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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槐荫时评]
1998年,笔者曾在《开发董永资源 发展孝感旅游 促进社会进步》一文中提出了“董永资源[1]”概念。愚意以为,所谓董永资源,是指汉代孝子董永卖身葬父,其孝心感动天上仙女欣然下凡,与之结为连理的美丽传说以及历朝历代纪念董永的遗址遗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个美丽动人的神话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失,反而经过民间传诵和历代文人墨客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并于2006年6月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可见,“尽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已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对于因此而得名的孝感来说,如何充分发掘并合理利用这一资源,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加快旅游休闲度假基地建设,打造武汉城市“后花园”,更好地融入武汉城市圈,服务“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董永资源价值分析
董永其人其事主要记载于一些辞书、类书以及湖北、山东地方志和文献资料中。如1979年版《辞海》记载:“董永,文学故事人物。传董永因无力葬父,卖身为奴,后与天上的织女结为夫妇。织女十日内织锦百匹,使得他偿债赎身;织毕,遂凌空而去。其事始见于曹植《灵芝篇》,《搜神记》卷一亦有记载,当为魏晋间流行故事。”[2]
自汉以后,董永一直是百姓的楷模,并备受历代统治者推崇。到元代,郭居业将古今孝子二十四人,辑于其编纂的《二十四孝》书中,董永排其中第六位[3]。从明代开始,广为传诵,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和发展,董永的孝行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社会的共享资源。董永的故事也由“卖身葬父、因孝得仙”的神话传说演变为世人为之向往的终身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董永资源的价值越来越凸显其综合性特点。
(一)董永资源的社会价值
综合地讲,董永资源的社会价值包含三层内容。
一是遵从孝德,突出反映了董永卖身葬父的至诚至真之孝。孝德有利于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尽孝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老人、关心老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直至最后的送终礼节等。董永不只在父亲死后,“自卖为奴”[4],“以供丧事”[4]。其父在世时,更能做到“佣耕以养”[4],“鹿车载父自随。”[4]
二是恪守诚信,充分肯定了董永如期履行卖身之约的感恩之举。诚信是人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董永之所以能取信于人,贷钱一万,正是因为裴氏“知其贤”[4]。而当他“行三年丧毕”[4],便如期践约,到裴家“供其奴职”[4],并视裴氏“与钱”之举为恩,表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4],足见其知恩图报的美德。
三是追求真爱,热情讴歌了董永与七仙女忠贞不渝的天地情缘。真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真爱也是家庭和睦的前提和保障。董永因孝而得真爱,正好符合中国人“好人有好报”的传统道德观。虽说董永与七仙女只有百日姻缘,似乎太过短暂,但他们的百日恩爱决非常人百年厮守可与之相比。他们的爱情生活质量更为世人所羡慕。正如黄梅戏《天仙配》中所唱:“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再者,如果按照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说法,百日岂不正好百年?
董永的孝行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自立的精神。他依靠佣耕养亲,直至卖身葬父履行和完善了孝行。按常理,即便董永借助乡亲安葬其父也不为过,但他没有这么做。
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表,董永的经济地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低下的。所以,董永能做到的,其他农民也能做到,这就使其行为具有普遍意义。七仙女下凡为董永的孝行带来了完美结局,又为其孝行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而这些正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董永资源的文化价值
董永故事流传至今已近两千年,而且范围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这自然是董永资源的另一种价值,即文化价值使然。这种资源无疑为丰富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提供了理想的素材。从山东省吉祥县汉代武梁祠石刻画像中发现最早刻有董永孝亲的作品;至今,以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为题材的文学和艺术表现形式达十余种,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如:地方志类、辞书类、史料类、戏曲类、曲艺类、歌舞类、专著类、影视类、民间歌谣类、民间工艺类、民间艺术类等等。此外,还有美术、摄影、书法、对联、邮册、画册等,表现形式多样,内容极其丰富。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将出现更多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及其作品。
这些表现形式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为历朝历代立德树风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示范作用。
