点，成为有抱负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关注与思考的焦点。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面对线性发展的文学史，以时间的观念去考察和探索漫漫历史长廊中的作家作品，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停留在历史的任一截面作或宏观或微观的考探时，它必然会有空间归属的问题，而在很多情况下，文学研究的这一重要维度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和漠视。正是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积多年之功撰成《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将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研究融合贯通，进行深入探讨。
　　这部洋洋80万言的煌煌大作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学术雄心。该书在《导论》中开篇明义，明确其研究目标在于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揭示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探索文学地理的演变规律，推进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创新，最终来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正如2006年6月1日的《文艺报》的“编者按”在评论该书相关内容时所说：“开宗立派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术创新的永恒动力，”书中所体现的这种学术气度的恢弘，不仅在于作者以劲锐的勇气和雄浑的底气构建一部宏伟之作，更在于在当前学界日趋浮躁的背景下，作者以深湛细密之思、坚执信念，明确表现出对于理论创新之历史使命的一种学术担当。
　　除了选题上的立意高远外，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颇为完美地将宏观思辨与实证分析统一起来，堪称精深缜密之作。全书提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性概念，首先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然后根据从静到动、从平面到多元的学术理路，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全书逻辑严密，理论性与体系性极强，突出体现了作者宏观思辨的深度。同时该书非常注重实证分析。全书有图18幅，表格66张，加上书中比比皆是的数据列举和分析，形象而直观。在时间跨度上，上至夏商周，下至近代，纵横几千年，重要作家在重要区域的文学活动庶几囊括其中，足可见出作者的用力之勤，用心之劳。
　　这部体大思精、资料丰赡的著作，显然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重大意义，可以概括为三：
　　一、重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域。这首先是从重塑文学史的认知格局开始的，将地理学的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将使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甚至颠覆中国文学史的教授、学习乃至研究的现有格局。比如该书所举的一个事例，“建安七子”是建安文人集团的重要力量，文学史给人的似乎是七子并肩而立，名满天下的景象，而宏观文学史乃是被简约化了的历史，它缺失了空间场景这极为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建安七子”尽管同一时代，文名相齐，却从未完整聚合在一起，建安十三年（208）9月，七子中的王粲最后归附曹操，而在此前一个月，最先归曹的孔融却已被杀，也就是说，最后只有六子相聚魏都邺城。这足以说明空间视角引入文学史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文学史的发展演进才不是静态的、平面的、一元的，而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才是真正鲜活的文学史。
　　地理学的引入对于文学认知是一种视角，对于文学研究则是一种方法。尽管此前已有学者从地理学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但那毕竟是零星、不成系统的。“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的提出对于相关研究具有突出的方法论意义。“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的，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此“二原”说在微观与宏观两方面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二、奠定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基石。从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到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树立，这是发展的必然。独立而完整的学科，通常是由若干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正是这些要素的独立存在，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发生关联作用，使得这门学科能够作为一种规范的或具有科学意义的学术现象，而体现其自在自为的价值。如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构成，笔者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成要素也应当是三方面，即渊源性要素、内容性要素和方法性要素。《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正是依次完成了对这三方面的论证与思辩，渊源性要素，主要是文学地理学赖以取材、孕育和形成的资源和动因。该书通过对各历史阶段各区域的文学现象的全面梳理，完成了对学科资源类型与范围的盘点，同时，这种学术资源上的支持也为学科建立赢得了学理上的合法性；内容性要素主要是指文学地理学所阐发的理论学说，该书紧紧围绕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和区系轮动等五大因素展开，它们从理论上逻辑严密地论证了文学与地理学如何融合发展的学术理路。这些内容必将成为学科框架性内容，或者指示学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性要素则主要是文学地理学所阐发和运用的方法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原”说，这也将成为克服研究模式泛化，具有文学地理学特色的方法论。这三大要素的相合表明，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已初具雏形。
　　三、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学术范式。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的简单嫁接，而是两者的深度融合，这一交叉学科之所以成立，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该书的理论构建与学术论证，为文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范本。也足以让人对于文学研究格局的多向拓展产生新的期待。
　　当然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的建构，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学科类别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与相关的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在理论体系之下还需要大量的、无法计数的实证研究来加以充实扩展；在方法论上，还需要更多被细化的操作层面的理论手段；等等，这些也都将指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路向。
　　黄霖先生在该书《序言》里颇有感情地说：“从事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前景无限光明”。可以预想，在确定这一光辉的起点之后，文学地理学的运思空间将是何等辽阔旷远！还可以预想，文学地理学的推行将如何生动地改变中国文学研究的未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