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

管季超0712

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郭苏建**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最近几年来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研究怎么发展的学术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类似于美国20世纪50到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大论战，怎么评估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挑战、发展方向，是继续科学化还是本土化，普遍性还是特殊性，还是两者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学科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际一流政治学家,诸如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西德尼·维巴（Sydney Verba）, 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阿伦·利普哈特（Arendt Lijphart）, 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 詹姆斯·马洪（James Mahon）, 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tori), 盖瑞·金(Gary King),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国际关系领域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 约瑟夫·奈(Joseph Nye), 罗伯特·查维斯(Robert Jervis), 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 Krasner),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等国际一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仍然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和阅读，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中国政治及其外交政策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有些中国学者开始不断质疑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在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领域内发展出一个“中国学派”。他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民族特性、知识传统，地方性知识和国情。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并且是检验和评估中国政治学现状的时候了——该学科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成就、挑战和趋势。[1]

近四十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源于中国的各种变化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时也得益于我们学术研究方法的诸多改进。作为区域研究，中国政治研究已不再“孤立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 而是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在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和其他政治科学期刊的简单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已将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并且达到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准。今日的中国政治研究已远不同于昔日的传统汉学研究（Sinologists）。这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我们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比较视野下关注中国的诸多议题。

二、争论的主要议题

近几年来，国内外政治学者围绕中国政治科学如何发展及向何处发展这个充满争议性的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集中的争论是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关系的讨论，西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科学逻辑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到诸如普适性与特殊性，规律性与差异性，科学性和本土性，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治研究的的主要问题、挑战、机遇、趋势和方向。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必将深刻地影响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我希冀本领域内的所有学术同仁都能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

第一个议题涉及到学科领域的现状的认识和评估，对这个议题，争议较小，一般认为，无论在内容、主题、理论、方法，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中国政治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恩·怀特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海内外中国学者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其次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数据不断公开。同时他还认为，对世界最大人口的政治研究要求方法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丰富政治学科各学科领域的内容和范围。 [2]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并产生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和研究路径，但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不足，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扩展。[3] 限于篇幅，本文就此不多赘叙，主要想更多地介绍另外两个重大议题的争论，进而发表我个人的粗浅看法。

第二个议题涉及到中国政治研究的认识论。也就是更关注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如何获取、能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关心知识的内容、方法和研究设计等具体形式。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和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争论的一方强调科学性、普遍性和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则注重特殊性、历史性和传统内涵。前一类学者质疑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和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因为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索和解释存在于政治生活、现象和行为中的一般规律。通过吸收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中国政治研究在增进政治知识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科学本土化”这一命题轻则误导学人，重则严重影响整个政治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满足于使用“中国本土性”或者“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行为和现象。相反，应该争取中国政治研究更加科学化，以及去“中国特色化”，认为中国政治科学发展在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空变数”来取代“中国”或“中国的”这些名称，进行跨文化对话，从而才能把这些国别或个案的“条件”和“文化因素”概念化，并上升到一般理论高度，对世界政治学发展做出贡献。[4] 主要代表人物有钟杨、杰弗里·C.艾萨克（Jeffrey C. Isaac）、阿尔佩曼（Björn Alpermann）、何包钢、吴国光等。但另一批学者则强调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质疑“唯科学主义”或者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指出很多重要的内容和信息被简化了，中间还丢失了大量的内容和信息，使得政治研究缺乏解释力，并使得政治分析缺乏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视角，而政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恰恰需要这些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才有深层次的理解和实践应用意义，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政治研究在方法论上自主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反对把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嫁接到中国的“拿来主义”。他们试图在研究中融入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怀，强调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路径的特殊性，而不是遵循一个统一发展路径，不能追求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造成方法论上的“全能主义”、狭隘、或缺乏社会相关性和政策相关性。他们强调，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重构和迅速发展，必将影响海内外的学术发展。[5] 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绍光、乔恩·R. 泰勒（Jon R. Taylor）、任雪莉 （Shelley Rigger）等。

