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中国学术期刊现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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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民：中国学术期刊现状谈
时间:2011年5月23日 作者：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中国有六千余种学术期刊，社科学术期刊占了大多数。近年由于期刊数字化的加速发展，纸本期刊订户越来越少，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为了扩大影响，学术期刊免费赠送越来越多。我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学术杂志，地方有限，必须随时处理，而处理这些杂志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有的根本不必开封，直接扔进了废纸箱；有的多停留了几分钟，看看目录后，照旧扔进了废纸箱；有的则在大致浏览后，不舍得立即扔掉而摆上了书架。到年底，书架也满满当当的了，于是继续清理：有的依然直接扔进了废纸箱，有的在某篇文章被撕下后扔进了废纸箱，有的则是恭恭敬敬的又摆在了书架上。而这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说基本代表了中国学术期刊学术水平的由低而高的基本特点。

我这种处理学术期刊的方式可能会遭致诸多同行的不满，可除此之外，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吗？我想大概没有，而朋友们对学术期刊的处置方式可能同我也差不多。因为，将这些期刊送到图书馆，人家并不欢迎，说没地方放；我自己留着吧，也不可能，因为既没有地方摆放它们，也没有时间和兴趣阅读它们。因此，我们这些编辑部就成了收购废品的农民朋友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我想，大致描述一下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是有必要的。中国的学术期刊大致有如下三大类：一是专业期刊，比如《历史研究》、《考古》、《社会》、《外交评论》等，这些杂志数量不多，大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大学科研机构主办，总体水平高，数量较少，可以说基本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一般是舍不得扔的，即使非本人专业的期刊，我也把它们都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上。当然，毋需讳言，有些原来很好的专业期刊也出现了注水现象，水平下降，如《××评论》。其次是地方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的综合性期刊，比如《学术月刊》、《学术界》、《山东社会科学》等。此类期刊原来普遍水平较高，社会影响也很好，但近几年因为经营困难以及进行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大面积的买卖版面的现象，因此此类期刊两级分化严重，有的杂志不仅由双月刊变为月刊，而且页码也越来越多，拿在手里，感觉不是一本杂志，而是沉甸甸的一块大砖头，本来是学术公器的学术期刊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因此这类杂志逐渐失去读者和高水平作者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我的书架上此类期刊越来越少。第三类学术期刊数量最多，这就是大学学报。这类期刊比较复杂，我想对中国的特有的学报现象多说几句。

在中国的人文社科类期刊中，学报队伍最为庞大，大约共有1500家。数量之所以如此巨大，是由中国特殊的体制原因和偶然因素造成的，我们不去说它。可这样如此众多的学报，别说在社会上不被人了解，就是在学界也是较少为人全面了解，曲解和误解就更多了。比如两年前影响甚大的“学报垃圾论”，甚至惊动了教育部。不过，有一点可以澄清，即将学报统统称为垃圾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学报的现状极其复杂，只有区别对待和分析，才能做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我不否认相当一部分的学报学术水平不高，也有买卖版面的现象，可从近年的发展趋势来说，学报的学术水准在逐步提高，这一点同前述地方社科院和社科联的学术期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批名牌大学的学报脱颖而出，正在占领学术制高点，比如，除了北京几所著名高校的学报之外，像《文史哲》、《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南开学报》等，其整体水平已经全面超过了地方社科院和社科联的学术期刊（读者如疑虑，请参看《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这个成绩的取得同教育部在2003年搞的名刊建设工程有极大关系，正是通过这个富有创意的学术期刊发展计划，使这批高校学报的学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学术影响力大大增强。

名刊建设工程毕竟只有少数学校的学报有机会争取，为了鼓励更多的学校把学报办好，教育部随后又搞了名栏建设工程，使地方学校的学报有机会参与竞争，这一举措带动了全国中小学校的学报努力提高质量和水平。一些原来水平比较一般的学报，想方设法把某些栏目办好，从而带动了整本学报质量的提升，比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邯郸学院学报》、《中国联合大学学报》等。有的学报甚至通过名栏建设工程，而进入了名刊建设工程。有的学报则坚持走特色化之路，办刊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艺术设计研究》（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原来叫《饰》）等，可惜这样的学报还不是太多。

