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翟永明诗歌的身体审美转向

管季超07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翟永明诗歌的身体审美转向
作者：徐晓   2023年03月02日《山花》  

作为中国女性诗歌的重要开拓者和推动者，诗人翟永明自80年代起就以独具个人魅力的诗歌创造力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一股强劲的活力，并扛起“黑夜意识”的大旗，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引领一个时代的诗歌风潮。从翟永明发表那组惊世骇俗的组诗《女人》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身体”作为重要的载体，始终是贯穿其诗歌生涯中书写女性经验的一条必由之路。《女人》这组诗之于当时的中国诗坛，如同一座海底火山突然爆发于海平面，威力十足，多年来余波不减。

虽然在90年代之后，翟永明的诗歌写作已经对诸如组诗《女人》等浓墨重彩的“独白”式的表达方式做出了重大突破，“身体写作”相应地呈现淡化的趋向，但是她的诗歌对身体的关注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在多元维度的探索中呈现出与80年代相异的身体诗学观。

一、“身体写作”：作为一种反抗的诗学策略

历史已经证明，漫长而痛苦的压抑期过后，“身体”这一巨大的矿藏一经被发现，必然成为女性写作者以书写女性经验来对抗男权话语体系的一副有力武器。1975年首次提出“身体写作”概念的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的历史性处境：“我们一直被摒弃于自己的身体之外，一直羞辱地被告诫要抹煞它，用愚蠢的性谦恭去打击它，我们成了那老傻瓜诡计的牺牲品”。[1]在男性话语中，女性毫无地位可言，例如拉康的一句恶语：“没有女性这种东西。”[2]面对如此窘境，西苏认为“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她们必须盖过、穿透并且超越那最终的保留话语，包括对于念出‘沉默’二字的念头都要嘲笑的话语，这话语以不可能为目标，在‘不可能’一词面前突然停住，然后把它写作‘结束’。”[3]西苏反复强调身体和语言之于女性的重要性，她不仅倡导女性要依靠生理上的身体经验来写作，还要建立一种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话语和精神体系，重新建构女性形象，彰显独立的女性主体地位。而女性进行写作的前提是女性是一个受歧视、受压迫的群体，这也与西蒙·德·波伏瓦所言的“第二性”相吻合。女性气质不过是传统的男权文化为了巩固其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强加给女性的规范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伴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诞生的“身体写作”因其前所未有的反叛性、颠覆性姿态而具有革命性意义。

在当时的法国，女性写作只有用身体来突围，张扬自身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才能最大限度有效地与父权制社会相抗衡，创建女性独立的思想空间。虽然这一情形与80年代的中国并不完全适配，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速，社会环境比以往更加宽松和自由，“人的解放”、“人性的觉醒”观念在国人心中进一步深化，人们在精神层面更加注重凸显个性和解放自我。因此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前提下，“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理论资源在被大范围地引用和效仿，渐成一种风尚。书写女性生命中被遮蔽的身体隐秘、身体创伤、身体欲望成为时代的大潮。“身体”表达不论在小说还是诗歌领域，都有着密集和频繁的出场。在诗歌领域，自翟永明在组诗《女人》中的《独白》中发表宣言：“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以及伊蕾在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中数次呼喊出“你不来与我同居”这样惊世骇俗的诗句之后，女性诗歌开启了对身体语言的探索性试验之旅。

翟永明曾一度迷恋、倾慕甚至模仿波伏瓦，在谈到80年代所阅读的女性主义论著时，她说道：“我对波伏瓦本人的兴趣超过了对她的著作，有段时间她对生活和婚姻所持的态度令我倾倒。”“[4]女性主义思想我虽然接触不算多，不算深入，但肯定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都存在着影响。”[5]80年代，正是在“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6]的警醒和提示之下，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海男、林雪等女性诗人才陆续踏上了她们的诗歌试验之路。在这一探索道路上，她们都曾以身体为起点，围绕着发育、情爱、月经、生育、哺乳等女性特殊的生命经验，在诗歌中无限地放大其性别意识，建构女性主体地位。其中，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都是“身体写作”的经典代表作。她们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身体写作”不是为了表现身体本身，不是性和欲望的代名词，也不是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符号，而是发掘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一种有效渠道，是作为表现其精神世界及自我完整个体的桥梁，更是一种承载着使命和信仰的指向灵魂升华的杰出创造，更是通往女性自我精神构建的必然路径。

