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活
区教研室 / 管季超
这个文题,是好几年前就想写的。
刚才在灯下夜读,翻看手边一份3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第五版有该报记者写的一篇十届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十届政协新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全国政协会上有一个《建议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建议将9月25日这天定名为“全国阅读节”。该提案一出,作家王安忆、赵丽宏、张抗抗委员,及海南大学的史贻云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委员等立即联名附议。
朱永新是一位担任政府实职的教育家、苏州大学教授、博导,我看过他写的不少文章,对他的博士生、成都石室中学的李镇西老师又极有好感。对他的这个提案,我不是任何一级的政协委员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附议”。作为一个爱书人,我想可以写一写自己的读书生活和阅读体验,表示一下内心的“附议”。
一、少年时代的读书记忆
我出生在“文革”前夕,6岁入学时,正赶上“文革”中期,作公办教师的母亲带着我在乡下一所小学读书。
我的儿子无法想象,他的父亲上小学第一周学的课文,竟是老师抄在小黑板上的中共中央文件,时过30多年,我还偶尔在梦中听到启蒙老师大声念“此件发至县团级,毛主席批示:照发”。
学校很小,只有十位老师,记忆中除了课本外,学校有几份党报和《红旗》杂志。
在认识了一些字以后,我在厕所里发现一张纸头也要歪着脑袋看半天。一个小孩子,当然希望通过汉字这种神奇的符号,了解更多的东西。现在我的家中,算在儿子名下的藏书差不多快千册了。可惜他上了初中,眼睁睁地瞄着好东西没时间“吃”——要对付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两代人各有各的无奈。
人生的“第一次”常常刻骨铭心。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我用卖废马蹄铁(学校隔壁有解放军的军马)的钱在公社供销社买到一本“小人书”(连环画)《东平湖的鸟声》,这算是我正经看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了。画得不错,文字脚本竟是叙事诗体,讲的是一个类似于“王二小”的抗日小英雄故事。
这本书我看过总不下百遍吧,后来弄丢了。前年我还托收藏“小人书”的朋友找过,没有找到。
以后的几年,又陆续看过《艳阳天》、《金光大道》、《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那时候的热门小说。
小学五年级时,与母亲同校的一位民办教师借给我一本头尾已掉页的《水浒传》,很多字不认得,有些意思也不懂,但好像丝毫不影响我的阅读兴趣,一口气看了三遍,直到将108将的绰号记得滚瓜乱熟。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在那时候读的,不过不是看的原著,也是“小人书”。那个林务官的漂亮女儿冬尼娅不但是保尔·柯察金的初恋,也是童年的我朦胧的初恋。
因为父亲病重,母亲回城照料,我也转到城里读初中。父亲病愈后只能执杖而行,改作了单位的图书管理员,我在课余能在图书阅览室里看到二十几种报纸,《阿尔巴尼亚画报》、《朝鲜画报》、《越南画报》,看得多,没什么印象。
有两本课外读物,是初中阶段影响我最深的。
一本是父亲的藏书,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初版本,经常翻看。另一本是在一位同学家中 发现的一本吕叔湘的《文言虚字》,书中引用的古文例句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汉语的魅力。 (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家中怎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
按道理说,我那时的阅读水平不足以对付这样的两本学术性很强的书,但那时的我确确实实兴趣盎然地读过,并实实在在从中受益。此后二十多年,我陆续购藏了几十本修辞学专著;读师范时,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不费力就可以拿高分即是明证。
高中阶段的读书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一是遵父亲之命排队买《毛选》五卷,买回后连家中已有的前几卷一并看了一遍;二是父亲托熟人买了一部丁声树等人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三是在高考前一月深夜站在路灯下看《红楼梦》(父亲为了控制我的偏科和看“闲书”,把我房里的电灯也断了),高考败北!
在武汉读师范时,因为离开了父母的“控制”,功课又不重,学校图书室几乎月月进新书,我的课外阅读兴趣大大地“放肆”起来,终日手不释卷,漫无目的地胡看一通,半数是美学、美术、书法类的理论著作。师范学校,每月有十几块钱的生活补贴,再加上家里给的十几块钱,在同学中算得一个“富人”了,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逛书店,买书,然后到公园里坐看一天。最奢侈的一次,是买了一本18元的《芥子园画传》,然后请几位同学到小餐馆里撮了一顿。
参加工作以后,购书比较成系统了,已基本购齐作为语文老师必备的专业书,更多的是“闲书”,总数不下8千册。但读书的时间相对少了。影响我的观念最大的倒是四种杂志——《语文学习》、《读者文摘》、《美术》、《书法》,每种订阅时间都持续20年以上。比起小我十岁、二十岁的年轻一辈人来说,我在中小学时代所受的学校课堂教育,充其量只是一种“扫盲”而已。印象中小学有两个学期《算术》的最后一段未上完,下学期换了一所学校便再没有补上;初一时的《生物》课学的是《杂交水稻》,《物理》是《195柴油机》,还有不少的时间是学工学农、“开门办学”。受着这样的一种残缺不全的教育,如果没有前面所说的纯乎自发的课外阅读,真不敢想象现在的我,知识结构会更畸斜,底气会更单薄。
但愿那样荒诞的年月不再出现,让我们的后代在应该读书的时候有书可读。
二、逛书店
从读高中时起,就有了逛书店的习惯。
去得最多的,是本城的市、区两个新华书店。应该说,二十多年来,我受惠于她们,应该心 存感激才是。但要我说实话,只能说“无甚好感”。
这不怪我薄情寡义。实在是因为她们进书品位不高(我认为,书店进书的水平,是一个地方阅读水准的标高),员工素质参差,常给你“添堵”,店堂布置又乏趣味。算了,不说也罢!