第三个重大议题涉及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挑战和趋势，重点关注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之间本体论的争论，即科学化、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即关注对现实存在的研究，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本质、身份定义和意义，“中国”和“他者”之间的范畴区别，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影响。中国政治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开始从西方引入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到政治学科的建立的转型。一部分学者强调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即学术自由、自主性、独立性等，讨论中国政治研究为何缺乏科学性，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政治研究成为规范意义上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其还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导向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 政治学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使得学者依赖于政府并失去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学者们更愿意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非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6]另一部分作者则检讨了西方范式、概念和方法在研究中国政治上的不适用性，因为西方理论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差异、地方性知识和经验。他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有必要本土化？是否有可能？如何本土化？然而，他们认为本土化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意味着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没有本土学人的自觉和积极的努力，及自我反省，本土化是不可能的。他们积极倡导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学或中国学派，认为迅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将对海内外的学术共同体会产生重大影响。[7]

三、 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关于这场争论，我的观点是出于以下出发点和对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认识：

其一，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农耕时代而是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快速发展过程，不仅带来了科技和产业革命，物质世界的变革，而且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培养适应时代需要并具有全球视野、多元开放思维方式的国际化创新人才，政治科学发展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导向，从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进一步深化和新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要考虑国情和特殊性。中国如果能够把某些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问题及我们所处的时代接轨，才能创造性地提出能够指导社会实践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新的价值观和理论，才会对世界文明和知识生产做出重大贡献。

其二，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吗？是利益博弈上“零游戏”吗？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根本对抗性的世界吗？我认为，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多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和充满个性化、创造性、多元性的差异多元共存的时代，占主导性的发展趋势是“兼容、融合、趋同”，即各种价值观、模式、区域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而不是消灭对方，或采取同质化、统一化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变化中世界和新时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已打破分工和国界，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已成为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能源、资源、科学发展、技术转移、资本流动、人口、气候、环境、风险社会的代价、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都关系到自身和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已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超越国界的参与才能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参与、全球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置之度外。[8]

基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上述两大基本看法，我试图从几个大的视角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重大问题：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

首先，对“新世界秩序”和新时代的特征和性质的上述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使其具有“全球的”、“世界性的”的普遍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方法论上摆脱“民族主义”的视野，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采取“cosmopolitan methodology,”[9] 即“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有国际交流性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新世界秩序的重构，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进而影响世界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构。

任何伟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为基础。但是，强调“自主性”和“主体性”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他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明）的借口。中国政治学科发展必须走向世界，必须向其他文明学习，就像企业创新一样，必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自我批评和反省才能创新，必须对我们自己已有的传统和知识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才能创新，从而形成和发展出新的学派、理论和方法。知识生产是不能分“东方的”、“西方的”，要搞“五湖四海”，要“中西古今”兼容，这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也就是我们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们怎么进行国际交流和对话，难道就是对世界说说自己的故事吗？只有适应中国的需要不断吸取其他文明有价值、有用的优秀成果，并建立和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体系，才能与世界交流中发展自己，特别是能够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出项的现实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并把我们的研究上升到一般性理论高度，并介绍给世界。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谈不上去影响世界。

其次，我们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是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探索社会世界（相对于自然界）的规律和真理？我认为，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探索社会世界或政治现象的发生规律和真理，即探求和解释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通过跨国界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或一般规律（general patterns or laws）。这并不排除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是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说，通过对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地方性知识上升到普遍性的理论，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对话，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目的。比如，现代经济发展和中国市场改革带来了一个产权问题，我们如果是从古代宗法关系角度或道德规范来解析和批判现代的产权问题呢，还是从现代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角度来深入分析和跨国比较“产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司法和宪法意义，从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并对产权理论做出贡献呢？我认为是后一种，才有可能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并对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第三，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治研究并不是简单地概括经验观察、事实、数据，而是发现数据或经验世界中存在的有意义的规律，并有效解释所观察的个人、群体、社区、地方、国家等各个层次发生的政治现象、要素、行为或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理论是理解、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发生的概念或分析工具，帮助学者如何思考专业领域学术、理论和实践问题，产生理论假设（assumptions）或可证伪的经验假设(hypotheses)，发展和建构解决研究问题的论点或论证，选择和证成解释变量或因素，指导我们收集支持论点的相关数据或证据。从理论而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式与理论在政治现象的科学研究和经验分析中同等重要。中国政治研究的各种理论和理论模式反映了不同的哲学传统、认识论、理论假设、研究方法及对分析单位层级或要素的不同强调。

