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陈新先生和《全宋诗》

管季超0712

温儒敏：陈新先生和《全宋诗》

温儒敏

　　我和陈新先生不太熟悉，只见过一两次面，记不清是在哪个场合了，也没有机会和他说过话。印象中的他总在一旁默默地抽烟，是普通而有些古板的老头。但“陈新”这个同样普通的名字可是早有所闻，而且格外景仰的。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的编审，学识广博，目光锐利。1986年筹建《全宋诗》编撰的班子时，傅璇琮先生特意推荐陈新参加，有陈新审校把关，就大可放心了。《全宋诗》最后紧张定稿时，陈新先生就常坐公交来北大，宾馆住不起，就在勺园租了一间学生宿舍住，食堂吃饭，日复一日，到老化学楼简陋的古籍所审稿。那时陈先生年届古稀，审校上千万字稿子，字斟句酌，任务很重，而报酬极低，实在不容易。《全宋诗》这部巨著的完成，陈先生花费的心血最多，是名副其实的功臣。近日读了陈新先生的文集《锦衣为有金针度》（漆永祥、王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想到老先生夜以继日看稿子的情形，更是肃然起敬。
　　陈新先生只上过小学，完全是自学成才，从当校对员，到编审，终于成为文献学、编辑学的权威学者，属于古籍整理界人人叹服的“天花板”的专家。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古籍校勘工作很寂寞，辛苦，是为他人做衣裳，但又是实实在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陈新先生毕生从事这个冷门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黄卷青灯，求真求善，为中华文化的积淀做贡献。对陈先生而言，编校考证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超越功利的“志业”，是和吃饭、喝水一样的生活方式，他沉浸其境，自得其乐，那种痴迷的愉悦，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拥有的！ 先生的一生很多波折，但有自己的“志业”，与世无争，又是何等的充实和幸福！ 可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像陈新先生这样有真才实学，坐得住冷板凳，以“志业”的精进为乐的学者，越来越是凤毛麟角了。我说陈新是一个“传奇”，也包含这个意思。
　　《锦衣为有金针度》这个书名起得好。“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鸳鸯图刺绣好了，可以让人随意去观看欣赏，却不必把绣花的“金针”送人。似乎还可以这样解释，织好的“锦衣”天衣无缝，我们只能欣赏，却不一定知道其针黹之功。可是，陈新先生是大公无私的，把他古籍编校过程的艰辛，以及如何整理的“秘要”“决窍”都交代传授给人了。编《全宋诗》时他是严格而又负责的导师，总是细心给学生指点迷津，以“金针”度人。他的这本论集大都是古籍编校工作中的笔记和论说，没有一般论文那样的架势，但都非常切实地总结和提示了古籍整理工作尤其是编校工作的很多经验，其中有些属于规律性的观点和方法性的结论，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是鲜活有料的文献学。
　　我对古籍整理是外行，但当研究生时也学习过目录版本之类的学问。当初做文学史研究，要翻阅很多旧期刊，鉴别作品不同的版本，也是要讲一点版本、目录和校勘的。记得当初每研究一个问题，都要从查阅大量原始材料开始，做很多的卡片。大量的书刊翻阅，过后可能只留下些许印象，但有这种“过眼录”，才有历史感和分寸感，让我后来的治学受用。文献学是基础性学问和方法，凡是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学人，都必须要有所习得的。当年参加《全宋诗》编撰的年轻学者，曾受惠于陈新先生，他们现在编了这本陈先生的古籍整理论集，就是最生动切实的文献学课，文史哲的学生最好都读一读。当年我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曾经提倡所有中文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都要学点文献学。不知道如今中文系是否还把文献学作为基本的课程。
　　读陈新先生的文集，纪念《全宋诗》的编撰和出版，也让我想起《全宋诗》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过程。
　　在调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前，我一直教书，对于出版并不熟悉。我认为北大出版社和“北大”这个名字联系一起，应当很珍惜，做到既进入市场，又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处处不忘维护学术品味。我们北大社没有必要和社会上某些赚大钱的出版单位去比拼，不以码洋利润论英雄。我曾经向学校领导进言，不要把出版社作为纯粹的经营单位，也别指望出版社给学校多赚钱进账，应当把出版社和图书馆那样，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展现北大的学术成果。我提出北大社要发展，更要质量，希望能出一些比较大气而且具有标志性的书。我把这种书叫做“大书”。
　　我在中文系工作时，就知道古文献专业的孙钦善、倪其心老师和校外傅璇琮、许逸民等先生合作，正在做《全宋诗》，古典文献教研室其他老师程度不同参与项目，还特别招兵买马，招收了八位研究生，包括陈晓兰、李更、刘瑛、王岚、王丽萍、徐红霞、杨海峥等。《全宋诗》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共有3785卷，72册。1986年立项，1991年7月，前5册开始陆续出版，后来就一直拖着。到1998年，全部定稿，急需出版。那时我刚到北大出版社，就承接了这个重大任务。由于我对这个项目比较熟悉，对它的学术意义有足够的把握，希望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一年多时间把72册出齐。这得到社里几位领导支持，但也都担心一两年内完不成任务，何况投资大，盈利不多，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的。有一位老编辑好意对我说，“您刚来做出版，不懂，一两年内出六七十本古籍，除非不睡觉。”我也半带夸张地说：“那就不睡觉少睡觉吧，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出版。”我还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写的一些书，卖得也不错，但三五十年后可能就没有人看了。而《全宋诗》这样的“大书”，即使有百千个差错，也会流传下去，还可能成为与《全唐诗》媲美的双璧。北大社能出这样的书，是一种荣誉，也是责任。
　　决定下来，就全力以赴。除了当时百年校庆的书，其他许多选题都停下来，或者往后放。这也就惹来了意见，做点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容易。但我没有放弃，还是坚持把《全宋诗》放在主要位置，依靠全社力量，包括当时北大社古籍和文史两个编辑室，大家艰苦奋战，终于在一年多时间里出齐了72卷，并在1999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这套“大书”至今仍然是北大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出版物。（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