(三)董永资源的经济价值
长期以来,关于董永孝行的研究和利用基本上停留在精神层面,即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上,而对其经济价值,尤其是旅游及休闲娱乐价值的开发和利用不够。董永资源的旅游及休闲娱乐价值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千百年来,受董永孝行影响积淀而成的独特的孝文化风俗和浓郁的孝文化风情;二是以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为主要题材的文艺表演曲目和剧目;三是由与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相关的遗址遗迹构成的景区景点。将这些内容转变为可消费的旅游产品,对于彰显地方特色,拉动地方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居民生活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正是董永资源的主要经济价值所在。
应该说董永资源还具有其他一些价值,如历史价值等,但主要是以上三种。
二、董永资源利用现状
迄今为止,孝感及环孝感地区对董永资源的利用大体上分为三种途径:一是为街道、绿地、小区、商铺、单位命名,如:董永村、槐荫大道、槐荫广场、仙女路、理丝路、天仙路、理丝小区、天仙园、董永支行、仙女支行、槐荫支行、天仙监理、董永饭店、仙女宾馆、槐荫酒楼、春云书画社等;二是举办节事活动和大型文体表演,如:1992年全国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开幕式跳伞表演《七仙女下凡》、2002年举办的“首届孝文化节”和《董永与七仙女》邮票全国首发式、2005年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孝感动苍穹•激情广场》大型演唱会等;三是修建反映董永故事的标志性建筑,如:市区人民广场雕塑《孝感天地》、市区新月园雕塑《满工还家》、孝感火车站广场雕塑《天仙配》、市外环线立交桥广场雕塑《天地情缘》等。特别是1984年,以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故事为主线的《董永公园》在孝感城区建成。该园占地75亩,融“孝子祠”、“瑶池仙境”、“槐荫古树”、“理丝桥”、“鸳鸯楼台”、“饭山”、“升天台”等遗址遗迹、仿古建筑于一园之中,不仅满足了人们追忆先贤、感悟孝德的精神需要,也为人们休闲娱乐、观光旅游提供了极好的去处。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董永公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最致命的有两点:
一是孝文化主题一度被冲淡。董永公园是典型的孝文化主题公园。建园之初,曾将其分为三个景区,即中心区董永园、东区儿童游乐园、西区花卉盆景园。后来又增加溜冰项目,引入鳄鱼表演等等,只为创收以弥补人头经费之不足。所有这些,显然与孝文化主题格格不入。且不说董永与七仙女会因不知鳄鱼为何物而受到惊吓,那些“新新族”风驰电掣般的轮滑能不打扰董永夫妇的安宁吗?至此,董永公园离主题就越来越远了。
为扭转这种局面,有关部门重新注资改造董永公园,并于2008年9月开园迎客,且免收门票,还园于民,但效果似乎还是不如人意。新公园虽增加了不少回廊亭榭,但孝文化内涵仍显单薄,绿化有余,文化不足,自行车、摩托车在园内随意进出穿行,所以,给人感觉更像个市民休闲的乐园,而非孝文化主题园。
二是将反映董永故事发生、发展、直至结局的遗址遗迹和仿古建筑融入一个占地仅75亩的园中。旅游景区建设中,这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现象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是:削弱故事的真实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有被愚弄的感觉。事实上,很多游客对景点有限的失真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绝对不能容忍被愚弄!这种低估智商的做法,不仅会时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同时还会引发游客的恼怒。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董永公园重新定位为一个完全的孝文化主题公园。建议将其更名为“孝感孝子园”,园内分设汉孝子董永馆、汉孝子黄香馆、三国孝子孟宗馆及当代孝子馆,丰富其孝文化内涵(另文详述)。
总体来说,孝感对董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名”多而“实”少,即对董永故事遗址遗迹的发掘、修复或重建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董永公园内。
三、董永资源开发思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董永资源是一种以孝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学资源。它由民间口头创作和流传,逐步经过文学艺术加工,将天与地、人与仙、实与虚有机结合,创造出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其主题由单一的追求孝道逐步演绎成孝道和爱情有机共存,形成复合主题,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关于文学资源的开发,笔者通过对中外文学资源旅游开发典型案例的分析,归纳出三种有代表性的开发模式,即“域化----物化----神化”模式、“神化----域化----物化”模式和“物化----神化----域化”模式。综合考察董永资源形成的特点,对其采取“神化----域化----物化”开发模式比较符合实际。
首先,董永确有其人,卖身葬父也确有其事,有据可考。如藏励和等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公元1921年6月初版)将“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典籍,其文字记载是:“董永,后汉千乘人。少无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5] 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也记载:“董永,青州千乘(今山东省博兴县)人。”[5]幼年丧母,为躲避灾祸,“永奉父来徙。家贫,永佣耕以养,父没不能葬,贷钱里富人裴氏,约身为奴偿之。”[5]至于最终将其演绎“神化”为董永与七仙女神话传说则是汉代以后的事了。