读师范时,武汉市内的大书店基本上都去过,印象亦不甚佳。想来是我的普通话中夹的孝感话帮了我的倒忙吧。
我像爱我的亲人、爱我的职业一样爱这个叫做“孝感”的城市。我“恨铁不成钢”地抱怨她的种种不尽人意,购好书不易是其中之一。
这个城市早几年有了“女人城”(专卖女性用品)、“鞋城”(专卖鞋子),又有了大做广告的“发都”,更有据说是某某人开发的某某某某某城,夜夜笙歌。唯独没有像北京那样的“海淀图书城”、文化一条街,广州、郑州那样的“购书中心”。
作为一个无官无职又无钱的平头百姓,我无法改变窗外的世界,但可以把持住自身。
我在窗里夜读,在窗外阅读这座浮躁的小城;在窗外为一份另人瞧不上眼、自己挺看重的工作奔忙,在窗里安顿心灵。
非常庆幸,我在儿时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让我在年过不惑、社会价值逐步贬值的时候,还有兴趣去读书,使我还没有像生理年龄那样同时在心理年龄和精神上老下去。虽然头发像逝去的岁月一样飘落,现出难堪的荒漠,但我的心境常常被阅读染绿,依然郁郁葱葱。
有一位玩书法的朋友送我一幅字,写的是明代于谦的《观书》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我想我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需要,一种了悟人生的途径,是寻找支撑生命的力量,是为贡献社会积蓄光热。民族文化、先哲智慧、学术传统、道德文章、时代责任……通过书本传到我的心中,掀起阵阵波澜,树起思想的新桅。
在我生活的这座小城,人到中年、工作繁忙,仍能为高尚的趣味和情操而读书的人士,是有不少的,他们悄无声息地散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这些人大多和鄙人一样,都不很“玩得转”,也许他们根本不想“玩转”自己,能静静地享受书中的乐趣,已很知足了。
话头是否扯得远了些?还是回头说逛书店吧。
本城的非国营书店,大多能给我好的印象。早些年,在现在的北正街步行街中段,开过一间颇有气派的华信书店,进书品位不俗,不知何故,这个书店无疾而终。
在孝感学院旧大门附近,有一间店堂不到十平方米的小书店——《卡西莫多》,店主是安陆的一位爱书人,所售多为学术品位较高的书。只是隔得远了,有两年没去,不知近况如何。
杨店爱书人洪胜增先生在“小天桥”附近开了一间蛮不错的“席殊书屋”,近一两年我常去。站久了,坐在一堆书上,边抽烟(何其自在!),边与店主聊天,是很快活的。
昨天我去买书时,洪说:“管先生,你已经升为席殊读书俱乐部B级会员了!”我说:“你么样不想办法早点把我提拔为C级,折扣更大,才好!”售购双方这样亲和随意,即使不买书,去玩玩也好。
近十多年,我跑了北京、广州、长沙、郑州、西安等城市,每到一地,必去当地有名的书店访书。
1999年代表湖北美术出版社《小画家》杂志去长沙组稿时,儿童美术教育家谢丽芳女士(现任湖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陪我和版画家华维光兄逛了岳麓山下的黄泥街“书店一条街”。 广州购书中心、郑州购书中心先后去过两次,每次都有斩获。海淀图书城、王府井新华书店各去过一次,可惜时间太紧,未能尽兴。
印象最为完美的书店要数地处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的“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与北京美术界朋友在中国美术馆看完画展,再踱进这个书场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主营学术书籍、布局雅致的书店,享受其中那种难以言表的宽松静谧的气氛,你的心情只能是一个字:爽!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主编宋文京兄讲:“你没有去过的有品位的好书店,还很多呀,比如说北京的万圣书园,松入风,上海的季风书园,福州的晓风书屋,重庆的精典书店,厦门的光合作用……”。我说:“慌什么,等你老弟这一生慢慢享受!”
我买书时都会提醒售货员不要盖章,怕污了书页。但在“三联”购书,会特意去加盖印戳,甚至连电脑打出的小条也夹存书中,如同恋人间收藏情书。
好像上面一段写着写着从“读”书滑到了“买”书上,坦白地说,参加工作以后所购的书,我没有,也无法一字不漏地全部读完。居京的青年作家祝勇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一句话颇有意思:“夸张一点,书有点像核按纽,它不是拿来用的,而是给人提供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光凭这一句话,下次买书我会捧他的场。
是啊,读一本合心意的书,能让寂寞的时刻变得趣味盎然,能使一颗塞满现实烦恼的心沉静如湖泊,能给空寂的人生平添一份意义。
即或因为忙,无法尽兴而读,坐拥书城的那份惬意,亦可好生消受。
在由京返孝的列车上,车厢里的旅客大多在看小报或“法制”文学消磨时间,对面一位清纯的女孩凝神捧读,偷眼一看,与我手中的一本正是一种,于是相视一笑。她解除了戒备,主动与我聊天,仿佛两个地下党员对上了暗号,哈!
