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文学研究不是“摊大饼”

管季超0712

刘学锴：文学研究不是“摊大饼”

开栏的话
　　文学当有益于人生。古代文学，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学问，所谓“开卷有益”。如何将形而上的学问落实到广袤的人生中来，正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文学研究更重传承。历来重要的注疏版本无不是对过去一段长时期内注疏成果的总结、继承与创新，现代学术规范下的文学研究亦是。此即文化“返本”与“开新”之理。
　　为此，我们特辟《文学访谈》栏目，邀请学界的知名学者接受采访，一则为指明过去和现有学术之足与不足，二则为在现实基础上分析与展望未来学术可作为之领域、方法及视野，三则为引导与解决青年学者在学术人生进路中之困惑和迷茫。
　　本期我们访谈的对象是安徽师范大学刘学锴教授。刘先生曾在北大中文系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至安徽师大工作。著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唐诗选注评鉴》等。
　　记者：今天的采访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唐诗研究之路”，主要谈您的治学情况。第二部分是“学术人生随想”，主要谈您对当下学生读书的建议和对研究现状的认识，以及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人生中的作用和意义。

唐诗研究之路

　　记者：首先，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唐诗研究之路的？
　　刘学锴：当时林庚先生让我写学年论文，题目都给我选好了，就写陈子昂，我也根据老师安排，看了陈子昂等人的作品。后来，林先生讲盛唐气象，让我读《全唐诗》，统计各个时期题材的分布情况。我就趁这个时候，把《全唐诗》看了一遍。
　　记者：那您为什么主攻李商隐研究呢？
　　刘学锴：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大约是1975年，出版社的副主任带人来学校，希望我们编李商隐诗选，因为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诗人都有诗选了。这就是我研究李商隐的缘起。跟我合作的余恕诚先生，他的重点是搞整个唐诗研究，但我耽误时间太久，年龄又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就很无奈地压缩战线，把它压缩到这么一个很狭小的阵地上。
　　但是真正看了那些注文和材料后，从观点到材料到作家的生平，到作家的作品的系年，这里面问题还是很多，尽管唐代诗人里除了李杜韩柳以外，研究最多的就是李商隐。所以我当时就想先做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因为说法太多而且互相矛盾，有的非常离奇，走火入魔的也有。正好我1979到1981两年没有课，在这之前一些基本的材料都搜全了，就把初稿写完了，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字，然后请余先生一篇一篇看，看时用铅笔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我们两个再分头来干。1983年递交的稿子，到1988年年底才出来，等我拿到书已经是1989年了。
　　记者：那李商隐是您最喜爱的诗人吗？
　　刘学锴：从喜爱来讲，我受林庚先生影响比较深。他喜欢盛唐诗，连李杜二人也是喜欢李白甚于杜甫。我当然也喜欢盛唐诗，以前甚至也想搞王昌龄集的校注，但已经把李商隐的诗集整理出来了，那时年龄又大了一些，无可奈何，只好缩小战线、不及其余，继续从事李商隐的研究了。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出来以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像江乡赠刘蕡诗这样的疑案，从岑仲勉先生提出疑问以后，一直没有解决，又极大地牵涉诗文编年和阐释的相关内容，所以我研究的兴趣也就比较大了。而且以往有人特别是明代人喜欢贬低李商隐，认为他的作品非常隐僻，隐僻到好像不能读懂，我不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不能要求好的作品都是那种一读就能懂的。像无题诗，并不是很难懂，前后次序调一下关系也不大，但是从文字上来讲，用典并不是很多。
　　当时正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过去李商隐的地位被压得很低，但事实上，他的诗不仅艺术特色鲜明，而且传统题材每个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一流之作。对这样的作家作品重新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之后，我又把已经收集好的材料请余恕诚先生看，整理成资料汇编，后来又独立完成了李商隐文的编年校注，收获也很大。原来我以为只要注疏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为此我已经发了不少文章了，因为借助诗和资料汇编还有文的校注，写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最后李商隐的传论只写了两年，后来正好流行写接受史，我就把这方面的内容也写完了。
　　记者：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一些总结呢？
　　刘学锴：我肯定是那种最保守、最没有新意的。林先生确实对我启发很大，因为我从本科起就经常去向他请教，每次他就点起一根烟侃侃而谈，谈他对作品的感受，这方面我受林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像《唐诗选注评鉴》，在高校是不能拿去评职称的，也不算任何科研成果，但只要初学的人读了之后觉得有些收获，那么我就感到很满意了。
　　我之所以没有采取评点式的方式，是因为那样的要求比较高。古代真正精彩的评点，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是你要消化的话，就是一大篇文章。“神韵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采取的是比较老实的方法——有一点感受，我就随文书写，看到一个地方写得还不错，我就加点文采多讲几句。