相对于男性诗歌中普遍具有的宏大、崇高、辽阔、严肃的诗歌美学特征，女性诗人因其细腻的情感世界而更侧重于从内心出发，其诗歌往往打着明显的女性化特征的烙印。她们以“身体写作”的“反叛”方式，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这无疑也是翟永明在80年代的诗学理想的一大内容。尽管她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谈及自己诗歌中所存在的女权思想，以及她的朋友们对她本人所具有的这一思想倾向的指认，她也并没有直接否认，而是以稍显妥协的语气表示：“也许我是那种并不想与男人为敌的新女权主义者。”[7]这是翟永明对标签式诗歌印象与诗歌批评的拒绝。正是对这种带有政治文化倾向的思想意识的有意弱化与规避，90年代之后她的诗歌中“身体”依然在场，只是不再仅仅是反抗的工具。

四十年来，让身体进入诗歌，让诗歌通过身体言说，是女性诗人们乐此不疲的表达方式，虽然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现象，但也不可漠视女性诗歌“身体写作”为中国新诗所贡献的崭新经验。从绝对的性别对立到模糊女性特征的“去性别化”写作，从对“性”的肆意渲染到对女性身体和精神之痛的诘问，从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呈现到女性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的审视和探究……“身体”始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其中所萌生的身体审美转向问题也就愈发凸显出来。

但是，在中国当代女性理论中，对于身体的认知和界定都存在一定的盲点。“人们对于人的认识的话语权长期以来由二元论霸占：意识与身体，理智与情感，外在与内在，自我与他者，深度与浅表，真相与表象，内在与超越，心理与生理，形式与本质等等。二元论使得男女两性关系对立，最终两极严重分化，一极高高在上，另一极居于受制、从属、否定地位。当这一身体固化为女性的身体，问题则变得更错综复杂。事实则是，遑论东西，于今亦然，女性的身体不光被建构为有缺失的、不在场的，也被妖魔化为包含所有形式的无相，扰乱所有秩序的失序。”[8]在女性诗歌“身体写作”中，身体往往作为欲望的集合体而被过度阐释，进而而被片面地等同于女性身体。女性的身体不仅仅是性别选择的结果，还是一种意涵丰富的文化寄寓。一定意义上来说，女性身体能成为一项文化课题，是女性作家在“身体写作”征程中取得的飞跃性进步。

女性如何在社会中安放并处置自己的身体，并接受或者重构既定的文化体系，是所有女性必然要面临的社会处境和个人选择。这也就要求女性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抗与碰撞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对“身体写作”的超越性认知。

二、身体作为本体

米歇尔·福柯对“身体”概念的论述强调社会权力关系对性别和身体的塑造，身体的被规训、被压抑和被控制直接受制于权力的安置，他认为“身体是事件之被镌刻过的表面……是自我分裂的场所。”[9]身体作为福柯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一种特有的具体可见的历史和文化实体，是被社会、政治和历史所禁锢和规训的一处存在，这一理论一方面成为建构女性诗学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打开了深入研究女性文学的突破口。大卫·勒布雷东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与身体有关的观念、理论和实践等内容，他认为“身体是一种随着社会的沿革而变化的客观实在……身体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架构。它看似自成体系，实际上却极端难以捉摸。”[10]

而国内学者对于身体与文学的探讨则更为明晰：“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文学的母亲。一个作家，如果真的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自己的身体，热爱身体对世界的卷入，并寻找到身体、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那文学为他（她）打开的一定会是一个崭新而奇妙的境界。”[11]在翟永明的诗歌中，身体始终是她表达自我思想感情的载体，她与世界的关系最先是通过作为女性的身体来感知的，她在构建和塑造主体形象时也是以身体来作为武器，借以打通自身与外界的通道来完成对自我的审视和反思，展现身体之于生命存在的意义。

