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的历史学家

管季超0712

走进历史的历史学家——怀念张传玺先生

孙家红《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15 版）

张传玺先生

　　2月27日临近正午时分，汝富师从上海发来短信，告知张先生走了。随后又接冠梓老师电话，获知先生临终前思维一直清晰，并未受到多少苦痛。同时得知，当天恰是老人94岁生日。虽然人固有一死，张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早已把生死看得通透，且以年近期颐离开人世，并不能算作十分悲伤之事，但由于疫情影响，一年多来始终未能登门拜谒，竟于久久悬系中忽接噩耗，难免椎心遗憾。

　　回想二十年前第一次拜见张先生，同样是在阳春三月。当年来京参加研究生复试，受汝富师委托代呈一册《中国会计史稿》给先生，于是电话预约到蓝旗营张府拜访。短暂交谈中，先生询问了一些学习和考试情况，殷殷勉励，并赐赠一册《简明中国古代史》最新印本。记得当日斗胆向先生汇报，考研复习的主要材料便是其主编的两册《中国古代史纲》，而且是在跳蚤市场上偶然买得。作为一名仅有高中历史功底的跨专业考生，藉以通过研究生考试，进入北大深造，可谓三生有幸。后来慢慢知道，《中国古代史纲》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统编教材，因其系统完整、简明扼要，很快风行全国。粗略估算，数十年间从张先生主编教材中获益的各界读者当以百万计。

　　自2001年进入北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到从事博士后研究，乃至出版专著、工作就业，几乎每一步人生转折、点滴进步，都离不开先生的循循善诱和无私教诲。二十年问道从学，弹指一挥间，值得记忆和怀念的故事太多，尽管历历在目，却注定无法一一记录。内心的感激似波涛翻涌，亦难尽以言宣。暂撷几朵思想的浪花，以表景念之情。

　　严格来讲，张先生于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导师关系，学术上至少相隔一个代际，且在我来北大读书以前，已经退休多年。但来京后，一直和先生保持较多联系，并因住居不远，常得近水之便。先生每有新作出版，往往有幸成为最早一批获赠者。记得前年某日到张府拜访，出版社尚未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样书送到，先生则直接将手中一册校本慨然相赠，并详悉讲述了书本背后的故事。

　　屡次奉召登门，除了向先生汇报个人近况，介绍学界新闻，更是问学求道的绝佳时机。印象中，每次到张府拜访，先生工作使用的阔大八仙桌上都积满手写稿件。有一次，他拿起新近撰写的一篇，先是讲解一段山东海曲盐官历史，接着介绍起日照丁家。自晚清丁守存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亲自押解洪大全到京，获得朝廷嘉奖，开始兴旺发达。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便出自日照丁家。先生年幼时，曾在丁家举办的学堂上学，并与丁家几位小姐、公子同学，虽经济条件存在差距，但彼此交往和谐融洽。1949年前后，丁家人花果飘零，遭际各异，但最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令人不胜唏嘘。

　　拜访张先生，经常为其渊深如海的学问所折服，而其思想之理性兼容、待人之和蔼可亲，更如海洋般宽广无垠，包纳百川。故于我而言，每每如沐春风，满载而归，就像享受一场场学术盛宴，而且不时会有意外收获。有一次，与先生谈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作为契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市面上早已绝版，一书难求。先生说，契约史还有很大研究空间，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法律等专业问题也很值得深入。比如古代契约中特有而常用的计数方法——苏州码，它的生成演变和传播消亡的历史就很值得研究，但似乎少有学者注意及之。随后，先生现场演示了苏州码的书写规则和识别技巧，相当简便快捷，足以使一名白丁在三五分钟内掌握要领。

　　彼时先生正在从事两项相关研究：一、结合家传契约文献，对中国契约史和买地券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二、对《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进行修订补充，以求全面贯通中华数千年契约历史。作为相应研究成果，2008年《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在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中国历代契约粹编》（三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付梓。后一计划，本人有幸略尽绵薄，贡献百余份旧契原件，供先生采择。在这部280万字的皇皇巨著出版时，先生已是88岁高龄，且书稿校订工作全赖一人完成，丝毫不假他手。然在书籍扉页上，先生还是坚持将相关人员列入名存实无的“编委会”。本人屡辞不获，亦忝列其中，除了再次蒙受先生恩典，对先生之博大无私感佩不已。

　　多年追随问学过程中，听张先生讲过不少学林掌故。记得2007年秋冬之际，北大将著名的三角地信息栏拆除，颇招物议。我亦感慨系之，写了一篇小文《论北大三角地的拆掉》。由于文中列举1978年先生为翦老平反，亲自到三角地张贴大字报的例子，故将之呈给先生批评。就在那次交谈中，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大字报底稿和中央批复文件，详细讲述了翦老平反过程，以及当年翦老遭受的错误批判。先生还提到，众所周知，当年翦老被批判后，他作为翦老的研究生，压力很大。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翦老曾经面授机宜，指示批判策略，助其过关。多年以来，先生特别感动于翦老的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身经百战的民主人士，自知劫运难逃，却还要尽力保护自己的学生。

　　1976年文革结束，乍暖还寒之际，先生便开始为翦老平反奔走呼吁，最终在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支持下，翦老获得完全平反。大约与此同时，先生着手搜集资料，希望以一部传记完整展现翦老的革命一生。1998年翦老诞辰100周年之际，《翦伯赞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08年作为翦老诞辰110周年献礼，600万字10卷本《翦伯赞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得问世。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整理工作，竟然由一位不会使用电脑、年逾耄耋的老人，在数年之间倾一己之力独立完成。

　　1957年张先生考取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但因中苏关系恶化，毕业时学校统一未授学位。尽管如此，先生的史学才华早已脱颖而出，1951年便以文德中学教师身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文，讨论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问题。1961年，先生毕业论文的前两章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刊出，发1949年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研究之先声。留校任教后，先生长期担任翦老助手，跟随翦老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包括全程参与《中国史纲要》编写工作。然据先生亲口讲述，他的学术创作力基本是在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迸发出来的，短期内撰写了大量论著。此后四十余年，先生的学术贡献始终没有停止。直到去年疫情较为严重的5月，还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论语》的论学书简。

　　张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弟子，学术上深受翦老影响，又能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先生一生，除在秦汉史学领域多年深耕，取得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所主编的中国通史教材广受欢迎，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外，其他大量学术成果更是辐射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民族史、契约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众多专业领域。对此，北大历史系所发“讣告”中的评价恰如其分：先生很多著作代表了“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先生之学绝非狭义上的“考据之学”，亦非仅仅局限于史学领域。其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往往有宏阔的时代社会背景，兼具理论和现实关怀。记得有一次，略为唐突地向先生发问：您作为翦老弟子，怎么看待钱穆先生的史学？先生回答说：钱先生的史学成就很大，也很有影响，尤其《先秦诸子系年》等书，直到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钱先生《国史大纲》中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其实与翦老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心意相通的，只不过一个在明，一个也许在暗，有时难免被人误解或忽略。另方面，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与他是否能够提出或掌握某种史学理论，以及史学理论的水平高低很有关系。从这一点看，翦老的史学研究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和钱先生的史学路数存在不同。

　　然而，尘归尘，土归土，人类在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中，既是历史的看客，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并最终都将成为历史。正如先前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那样，先生作为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大家，业已走进他所钟情和热爱的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注定成为20至21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