其次,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因董永托梦,高举“孝”字大旗,深得民心,终于打败刘劭,夺得帝位。于是,孝武帝在相传为董永故里的地方设置孝昌县,从而完成了对董永故事的“域化”。《湖北通志》载:“孝武本以伐逆即位,故改年曰孝建,其名县曰孝昌,当亦以此。”[4]到五代后唐庄宗李成勖为避其祖父李国昌名讳,改孝昌为孝感至今。这无疑是历史给孝感最好的馈赠。
按照“神化----域化----物化”模式,我们的前人已完成董永资源“神化”和“域化”这两项关键性任务,“物化”董永资源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孝感人肩上。所谓“物化”董永资源就是发掘、修复或重建反映董永故事的物质载体,使其成为点亮城市的文化景观,以供人们休闲娱乐、观光游览,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孝文化的熏陶。因此,“物化”董永资源就应该本着这一宗旨,采取科学的态度,纳入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有选择地对董永故事遗址遗迹进行发掘、修复或重建,切忌盲目从事。具体来说应认真把握以下几点:
1、突出代表性。
据考证,在孝感,有关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遗址遗迹从中心城区到双峰山形成了一条长约40公里的承传带,多达30多处。有的与董永与七仙女爱情故事有关,有的与董永与七仙女起居劳作有关,有的与历朝历代纪念有关。全部修复或重建这些遗址遗迹显然没有必要,关键是要突出代表性,赋予积极的寓意。如:董家湾(现董永村)、王母湖、裴家巷、寒窑(董永七仙女故居)、槐荫树、仙女池、滚子河、理丝桥、百步梯、升天台(天门陂)、董永祠、董永碑、董永墓、董父墓、仙女庙等。
2、提高观赏性。
观赏性是实现董永资源经济价值的前提。试想,修复或重建的董永遗址—孝文化景观,如果缺乏观赏性,缺乏可视性,如何能吸引人们前来游览?其经济价值如何得以实现?其教育与示范作用又如何得以发挥?因此,在“物化”董永资源时,一定要提高观赏性。而这种观赏性又集中体现在其历史性上。尊重历史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策略。因为只有历史的才是未来的,历史的也常常被认为是真实的。具体来说,一是修旧如旧;二是原址重建,烙上历史的印记,增加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最终使其成为物质文化遗产。如槐荫树、寒窑、裴家巷、理丝桥、董永祠、百步梯、升天台(天门陂)、升仙阁、仙女庙等,特别是曾一度被称为孝感八大古景之一的“董墓春云”景观,这些都应尽早恢复其历史原貌。
3、抓住参与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旅游中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以增强对旅游的体验。可参与性也成为招徕游客或吸引游客重游的亮点。旅游产品能否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取决于产品是否能寓游于乐;是否具有表演性和趣味性,这是满足游客休闲娱乐需求的关键。如槐荫树开口说话、寒窑门前游客和“七仙女”对唱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夫妻双双把家还”、董永故里女子比智慧赛技巧的巧女节[6]中的“请七姐”活动、双峰山升天台(天门陂)下攀爬百步梯,还有董永祠、仙女庙的香火等等。
此外,开发董永资源,还应该注意景点分布的科学性和历史性,以利于游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布点要遵循董永故事发生发展的轨迹,尽量在遗址遗迹上修复或重建,以增强景点的真实性。而且,董永故事的很多节点都可以建成一景一园。至于建设资金,引入市场机制是目前旅游开发中比较通行的做法。
从彰显城市个性和发挥旅游功能的角度,“物化”后的董永资源应该形成“一园一村一节一带”格局。
一园,即:将董永公园更名为孝感孝子园,并对其进行合理布局和重新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内容丰富、个性鲜明、名副其实的孝文化主题公园----孝文化核心景区。
一村,即:对董永村进行重新规划,增加仿古(汉代)建筑,修复或重建董永故事遗址,使其成为孝文化风情浓郁的活动中心区。
一节,即:恢复董永故里女子比智慧赛技巧的传统节日----巧女节,而且不仅仅只在节日期间,平时也应该向游客展示这一趣俗,吸引女游客参与其中。
一带,即:彻底治理滚子河,并在河上重建理丝桥,在沿河两岸实施亮化、绿化和美化工程,选定七仙女下凡之处修建“仙女广场”,配上大型彩色音乐喷泉,形成别具特色的孝文化风光带,将其打造成魅力四射的城市名片。
为了增加景点的吸引力,使董永故事给游客留下一个全面的印象,游览线路设计一定要注意合理性,可以按先城后郊、先近后远的顺序安排旅游行程。如:在城区可游览槐荫树、裴家巷、理丝桥、仙女广场、孝感孝子园等等;在毛陈镇董永村可游览寒窑(董永七仙女故居)、董永祠、董永碑、董永墓、董父墓,特别是“董墓春云”景观;男游客可参与黄梅戏《天仙配》对唱、女游客可参与“请七姐”活动;在双峰山可参与升天台(天门陂)下攀爬百步梯活动并游览升仙阁;然后夜宿双峰山。
董永资源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只让其停留在非物质状态,只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物化”董永资源是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孝感孝文化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符合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和孝感市旅游休闲度假基地建设要求。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搭建董永资源的物质载体,充分展示孝文化魅力,彰显孝文化特色和个性;积极开发其旅游功能,拓展其休闲功能,提高孝文化活动的参与性和趣味性,寓教于游,寓游于乐,使人们在旅游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亲近孝文化,感受孝文化,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拉动地方经济,增加城市亮点,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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