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花鸟以人文

管季超0712

赋予花鸟以人文
——汤文选访谈

采访地点：北京·汤文选寓所
采访时间：2006年1月8日
采 访 人：张公者(《中国书画》杂志副主编)
        1954年，汤文选先生创作的现代人物画《婆媳上冬学》入选全国美展并获一等奖，一举成名。同时期创作的《喂鸡》、《送粮路上》、《说什么我也要入社》等参加全国美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汤文选先生的花鸟画在继承齐白石等前辈大师的基础上而有发展，他以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筑基，但又与传统绘画中诸家面目迥然有别。他绘画中庄重威严的墨虎、憨态可掬的小乳猪、厮打一团的斗鸡、卓立湖面的鹭鸶等，均赋予其人文关怀，注入了人的情感；《缤纷迷雪意，浩荡逼年华》中的梅花、《风神独秀泽边兰》中的兰草、《龙腾》中的劲松等，这些中国绘画中常见的题材在汤文选先生笔下显得风韵别致，体现出了时代的气息。
       
张公者（以下简称张）：汤老，您在1954年创作了现代人物画《婆媳上冬学》，这幅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中一幅很重要的作品。创作这幅画时您只有二十七八岁。这幅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多长时间？
汤文选（以下简称汤）：平时有些生活积累，有些感受，但不一定有成熟的构思，说不定什么时候因某件事、某种联想的触发，有了创作欲望，便把它画了出来。这不好用时间长短来界定。
张：石涛有“收尽奇峰打草稿”之说，现在的画家也出去写生。上世纪50年代的画家深入生活写生，当时的写生与古人及当代画家写生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汤：要说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古往今来画家创作的主宰。不管从哪个角度，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只要是从事严肃的艺术创作，有意无意都离不开这两条。
张：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可能也改变了，但中国画家画的山水、花鸟题材是千年不变的。作为一个画家，又怎样在这些题材的创作中体现时代变化与气息？
汤：拿我的经验来讲也是可以的。比如我画农村题材，我画的人物画《婆媳上冬学》就是表现新社会的婆媳关系，是新社会农民在文化上的翻身，这与旧社会不一样。体验生活关键是画家自身的感受。现在提倡到生活中去。如果你去农村，今年看见的是5间瓦房，明年去看是10间瓦房，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作为画家，你光去表现这些形式是不够的。你应该去表现它的实质，从中找出它的诗情画意，这样才能谈得上是一个艺术家对时代的新感受，才能创作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
张：对您上世纪50年代画的现代人物画《婆媳上冬学》、《说什么我也要入社》以及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周昌谷的《两只羊羔》等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批作品，您现在怎样评价？
汤：我认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批作品还是起到了推动创作、推动新美术运动的作用。
张：从绘画史（人物）的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那批作品应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汤：抽象看、跳出来看、回顾历史，我认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您觉得当代的人物画家是否吸收了那段时期人物画创作上的一些优点？
汤：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画家。咱们现在政策放松了，各种流派风格都有了，都可自由表现了。
张：您和您同时代的画家当时创作的那批作品，在美术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看，我们当代画家似乎还没有创作出特别引人关注的、经典的、在美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我们现在创作空间更自由了，可是经典的作品反而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汤：这个问题我不好作答。文学界就有人问：为什么清代能产生《红楼梦》，现在就产生不了《红楼梦》？