80年代中期之后，翟永明相继发表组诗《女人》（1985）、长诗《静安庄》（1985）、组诗《人生在世》（1986）、长诗《死亡的图案》（1987）、长诗《称之为一切》（1988）、长诗《颜色中的颜色》（1989）等，在女性诗歌的版图中形成了一股极具冲击力的“身体写作”洪流。而进入90年代，女性诗歌总体的创作势头虽然有所减弱，却朝着更为自由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身体语言的表达形式相应地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在翟永明诸多涉及身体的诗歌中，有两首直接以“身体”为题。作为两首时间跨度大约为十年的同题诗，与其他书写身体的诗歌相比，显然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它们能够直接以“身体”为题而有别于其他更具备身体要素的诗歌，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独特性，其背后所隐含的更为复杂和深层的意涵，有着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不同于《女人》《静安庄》等诗歌中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伤痛经验和创伤记忆的直白坦陈，90年代之后翟永明的写作指向了更内敛更克制的纵深向度。她自述道：“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我对写作和对女性文学的关心，都开始带有冷静和理性的审视，我希望它们与我的诗歌语言一样，在一种超越的过程中渐入澄明之境。我期望女性文学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我也不再讳言我是女诗人这一事实，无论我今后的写作主题是女权的或非女权的，我都要求它更为深入地、更为开阔地接近生命的本质和写作的本质。”[12]女性诗歌中由天然的女性身份而引发的诸多无关紧要的讨论势必也会成为女诗人创作之路上的阻碍，来自男性话语的对女性诗歌中的“身体写作”的误读和偏见一定程度上也给女诗人带来了压力。周瓒在论述翟永明自美国归来后的写作阶段（1992-1996）时认为“在这个阶段，她突破了上个阶段沉郁激越的独白诗风，增强了叙事与场景等形式因素以及内容上冷静反讽的世情观察，而原先紧张敏感的口吻也被克制沉着的语调取代。”[13]翟永明经历了一个激荡辩驳的时期之后，对写作策略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调整在她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依据：“与在美国相反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写作，我发现前两年沉睡下去的某些东西在我体内苏醒，我突然进入一种写作的最佳状态，我一口气写出《咖啡馆之歌》，《我站在横街直街的交叉点上》，《重逢》，《玩偶》，《星期天去看贝岭》等作品，主题仍是怀旧，素材仍是个人经验，不同的是处理的方式。” [14]写于1993年的《咖啡馆之歌》，是翟永明区别于80年代的诗歌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作品。她曾回忆道：“它是我写作《女人》之后的又一次出发。是我写作生涯中一条重要的线索。为我提示了此后十年写作的可能和演变的依据。”[15]在这首诗中，原本总是“冲锋在前”的“身体”开始退回到语言背后：“品尝一杯神秘配置的甜酒/与你共舞/我的身体/展开那将要凋谢的花朵”（翟永明《咖啡馆之歌》）。这时候，翟永明已经意识到“固有语汇”所具有的危险性，她早年诗歌中的“黑夜意识”虽然仍旧贯穿存在于其诗中，但已有了淡化的倾向，转而大力倾注对戏剧性情节的关注。这也昭示着她对自己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即追求“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完善的技巧”[16]，从而迈向更注重技术性的写作阶段。

写于90年代的《身体》[17]一诗共由五节构成。全篇共有13处“身体”、2处“躯体”、1处“身上”、1处“身躯”，开头由一个故事为线索展开叙述，继而“身体”元素逐渐密集地铺排开来，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成了一系列“身体”符号，每一个“身体”元素意涵不同，甚至有多层释义，却并没有造成诗行内部的压迫感和紧张感，这在于翟永明在诗中采用了新的结构和形式。在这首诗中，身体与灵魂的碰撞与激荡缓缓拉开序幕，一个女人一生中所经历的成长、衰老、死亡的历程，都在“身体”这一符号中得以展现，而与之前诗作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自白式话语的突破和向外部世界的敞开使得其诗歌从“身体写作”的私人经验中跳脱出来，以往的感性居多的女性身体经验书写中增加了理性审视的成分。