我上面反对将学报称为垃圾，并不是说现在的学报就没有问题了，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改变对学报普遍存在的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学术期刊生存困难、大批社科学术期刊“下水”（指收取版面费）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的学报逆水行舟，坚持学术导向，坚持以提高学术质量为办刊宗旨，这需要多么大勇气和多大的付出啊！可以这么说，以名刊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报现在成为了学术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成为了抵制学术不端和不良学术风气的先锋。从发展趋势来看，学报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给予关注。

当然，我们也无需否认学报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从现状来看，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数量庞大而平均质量偏低；二是过于综合而缺少专业性特点。正是基于这两个问题，现在名刊学报正准备携起手来，共同打造高校系统的专业期刊。我想，如果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能够取得成功，将极大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将极大促进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结构的良性转变。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数量多，而是结构不合理，即综合性学术期刊多，而专业期刊少。政府倡导的期刊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但对于学术期刊不能一刀切，不能盲目地将学术期刊推向市场——那是扼杀学术。因为，学术研究需要不断的积累，而承载学术成果的最主要的平台——学术期刊——则更需要支持，尤其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一个国家的GDP可以在短时期迅速增长，而高质量的社科学术期刊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办成。目前，我们国家对学术期刊的建设和发展尚无具体的规划，在政策上甚至有些乱作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导致目前的社科学术期刊相当混乱，一批原来很好的期刊（包括综合刊和专业刊）质量下滑，甚至变成了敛钱的工具，长此下去，必将对中国的学术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相比之下，一批名刊学报能够抵制诱惑，坚持学术理念，是值得敬佩和大加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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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长寿期刊《文史哲》迎来60岁生日
时间:2011年5月16日 作者：陈洁



现代学术期刊出现在20世纪初，但1949年将20世纪期刊史截为两节，20世纪前半期的刊物，没有一份延续下来，共和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是《新建设》和《文史哲》，《新建设》自1966年停刊后再没有复刊，《文史哲》因此成为祖国大陆历史最长的期刊，近日，借着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庆典暨人文高端论坛之四：“反思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创刊于1951年5月的《文史哲》最早是一份同仁刊物，山大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在华岗校长的支持下自费创办，编委没有专职人员，编辑工作全部由教师兼任。创刊伊始，华岗社长就规定，尽可能每期推出一名新作者，每期至少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发表于《文史哲》，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等。正如余英时所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文史哲》杂志。”  

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几乎囊括了所有相关重要奖项，如“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批11家入选期刊之一，“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等殊荣。

如今，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文史哲》杂志社倾力打造的“系列人文高端论坛”，已经成为品牌性和特色性的举措，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聚焦人文学术的前沿重大问题，通过专题探讨，引领学术风尚。与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单位合作出版《文史哲丛刊》，将发表在《文史哲》上有代表性的论文按专题结集成册。

《文史哲》还将于今年底推出英文版的创刊号，采用专题的形式，每个专题都关乎整个中国文明成就的总体把握和理解，力争成为英文世界了解中国古典学的最佳窗口。

编辑部并将设立北京分部和上海分部，其中北京分部的组建工作已基本完成，上海分部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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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载《文史哲》 五千年儒释道
时间:2011年6月4日 作者：陈 洁



《文史哲》：一个甲子的学术奇迹

1951年5月，山东大学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几位教师自费创办了一个学术性同人杂志，取名《文史哲》。编委没有专职人员，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赵俪生等教师就是兼职编辑，没有经费，大家就从自己工资里拿一部分出来做印刷费和稿费。杂志第一期出版了，没有邮局和新华书店发行，大家便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自办发行，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寄，请他们代售。朋友们大多也不会推销杂志，又抹不开面子，就自己花钱买下了。早期创办人之一杨向奎先生说，这不是办法，我们赔钱，还连累了朋友。

后来还是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拨了两千万（两千元），杂志才活了过来，随后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到1956年，《文史哲》不仅成了最有性格的学术刊物之一，还有了上万元的盈余，并且早早走向国际汉学界，郭沫若赴日考察，就曾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