张：是什么原因使您从人物画转向花鸟画的创作？
汤：对我个人来说，画人物画我受到打击了，灰心了，就放弃了。加上我是旧社会艺专学生，是学花鸟的，我的花鸟画老师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名气不太大，但艺术成就很高。
张：“文革”中您还画画吗？
汤：“文革”中我还是画了两张。我当时属于可以利用的“右派”。我非常小心翼翼地创作，严格按照毛主席提倡的“实践出真知”的精神来创作，我画了一幅《治虫专家罗和山》。这张人物画当时和大家的作品一起展览。那个时期，其他人暂时还没有画出我那样水平的画来，加上我以前的名气，所以，很多人围过来看我的作品。还有人互相转告：“汤文选又有一幅好画”，有的画家听说后专程从汉口赶到武昌来看，这样影响就大了。当时领导就考虑，“右派分子”怎能画出这样的作品呢？这么多人围着看影响不好，这不行，不能展出，赶快撤下来。就这样我这幅作品展了一天就撤了。
张：您现在怎样看待那时的作品？
汤：我的那批人物画作品，我不认为是十全十美的经典之作。现在回头看，它只能是一个阶段的创作和见证。
张：往往那些能见证历史的作品更具有美术史上的意义。您现在回顾您的创作，哪些作品您满意？
汤：我满意的作品不在人物画，而在我的花鸟画中。我比较满意的是我的那些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题材，我却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新的生机。如我画的麻雀、鸡、小猪、小虎等。
张：您在花鸟画创作中如何体现时代精神？
汤：这关系到画家与生活的关系。我曾经创作了一幅《秋忙时候》，画中两百多只麻雀旋风似的从打谷场上冲锋而过。这幅作品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美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叶浅予先生看了这幅作品后说：“心旷神怡呀！谁说中国画不能创新奇。”这幅画是我在襄北农场深入生活时创作的，这种场景大家都见过，为什么别人没画出来而我能画出来？我看这里面有一个自身头脑中的有和无。“有”，你就抓住了；“无”，则视而不见。我还画了一幅《村头拾趣》，画中是一头小猪和五只麻雀，这幅画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后，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这也是农村生活中常见的场景，我发现了，进行艺术构思、加工、提炼，就创作出来了。我这画中的小猪和麻雀之间有情节、有矛盾、有冲突、有内心活动，这就有了诗情画意。
张：您说的“有”和“无”指的是什么？
汤：这“有”是指你的整个文化学养、文化底蕴，你要有诗人的丰富情感，有艺术家的敏锐眼光，你才能发现美、提炼美，否则你就视而不见，这是前提。另外，你还要有很强的造型能力、构图能力，不然，怎样才能创作出一幅艺术品呢。李白的《望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在别人看来庐山就是庐山，五老峰就是五老峰，几个山头而已。而在李白看来，这朝霞中的五老峰高悬上空，互相簇拥，像一朵绽开的金色荷花，而且是上天削出的金芙蓉。何等的浪漫，何等的夸张。
张：只有具备“有”，即学养与技法，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再去表现它。
汤：你看我另一幅作品《晒场上》，一群小猪仔在晒席上吃谷子，按当时的看法是糟蹋粮食，那时粮食紧张。我本想去驱赶，但小猪像顽童一样可爱，我又不忍心。画上我题了两句诗：“是否粮多不足惜，抑怜憨稚未遑驱”。这幅画应是我花鸟画中比较高级的境界，把我思想深处对农村生活，对猪这种小生命关爱的情感以及当时的矛盾心理活动刻划出来了。这张画现在还没有谁来认真评价它，我认为应该有人来评价它。
松、竹、梅这些传统花鸟题材画了上千年了，各朝各代的名家大师都有传世精品，我们如何画？能不能出新？这里面关键是有感而发和相应的新的形式语言。《龙腾》这幅八尺整纸的画作于己卯秋，世纪之交，有感于新世纪龙年的到来。画面是一棵向上升腾的巨松。寓意中国这古老的巨龙将腾空而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势不可挡。
张：题材没变，而人是“时代的”，把自己的情感溶入作品，作品便充满了时代气息。
汤：你看我画的这四只小老虎像顽童一样，天真烂漫，画题是《四喜图》。我另一幅《雄风》，画的是只老龄虎，它壮心不已，内在威严，这算是借虎言志吧。这些花鸟画除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外，物象的以神写形，画面的构图、构成等因素都不能小看。否则不能成其为艺术品。