第四，理论成果或理论概括必然是要通过经验的比较研究才能达到。哲学思考和理论创新也是要基于深入的经验观察和抽象出来的，而不是凭空而来。而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是要有方法的, 即遵循经验研究的方法，并受经验事实的验证，从而建立经受经验事实检验的一般性理论或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同时应该看到，与此相对的是规范研究，其主要是对概念范畴和体系的研究，是主观的、逻辑推理性的、分析性的。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家甚至可以通过建立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方法建构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分析抽象的问题。 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分别受到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两种方法，分别回答“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很多概念规范也是通过经验研究总结出来的，因此，政治学家乃至社会科学家进行的规范研究也是有经验研究的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经过长期探索和跨国比较研究不断积累和提升起来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在我们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分析当代社会问题的概念规范体系和方法的时候，引进和开放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在没有完全建立自己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之前把它们简单地作为“西方”的东西而加以排斥，是违反人类知识生产规律的，从而把知识生产仅仅看成特殊的、地方性的、甚至国别性的，这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时代”、“新科技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是一种没有前途的视野。我并不反对地方性知识，但我强调的是：要挣脱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关切，采取“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和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问题，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或增强理论的世界普遍性，从而与西方世界和国际学界进行对话，扩大我们的理论和方法的国际影响，对增进人类知识和社会学科发展作出真正有意义的贡献。

第五，一个科学理论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必须经过无数次的科学实验，并经过反复验证。 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政治学的理论，如果要称其为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或“政治科学”,也是需要无数次的科学实验，虽然并不像自然科学那么严密，并具有局限性，但也是经过反复验证一系列科学假设和逻辑推理。由于研究者的假设和推理都有可能是错误的，并且经验世界会不断出现新的现象和数据，任何理论都必须采取科学方法经过严格的反复验证。理论在于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patterns, 从而预测未来发生可能性，因此必须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没有比较的个别案例或国别研究不能达成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理论概括和结论。归根到底，一句话，政治学就是研究和发现政治现象的发生规律及其权利运行规律和行为模式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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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16期全文转载。

** 郭苏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Sujian Guo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Springer, 2012，中文版为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本书是西方学界第一本系统介绍这个论战及其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又具争议性的问题，由国际和国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参与写作。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旨在扩大这些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推动这个领域的学术反思和对话，并给中国政治学科的师生和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2]林恩·怀特：《中国政治研究：该学科发展现状综述》，载于郭苏建主编：《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第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 参见彼得·穆迪：《政治文化和中国政治研究》，杨光斌和李淼：《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景跃进和王国勤：《西方政治学研究取向和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载上书第三、四、五章。

[4] 参见钟杨：《从比较政治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阿尔佩曼：《关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充分利用多样性》, 杰弗里·C.艾萨克：《对科学探索、学术自由和启蒙之关系的反思》, 何包钢：《中国崛起语境下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困境》, 吴国光：《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反思》, 载郭苏建主编：《政治科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领域现状分析》，第七、八、十一、十二、十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乔恩·泰勒：《中国政治学的抉择：方法论实证主义还是方法论多元主义》, 任雪莉（Shelley Rigger）：《美国政治学科重建运动及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启发》,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乔恩·泰   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载上书，第九、十、十四、十五章。

[6] 参见杰弗里·C.艾萨克：《对科学探索、学术自由和启蒙之关系的反思》，何包钢：《中国崛起语境下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困境》， 吴国光：《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研究反思》， 载郭苏建主编：《政治科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领域现状分析》，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  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乔恩·泰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载上书，第十四、十五章。

[8] 郭苏建：《新世界秩序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第5—8页。

[9] Ulrich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Polit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