三、2003年,我的读书生活
我现在的工作,应该说比在一线任教时时间上要宽松,读书时间也多些。但是工作的节奏感和可计划性不及学校。难以按某种计划去读书,看什么书常常是随机而定,大多与一段时间的个人活动和工作任务相关联。
2003年上半年的读书生活,即是如此。站在年中回头细看,竟自然形成了一种内的逻辑与系列。
3月份,为了策划组织《语文教师教案现场编制赛》,看了几本有关教学设计的书。
3月底,我正在策划组织“黄鹤美育节区预赛”,接到河南省教育厅教育报刊社的电话催请,后来又收到联系公函,邀请我赴中州参加豫版地方教材(小学版)的编写工作。
经单位领导同意,4月23日(这一天正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命名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第二天“全国防非指挥部”成立)赴中州,直至5月7日返孝,其间一直住在郑州的宾馆里参加教材开发。
我承担了小学版编写组织工作,报刊社事先已采购了相关的参考图书,堆在房间里,300多本,可以随意取阅。其中大半是新出的书,我看得最仔细的是钟启泉的课程论专著,因为编教材正可参考。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足不出户,看书、拟稿,与同仁交谈新课程教材开发问题,使我对新课程改革有了一种多角度、深层次的亲身体验。
编写班子专门配备了资料员,我从参考图书中找出一些托她到外面帮我公费复印了大约200多块钱的资料,又自己掏钱再复印了大约300块钱的资料,编写工作结束后,带回了孝感。在豫期间,与久已心仪的名书家徐本一、吉欣璋、胡秋萍、白爽等先生同席晤谈,与《中学生阅读》编辑几位编辑共事,是平生快事。
这段经历,肯定是我人生中的“非典型”事件,非常感谢河南省教育报刊社副总编王源女士、总编室主任樊学兵先生和《小学生学习报》阅读版编辑赵静女士为我提供了这次学习机会。
5月7日至22日,我遵命居家隔离,哪儿也不能去,家里的电视正好坏了,百无聊赖,只好静下心来看近一二年所购教育理论专著,大多只是走马观花地翻翻。有好些本虽读而未终卷,或虽终卷而未读透。有人说,现在是一个“浅阅读时代”,“知道分子”正在替代“知识分子”,我不能免俗,做不到“韦编三绝”,只是表示当初买这些书时确实“龙心大悦”,虽然做不到“夜半无人私语时”,但不会未辩颜色就打入“冷宫”。
6月份,先是为汉光学校教师作《教科研常识浅说》专题学术讲座备课,看了一册相关专著,后参加 “创建”验收工作,抽空看了《怎样听课评课》,虽不解渴,聊胜于无。
6月底7月初,儿子准备考实中,他在复习数学,我则陪他将小学《语文》课本1—12册翻看了一遍,“歪打正着”,通览了一遍教材。
放暑假后,我接受市教育局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讲师团丁洪涛先生布置的一件差事——8月中旬给市开发区(8校)全体教师就新课程改革和教研论文写作讲一天课,又突击看了几本相关专著,整理了平日摘录的卡片。
我对类似这样的为教师培训讲课的任务总是愉快地接受,一来不愿顶一个“讲师团成员”的空名,二来正好自加压力,多看些书,惠已益人,何乐而不为?
8月下旬,杨店高新小学青年教师朋友刘舜来访,送来他写的一些格律诗和散文,说是让我“斧正”。我对格律诗不甚了然,不好贻误青年,将其诗作转荐给老诗家陈邦福先生审改,自己又找来吴丈蜀的《读诗常识》,硬着头皮看了一遍。
去年10月,山西教育出版社《新作文》杂志社委我一个“湖北编辑分部主任”的虚衔,每期将名字、手机号印在目录页,省内各地间或有学校老师打电话过来“请教”作文教学问题,我不敢因自己的浅陋玷污了《新作文》在作文教学界如日中天的声名,于是又集中一整块时间研读了作文教学的专著论文,所获甚丰,可能是当年在一线任教时有过习作教学甘苦的缘故。
2003年的读书“盘存”到此结束。
人到中年,记忆力由盛转衰,精力不如从前,但每日的夜读已成习惯。
在众人皆睡、万籁俱寂的清夜执卷,左手夹一支不讲牌子只要冒烟就行的香烟,除了感受到书境的楚楚风姿之外,你不由得不对贤良的妻子、还算争气的儿子和能温饱的生活生出一泓感激。
静坐在时间的一隅,翻动书页,让身心沐浴书香,让灵魂接受洗礼,任窗外浮华起起落落,那份欣悦,大可体味,朋友!
2003年9月6日夜子时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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