这首《身体》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本体，将它视作女性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开篇直奔主题：“身体轻轻流淌/在古老的岩石/光攀至高山/让灵魂徐徐飞进又飞出”，显然这儿的“身体”是水状的，暗示了这具身体的柔软和轻盈，然而它置身“古老的岩石”，预示着场景并不在人类所生活的现代社会，而是一个近乎原始的大自然，诗人从一个故事的表象逐渐剥开其内核，一个蕴藏着无尽未知的世界就此被打开。至此还不能断定这具身体的性别，只能模糊地判断这是一具具有神秘色彩的身体，诗人似乎在写自己，似乎又不是。很快诗人就揭开了真相——“此刻的死去的十年前的女子”。记忆被拉回十年前，在回忆和想象中，一个已经死去的女子的形象被不断地构造出来。诗人仿佛缓缓地绘制一幅巨大的印象派画卷，先将色彩、线条和轮廓等基本要素勾勒出来，再细细地描画细节。接下来诗人开始描画这具身体：“多么羞怯的身体玉洁冰清/充满阳光 充满秘密”，这年轻美好的身体既属于那位神秘的女子，也属于诗人自己，同时也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所有女性。“身体使人愉悦/虽然内部是黑暗 虽然/尘土 腐烂”，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身体的存在必然包孕着天然的悖论和矛盾，这是只有女性才能切身感知到的双重体验。

诗歌的第二节写了身体在自由舒展时的美好姿态，它是轻盈而自由的：“当我俯身水边/时间清洗我的身躯/舒卷又舒卷”，女性的身体在时间的洗刷下愈发向着自然原始的状态回归，第三节写了这具极富生命力的身体内部暗藏死亡的玄机，女性的身体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危机和困境：“死亡在身体内发生多次/难以预料/什么是我带给身体的唯一礼品？”第四节在丰富女性身体意涵的过程中将身体面临的危险进一步揭露出来，那便是衰老在这罕见的美丽身体上的降临：“衰老飘忽不定的未来/像镜子考验我的耐心”，女性的头号天敌莫过于容颜的衰老，诗人用“镜子”这一最能直观地映射女性身体的物象精准地把握了女性幽微敏感的心理，将女性对于那必然到来的衰老满腹忧虑的复杂心绪隐晦地表达了出来。第五节诗人由女性身体一生的变化升华为生命的衍生：“母亲抱着女儿/使躯体感觉到新生 以及/灵魂那难舍难分的幻影”，当女性成为母亲，一个新的生命便成为她自身生命的延续，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新生，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繁衍的必然，即便一具身体终将走向死亡，但是她仍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于世间：“身体隐没 到别处去寻找/也许寻找另一具身体”。

虽然翟永明在这首《身体》中侧重于对女性身体的具体书写，依旧带有其8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痕迹，但是却采用一种更为克制和温和的叙述方式。诗人面对女性身体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舒展而非紧张的，她对于女性身体的私密体验不再是采取撕裂、挣扎和对抗的态度，而是以一种“母性的光辉”来接纳女性身体一生的变化。因此，翟永明对女性经验书写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这一时期其诗学策略的调整。

而创作于2004年的《身体》[18]，抒情话语的消隐，叙事成分的浮现，使它呈现了一种全新的风貌，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在主题上延续了对前一首《身体》的思考和拓展，并在与其发生内部关联的基础上做出了飞跃的一步。前一首《身体》在结尾写道：“身体隐没 到别处去寻找/也许寻找另一具身体”，为整首诗制造了一个悬念，而在后一首《身体》的起始，谜底便被揭开：“这对身体被酒渍过了”，如果说前一首《身体》中的生命个体在漫长的人生征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和寻找的过程终于完成了其使命，那么后一首《身体》则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首《身体》虽然依旧以“身体”作为切入点，但“这对身体”显然并非指人的肉身，而是广义上的生命经验和人的存在。“这对身体被酒渍过了/现在 它们冒出一股甜味”,“酒”是除“身体”之外的另一个关键词，它作为“身体”的附属品和必需品，参与着“身体”的变化活动，影响和决定着“身体”的发展走向与运行轨迹。“酒”是一个隐喻，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类命运的外界力量或能量，与此同时，身体化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不仅与酒发生了一系列“反应”，而且多年来将这些“反应”的成果——陈酿悉数收藏，并不断接纳着被酒渍过的其他事物：“酒渍过的虾、蟹/还有那些渍过的话题、追问/香菜和眼神/都已落到身体的底部/又被那里已埋了三十年的酒埋没”，“虾”“蟹”“话题”“追问”“香菜”“眼神”等所有的事物都有其象征意义，包含物质世界和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它们与个人产生链接并构成个人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存在。而“这对身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也会发生互动：“其中一个身体渍得较多/它倒给另一个/另一个身体很快也醉了/很快地溢了出来”，诗人通过“酒”这一载体含蓄隐晦地道出了男女两性相爱相杀的过程，直到最后“那些酒变得很怪 很呛人”，原本作为驱动力的“酒”因参与了这对身体的互动过程，经由身体经验的打碎与重建而“变质”，而结局指向这对身体的形态：“也许多年过去/这对身体更加透明”，随着时间的洗礼，身体经受了来自酒和不同事物的反反复复的浸渍之后，反而变得“透明”，这是一种简单纯粹的生命状态。“它们内部的草呵根呵/都全部沉落瓶底/它们所需要的醇度/就是这样勾兑/这对身体从此不再喝其他的酒”，经过世事变迁，这对身体从未有过分离，它们始终是一体的，在时常的交汇与碰撞之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自始至终保持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翟永明并没有将这一对身体设置成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有机体，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在时间和现实中完成其一生的运转使命。