《文史哲》曾于1950年代末和“文革”初期两度停刊，又两度复刊，却始终恪守“学者办刊、造就学者”、“专家办刊、学术立刊”的原则，“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文史哲》在办刊历史上有很多创举，最早创刊的同人刊物只是其中之一。1954到1955年，《文史哲》用长达18期的连载方式推出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郭震旦编撰：《〈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1973年后期复刊时，《文史哲》创下了邮局征订超过70万的历史记录。在目录编排上，则一反“文革”期间的惯例，不再将大批判文章、时政文章和工农兵文章的目录排成黑体，不转载十大文件，之后又将政治类文章排在文史学术文章之后，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和政治风险的壮举，在非常时期，尽量保持了一份学术刊物的学术尊严。

如今，《文史哲》已经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是共和国历史最悠久的刊物。发行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近千份，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多有订阅收藏，哈佛大学则将《文史哲》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四大中国内地学术期刊。

这家老牌学术期刊已经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度左右中国内地的主流学术方向，引领人文学术的潮流，至今仍被学界看成学术风向标之一。

《文史哲》作为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唯一代表，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他们的理想是，以济南为中心，以京沪为两翼，调度和整合学术资源，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学术的整体面貌。致力于进一步向中国古典学术，亦即古文、古史、古哲集中，并进一步国际化，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学术平台，从而成为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文明成就的主要窗口，促进世界文明对话。

“《文史哲》丛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余英时称赞《文史哲》杂志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其实用这话赞誉“《文史哲》丛刊”，或许更加贴切。如果说《文史哲》杂志是“水”的话，《文史哲》丛刊正是杂志的“澜”。

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文史哲》杂志密切相关。但发在学术刊物上的单篇论文比较容易散佚，而且查找不易。所以《文史哲》编辑部一贯重视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刊登的重要论文按专题结集成册，渐渐形成了一种“《文史哲》丛刊”的历史和传统。早在1957年，他们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

这一次，《文史哲》编辑部和商务印书馆携手合作，推出了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主要收选改革开放30年来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精品力作，个别专集则兼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按专题的形式结集出版，将这一时期发生过的重大学术问题讨论和争议，以一书一专题的形式集中展示。

全套12种，包括：《国家与社会：构建怎样的公域秩序？》、《知识论与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新趋向》、《儒学：历史、思想与信仰》、《早期中国的政治与文明》、《门阀、庄园与政治：中古社会变迁研究》、《“疑古”与“走出疑古”》、《考据与思辨：百年中国学术反思》、《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与思潮》、《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文学：走向现代的履印》、《文学：批评与审美》、《道、玄、佛专辑》，目前已推出7种，其余5种即将出版。因为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专题分类又明确清晰，所以一经问世，便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学术著作销售持续低迷的今天，已发表过的论文结集却能获得市场的认可，亦可谓学术出版界的奇迹。

《文史哲》杂志总编、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接受采访时提到：一直以来，对杂志威胁最大的不是抄袭，不是剽窃，而是低水平重复，没有知识增长意义的论文。所以，高质量的论文是学术建设的核心，而从不同角度对重大学术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对于推进学术发展和深入学术思考尤其重要。《文史哲》丛刊力图体现的，就是这些高质量学术论文所集中讨论的重大问题。

共和国历史上文史哲领域的大讨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发生了五场重大论战，被称为“五朵金花”，其中至少有三朵：中国古代史分期论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论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由《文史哲》发动和推动展开的；另外两个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文史哲》也是重要参与者。

一般认为，五朵金花的讨论都承担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使命，比如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提出了“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说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讨论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并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前进。农民战争问题则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  

后来，名噪一时的“《红楼梦》大讨论”，是《文史哲》所引发的众多论战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即“文化热”，其起点就是《文史哲》1984年第一期的一组“文化史”笔谈；世纪之交前后，《文史哲》又发起了两场引人瞩目的大讨论：“儒学是否宗教”讨论和“疑古与释古”讨论；2010年开始，《文史哲》辟出专栏，再度推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大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热烈响应。“疑古与释古”讨论被《社会科学》选为2006年度四大“人文学术热点”之一，“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共同选入“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这些重要问题讨论过程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文章，都被选入了《文史哲》丛刊。聚焦人文学术的前沿重大问题，通过专题探讨，引领学术风尚，同时也有重要的学术史资料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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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学“触底反弹”了吗？
时间:2011年5月23日 作者：郭震旦 来源:中华读书报