张：您创作的水墨虎成为您晚年的代表性题材，跟前人画虎不同，您主要用大写意的手法表现。
汤：前人画虎大多是工笔，一身华丽皮毛具有装饰性。我画水墨虎意在去俗留清，去俗存雅。我是以大写意的手法，大刀阔斧地画出虎威。上世纪50年代，我画了一幅《虎口救人》，画的是工笔虎。从当年的具象工笔写实到后来的意象水墨写意前后相隔几十年了。“文革”后，我开始画写意虎，做减法文章。艺术上繁难，从繁到简更难，这个过程是艺术的提炼和升华过程。就那么几笔要把虎的形神，外在气势，内在威严，内在情感以及山林气息等全都刻画出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张：您画的虎，有小老虎和老龄虎之别，都人格化了。
汤：我画虎有乳虎、童虎、青年虎、壮年虎、老龄虎，我把虎作为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来表现。其实虎也是人，它是大自然生命链中的一环，也要生息繁衍。虎是我画中的载体来寄托我的情感，我有一幅《三春晖》取唐人诗意，老虎怀中抱着小虎，这是对人类伟大母爱的颂扬。我另一幅作品《幽涧和风》，一群大老虎背上驮着小老虎过河，这画中题跋就可说明问题：“老虎性喜独居，不可能出现群渡场景。唐李白诗‘燕山雪花大如席’、‘飞流直下三千尺’等皆为艺术夸张，我画群虎泅渡旨在谱写一曲自然界祥和而又多彩的生命乐章”。
张：把您的花鸟画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您怎样评价自己？
汤：我画花鸟不搞公式化，有人说我是创作型的花鸟画家，这点我不否定。我的大部分花鸟画作品，特别是农村题材的花鸟画作品，我都是反复构思，反复调整，极见匠心。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有自己发掘的题材，有自己提炼出的诗情画意，我更强调自然界生灵的人性化特点，赋予它们更多的人的情感，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你看我这幅《墨舞》，两只打斗的公鸡尾巴绞成一团，我这笔墨表现中就有抽象意味，也有团块结构。西方绘画的营养我也能吸收，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作为形式上创新的契机，当然，这种吸收以不留痕迹为高。在这点上我不保守。
张：有些评论文章将您和齐白石表现农村题材的花鸟画相比较。您认为您与齐白石的作品有哪些不同？
汤：齐白石来自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熟悉农村的一切。他画的萝卜、白菜、青蛙、小虾、耙子、算盘等等都是自然而然的追忆和流露。而我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按阶级划分我属于地主家庭，当然现在不讲阶级斗争那一套了。我从小离开农村，没干过农活。我的农村生活体验是从深入生活中来的，我是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去欣赏农村题材，去发掘其中的美，所以更强调情节性、戏剧性和诗情画意。我和齐白石同画农村生活，但题材内容、情感表达、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作品中透露出的时代气息也不一样。
张：花鸟画自古以来以闲情逸致为主，能够创作出有思想深度、有新的形式感的经典作品是非常难的，它不同于人物画和主题性的山水画。您的花鸟画作品中就有不少超出了花鸟画的闲情逸致的表达，而是将花鸟、动物赋予人的情感，使花鸟画的思想性、趣味性更深刻、更丰富。
汤：现在讲百花齐放，追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搞纯形式，不要思想深度，只要美感，这也行。但我追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一幅作品要有深度，要撼人心魄，要有历史的纵深感，要有时代气息，这样的作品你必须有生活。
张：人物、山水、花鸟您都画过，您更偏爱哪种？如何评价您的选择？
汤：人物、山水、花鸟、翎毛、走兽、虫鱼我都涉及到了，都付出了我的心血。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有限，我不可能全方位突破，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我认为有可能突破的成就点上。“文革”后我就选择花鸟、动物画作为我创作的主攻方向了，成败得失由后人评价吧。

        （上文曾发表于《中国书画》 2006年2月总第38期，中国书画杂志社；《艺林人物·书画名家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