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国的大学,单从数量上观察,已相当庞大。但大学作为思想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却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财政对大学的投资,公众对大学的期望,相差很远;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也不相称。大学教授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学教授面对政府和社会,公开表达独立而负责的见解太少。有的名校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鼓励教授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而更多的大学,则不希望教授面对社会发言。即使发言,也是向政府提供赞扬性的评价,为政策提供解释性的说明。殊不知,这正是造成中国大学教授社会声望不高的原因。
毕: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不多。有些教授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可以说很差,很臭。社会对教授不产生敬意,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教授。教授在学术中的不端行为就不要说了,更有教授以炒股为主,以发财为上,不论好坏,惟权力马首是瞻,这如何能让公众对他们产生敬意呢?
梁:教授是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来源。不要说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要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傲气,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有时候连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这如何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动力来源呢?所以我建议大学里要鼓励教授出来说话,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负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国家进步保存一点种子,为社会开敢言的风气。
毕:中国大学,大体可以说是学会了西方大学管理中那些技术性的东西。现实的状况是,教授和大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打工者和老板的关系。而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另一种主从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依存关系,就导致一般的大学都是鼓励教授为现实涂脂抹粉。
梁:鼓励在大学中养成批评的空气,也是为了使大学教授更好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履行公民的责任。国家养“士”千日,用在一时,不是要教授来说无关痛痒的话,而是让教授为国家进步保留清醒的头脑。
毕:鼓励大学教授公开批评现实中的弊端,甚至公开批评自己任职的学校,应当成为中国大学中的一种风气。从大学教授一面来说,要敢说话,但更要说负责任的话。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充满活力。
梁:有的教授,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但有批评意见也不说,趋利避害。有的教授,本身权益也受伤害,但自己不想出头,总想找敢说话的教授替他出头。他们自己不冒风险,想等问题解决之后,再来搭便车。
毕:人人都想搭便车,社会将无车可坐。在大学一面,要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要鼓励教授多发不同的声音,要提倡教授有一点书生论政的风趣和智慧。大学校长,对于那些敢于批评的教授要多加保护,对敢于批评自己任职的大学的教授,更要奖励。大学校长,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应付无聊的教学评估上,不要让那些无聊的事伤害自己的智商,要造成风气,要让自己管理的大学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多少年后让人想起来的趣事和美谈。那怕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也会给中国大学开一点风气。
梁:养成这种风气,不能只靠大学一面改进。政府、人大、政协都有改进的余地。有些教授,在专业以内取得突出成绩,被安排进人大、政协。进去之后,出于内心的正义和良知,成了敢言之士,受到舆论好评,换届时反而被拿掉。对于这些教授来说,是否在人大政协连任并不重要,但对于国家社会来说,一点点渐进改良的因素都不能保存,于自己又有何益?胡适早年就说过,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可以建造得起来的。
毕:中国大学里,如果以后没有敢言的人,没有敢言的传统,我们还能希望官场出敢言的人吗?社会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学不是发财的地方,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大学是说话的地方。要让社会明白,别处也许没有人敢说,但大学是一定敢说的。大学要把养成敢于批评的风气,作为一种学风提倡,要处处保护那些敢言的大学教授,要懂得,一所现代大学中敢言的教授越多,对大学越有好处,也就越接近本来意义上的大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