这首《身体》较之90年代的那首《身体》，叙述主体跳脱出单一的女性身份，更为复杂冲突的戏剧化因素混杂其中。诗歌中个人与现实、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更为舒缓，体现出翟永明在对身体重新发现、对身体写作重新阐释的努力中所呈现出的身体审美观的新的思考。

三、“面对词语本身”：“女性话语”到“语言诗学”的转向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在《妇女的时间》一文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女性写作所面临的不能低估的危险：“在这些妇女作品中，人们难道不曾读到那些对男性作家无情的贬低吗？然而正是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常常作为妇女作家众多作品的‘范本’”。[19]当然，更不可忽视的是女性作家所做出的有目共睹的创作实绩：“人们难道不曾注意众多女性作家的笔锋正在半哑音物质性的名义下忙于进攻作为菲勒斯统治权力最后支柱的语言和符号吗？半哑音物质性的真理只有在‘手势语’或者‘音调’之中才能被发现。”[20]显然，语言成为女性手中紧握的一副武器，在这个由男性词语掌控绝对话语权的男权社会，女性写作是女性为争取女性权利、获得女性解放的唯一途径。

女性话语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历史性任务，在女性找回语言秩序中恰当的位置的过程中，势必会遭遇与男性词语抗衡的阻力，这一阻力隐含在男性诗人构筑的坚固的语言版图中，要想突破这一阻力，有赖于女性诗人对诗歌语言准确而明晰的辨别与驾驭能力。翟永明曾在《面对词语本身》一文中有过相关的表述：“面对词语，就像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女人总是能够本能地、自觉地认出那些有意义的部分。并且深知唤醒它的活力、灵气的秘密方法。”[21]不管翟永明是意识到了这种严峻的形势，还是完全出于自觉的语言意识，她在90年代对词语的兴趣超过任何时期：“某些过去为我所忽略的词语如今带给我欣喜的快感，能够从沉湎其中的长期的意象中挣脱出来，游向新的曾经漏掉的美感，本身就蕴含着词语的神秘难测。日常经验从来就是我诗中着重延伸的部分，如今我在其中发现了多种可能性。” [22]对此，有论者也发现了这一写作倾向的转变：“以往风行的语言成规遭到质疑、批评和颠覆，一批女诗人将注意力从女性身体转移到语词宝库上来。”回顾翟永明90年代之后的诗歌，确如她所言，经历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之后，她在表达策略和艺术品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蜕变，逐渐摆脱了以往“身体写作”中绝对的性别对立和强烈的女性特质，愈发重视“技术性写作”，这也标志着翟永明进入了语言意识的自觉性写作阶段。

抛开性别因素，翟永明对语言的思考和实验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她认为“词语本身的张力无穷”[24]，在完成组诗《女人》之后，“就在寻找和等待一种经由人工打磨，而又达到浑然天成的词语”[25]，而“身体”之于女性诗歌终归只是一个起点，从这一起点到“面对词语本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大量的诗歌文本做支撑的艰难而漫长的摸索性旅程，从具体的、个人化的、内在的主观感受提升到女性话语的高度，是个人生命体验从感性到理性的自然转化，意味着诗人对诗艺探索的开拓性转变，也意味着诗人正以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接纳和阐释这个世界。