学术人生随想

　　记者：您是知名教授，带过很多学生。当年北大名师会聚，您就是跟着这些老师学习的。从求学的自身经历和教授学生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一个学生应该怎样读书呢？
　　刘学锴：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很难回答了，因为我耽误了近20年。《文学评论》上刊发了一篇张伯伟教授写的新中国7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他把上世纪90年代作为分界点，把这70年分成了两个时期，这一点我也很同意。我们虽然前后两个时期都在做研究，但整个路数基本上属于前一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都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专家，其实连专家也很难说，因为你搞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到现在还不懂。所以90年代有博士学位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我们跟他们是没法相比的。他们读的书多，时间也多，各个方面条件也好，视野也宽，接触到的西方理论也比我们好。当然，现在也有对人比较约束的东西。我总觉得，对搞人文科学的人，不能像对自然科学的人那样管理。现在北大相对比较自由，他们还能搞代表作制度，其他很多学校都不允许，你不申请到像样的课题，你几年没有成果，那你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不好。人文科学需要积累。
　　记者：确实，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科研单位也在逐步改善现状。但是实际上作为现在的学生，通常会比较迷茫，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一个好的读书方法的训练。在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意见？
　　刘学锴：这个题目太大了。现在跟过去时代不一样了，过去是讲书香门第，现在试问有几个书香门第？没有。因为过去的人学习的面本身就很窄，你就叫他读《十三经注疏》，他也不是没有条件，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一直到考进大学，没有太多时间念书，所以书香门第的问题根本就不现实。即使进了大学从头读起，读通《十三经注疏》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保证活100岁而且80岁以后还能开花结果，这个没有人敢冒险。但是最精要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也缺乏，《十三经注疏》除外，《老子》《庄子》等书得了解的，这些篇幅也不大。这样源头性质的文献假如说你一点都不知道，那你搞任何一段的文学研究都很困难。我从1978年以后招研究生也有这个问题，阅读面仅盯着专业，比如我搞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就把这一段的背景翻一翻。我的学生邓小军算是读书读得最多的一个，作为他的老师，我读的书绝对没有他多。除了本方向的书，他还读了很多先秦的书，但是这样的学生绝迹了。另外，过去像我们这些人，不管其他方面条件怎么样，至少我对文学有兴趣，那时候搞文学也好搞理科也好，待遇都差不多，不存在收入悬殊的问题。但现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一样了，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比如我教的某届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大学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把中文系当作第一志愿。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中文系，但他绝对不念中文系，他们现在从事的都是金融、经济方面的工作，这就是社会风气的变化。人文科学本来就要有很深的积累，像钱锺书那样的学者，现在基本没有了。
　　记者：现在社会上偶尔也会泛起“一代不如一代”的声音，这种声音也从社会渗入学界，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刘学锴：不能那样要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同情况。能够卓然领衔于一个时代的学者，只能作为一种奢望。万一哪天有一个人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很有兴趣，而家庭环境又允许他这样全身心地去投入，也许会蹦出来这样的人物。多数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基础和爱好选定一个稍稍集中一点的领域，长期地去专攻，那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什么文章都能写，我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很奇怪，因为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几年的杂志我都自己自费订阅，但那种让人看了能够眼前一亮的文章很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涉及的面广了，不仅仅局限于古典文学本身，也不像过去只注重那一点点历史。文化社会学也好，文化的古典研究也好，面铺得很广，好像摊大饼，饼摊得很快，最后回不来了，中心那一点文学本身的东西却没有下功夫。
　　古典文学研究就某个个别的人而言，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侧重点，但整体来说，要以经典作家作品，一二流的作家作品为主。现在有些碎片化，有的对象毫无意义，也被翻出来研究。跟搞历史不一样，我到某个野外搞了一片秦砖汉瓦，可能搞出一些新成果来，但是文学作品假如本身是垃圾的话，那它就是垃圾，不可能变废为宝。现在研究生那么多，连本科生也要写毕业论文，又要求创新，只好写人家不屑于写，本身又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样搞下去，一个很显然的结果就是大作家大作品的研究这些年一直没多少进展。
　　记者：您说的是。如果基础研究比较差，只在研究对象上作拓展，或是变换视角，这样的做法对整个研究来说不仅不是进步，反而是种退化。
　　刘学锴：材料还是那些材料，解释还是那些解释，换一个角度就展示出一篇有创新性的文章了，这不是骗人嘛。我总觉得还是要从作品本身做起，无论是用老的评点的方式也好，用论述的办法也好，反正得把作品搞透，但是现在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太少了。
　　记者：现在社会上老是在谈论一个功利的问题，有些人对中文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文学是无用的学问。能否请您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您一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意义。
　　刘学锴：2018年我回安徽师大参加校庆，经常有人问我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从北京跑到安徽去，一去就是四十年而且也不想回来，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目标。我可能还是想当大学老师，而且还是中文系的老师。我在搞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痛苦，尽管有时候搞得非常累，因为搜集资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喜欢，一边做学问一边欣赏，就像看戏一样，百看不厌。所以搞古典文学研究，特别像唐诗，至少我精神上很愉悦，从这方面讲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遗憾。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是会搞文学。在学校工作时我有个习惯，每一年我会把所有知名文学杂志都翻一遍，挑好的文章来读。我觉得有了文学之后，人的生活要丰富很多，特别是读好的作品。我不主张文学过多地宣扬那些恶的丑的东西。我觉得人性无善恶，也可以说既有善又有恶，那么，现在花那么多力量来展示恶，是自己跟自己作对，把自己降为动物。那些东西能让人产生对社会的兴趣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主张文学作品尽可能表现真善美的东西，那样的话人生过得才会有些亮色。
　　（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冯轶群 张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