当市场原则如拜物教一样被确立以后，中国人文学的不断滑落已为人所共知。人文学由中心向边缘的大踏步撤退已成为转型期中国学术发展难以回避的疼痛。因此，5月5日，当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文史哲》杂志举办的“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高端论坛上抛出人文学“触底反弹论”之后，立即在会场上引发了普遍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这次论坛是为庆祝老牌学术名刊《文史哲》创刊60周年而召开的，荟萃了当今中国人文学领域众多一流学者，这也是《文史哲》第四度举办的高端论坛。陈平原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文学的30年河东》的演讲。在他看来，80年代、90年代学术转型的一个根本性标志就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和人文学的相对边缘化。众多训练有素的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讨论具体问题比人文学者更专业、更有效而且更深入，而人文学者则喜欢讨论大问题，使用大字眼，动辄主义、理想，所以在目前这个时代不太受欢迎。最近30年，人文学的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不是表现在文科和理科之间，而是表现在文科内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此起彼伏。前15年以人文学为主，后15年社会科学占主流。不过现在，人文学大概到了触底反弹的时候了。陈平原是根据北大中文系近两年招生情况来作这一判断的。北大中文系曾经是最受欢迎的专业，90年代中期沦落到大部分的学生是第二志愿，从前年开始招生迅速好转，去年还招收了4名文科状元，因此陈平原认为，人文学可能在反弹了。可以看出，陈平原的判断，是建立在人文学优秀人才储备行将改善这一预期之上的。

陈平原的看法引发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教授的质疑。陈平原进一步解释说，前些年，北大招生时，大多数学生选专业都往将来可以拿高薪水的专业奔，比如说管理学院、法学院，但这几年，不断有管理学院、法学院的学生转学到中文系。这就是说，生活上解决了温饱以后，很多人会更加考虑发展自己的兴趣。国内其他重点大学和港台高校同样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认为，这些变化预示着10年以后人文学的相对复兴。虽然这种复兴不是回到五十年代那个状态，也不是回到“五四”那个状态，但是足以改变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人文学特别落寞的状态。

陈伯海认为陈平原的判断过于乐观。他表示人文学十年之内都不会反弹，因为人文研究繁荣的时候，一般是处在社会酿变时期，这时社会已经有变动的因素、变动的条件，但还没有进入到大变动阶段，人心思变，于是有各种人文主张的发表。这是推动人文研究最有利的时刻。到了变动真正大发作了，许多现实问题摆在面前，需要社会科学一一解决，人文学反而会退到边缘。所以现在人文学的边缘化还会经历相当长一个时段，等到现在的社会问题有一个头绪了，再来反思，或许人文学才能回到中心位置。陈伯海提出，虽然人文学的再次崛起还要有一段时间，但这不等于人文学界现在无可作为，人文学者要守住这个边缘阵地，在边缘阵地上打磨精粹，不断提炼出创造性问题，不断推进，尤其新一代学子，要有十年二十年身在边缘打磨精粹的准备，不为时风所惑，这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教授对陈平原的观点表示认同，认为从情理上讲，当人们物质上的幸福基本解决后，就会按照本性追求精神上的幸福。这个时候对于文学的爱好，对于历史的关注，对哲学的思考会成为他们的兴趣。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去仰望星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则更愿意从体制、制度方面来作探讨。在他看来，生源只是一个基础，要实现人文学的触底反弹，关键要靠制度保障。陈平原对此积极响应，他说，人们习惯于将人文学的问题算到制度头上，很少去问自己如何为改动这个制度做些事情。他希望现在的学术中坚，尤其是那些掌握一定学术资源和权力、能影响人文学发展的学者在改变束缚人文学发展的种种不合理规则方面有所作为。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则从精英主义的角度对陈平原的发言给予回应。他认为陈平原描述的触底反弹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有些事情不必靠普遍的制度设计就可解决。就个人来说，你能够找到一两个最好的学生，把他好好保护起来，你的学术的命脉就在那里了，一个大学来说，对认准几个特别好的学者，给他特殊的待遇，这个学校的命脉就留下来了。因此，在处理一些矛盾纠结的问题时，精英主义更有效率。

当然，有关人文学是否“触底反弹”的判断自不能靠一次争论遽然得出结论，但这次争论反映了人文学界不甘寂寞、超越困窘、重新焕发人文学研究生机的共同心声。确认人文学是否已触底反弹或何时才能触底反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文学界必须明白，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可能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文学作为灵魂，而这，正是新世纪中国人文研究再出发的动力所在。中国人文学研究已到了再出发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