诚然，女性天然所具有的身体意识只是女性诗人进入创作核心地带的一项优势，女性诗歌的领域绝不仅止于此，它有着更为令人期待的前景：“在写作中如何从女性自身的独特经验出发、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命题，应该成为今后女性诗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26]翟永明这两首写于不同时间的同题诗《身体》，便是借由“身体”这一媒介来打通语言与现实和历史相连接的通道，她在诗歌中逐渐摆脱了性别经验的局限，突破了完全私密化的个体记忆书写，走出了曾经那个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驶向了更广阔的公共空间。虽然女性诗歌很难从本质上颠覆已经固化的传统的男权写作方式，建立起与男权话语并置的女性话语体系，但是愈来愈多的女性诗人以这种“面对词语本身”的言说方式来进行写作，为构建女性诗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提供了诸多成果丰硕的可能性尝试。

正如翟永明在谈及自己90年代之后的诗歌时所表示的那样：“黑夜意识仍然贯穿于诗中，性别处境也仍然是我关注的主题，不同的是我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份，而是关心性别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的生命状态下的真实，以及它给写作带来的意义。”[27]周瓒曾指出翟永明的诗歌中有一个“不确定的称谓——‘我’”，“独白”这一词语作为一种误解的危险，威胁了诗人自由的写作。在写于90年代的《身体》一诗中，便也存在周瓒所说的情况，即“一个不确定的‘我’通过反复的自我肯定与否定，从而获得创造本身的主体性指认。”[28]这首诗经过对“我”的不断强调，作为个体的“我”进而裂变为集体的“我们”，叙述主体反复指认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诗歌内部由体验到经验逐渐清晰和明朗化的呈现。而第二首《身体》，全篇并无一个“我”，“身体”成为主语，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主体范围的无限性和开放性，而当“身体”完全置身于完全“被看”的处境，他者视角的自由述说方式使得诗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得以消减，而倾注于词语本身经验的发挥，这也是针对很多诗人和研究者一直探讨的“女性，如何创作诗歌，而不是只创作女性诗歌？”[29]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

直到现在，突破传统的性别秩序，摆脱性别立场上的权力压迫和阶级冲突，构建女性诗学话语的重任，仍旧横亘在女性诗歌的上空。翟永明诗歌中的身体意识经历了从“女性话语”到“语言诗学”的转折并非偶然，而是诗歌语言摆脱意识形态和性别意识的钳制走向语言本体解放的自发行为。诗人将“身体”话语借由诗歌语言的肌理与血脉贯通了个人与集体、女性与人类的互动桥梁，从而使得女性诗歌迈向了从身体到灵魂、从性别到语言、从个体到世界的建构之路。

（本文原载《山花》2023年第2期）

注释：

1：[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2：转引自[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

3：[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4：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谭湘、荒林编：《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品卷 花雨.飞云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5：翟永明：《与马铃薯兄弟的访谈——》，《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6: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7: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谭湘、荒林编：《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品卷 花雨.飞云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8:文洁华：《女性主义哲学与身体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页。

9: [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10: [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11:谢有顺：《文学身体学》，《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12:翟永明：《个人女性观》，《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3:周瓒：《“想念传统”与当代诗中的“今古”观照——细读翟永明<在古代>》,《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

14:翟永明：《<咖啡馆之歌>及以后》，《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15:翟永明、木朵：《在克制中得寸进尺——与木朵的对谈》，《诗江南》2012年第3期。

16:翟永明：《<咖啡馆之歌>及以后》，《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17:翟永明：《身体》，《黑夜里的素歌》，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18:翟永明：《身体》，《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9: [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20:[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21: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2: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3:张晓红：《女性诗歌批评话语的重建》，《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24: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25: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6:张桃洲：《当我们谈论女性诗歌时在谈论什么》，《星星·诗歌理论》2020年第3期。

27:翟永明：《个人女性观》，《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8:周瓒：《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29:倪志娟：《女性，如何创作诗歌而不止是女性诗歌》，《诗潮》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