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藏书家莫伯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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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藏书家莫伯骥

    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子，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年月，一定数量的藏书即隐喻着学问的归属。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批量藏书的拥有者，在古代往往只有达官贵人。而倘若能获得“藏书家”这一称号，在过去无异于一顶光彩熠熠的桂冠。孔子据称为史载的中国第一个藏书家，他四处访求历代典籍，圣人之学问历程，与藏书息息相关。藏书除了造就学问家，也深深影响着地域文化。遥远的古代，文化主流属中原，广东作为岭南的化外之地，人们想藏书也难。而无藏书之地，其文化氛围可想而知。直至唐朝，广东藏书者也仅为士大夫之家，比如张九龄。宋朝，广东藏书者渐多，但所藏之书仍十分有限。明朝开始，广东才出现了著名的藏书家，至清朝，嘉庆、道光之后，广东的藏书氛围风起云涌，藏书楼也名传全国。民国初年，仅东莞便出现若干声名显赫的藏书家，如伦明、莫伯骥。有人认为，民初岭南藏书，当首推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
    莫伯骥，字天一（一说号天一），东莞麻涌人，生于1878年（一说1877年）。他的家庭可谓文化之家，其父莫启智为清朝的补诸生（免试入国学学习；“国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一般只有皇亲国戚王公重臣子弟才有资格入学，民间极端俊异者才得以进入），生平潜心于理学，曾作《诫子庸言》两卷。莫启智与东莞陈伯陶为好友，陈伯陶曾在其逝后为其作墓表。莫启智好藏书，宋元明名臣大儒的遗书堆满了屋子。莫家藏书之风，可见一斑。若干年后，莫伯骥成为藏书大家，与此家风不无关联。莫伯骥自幼好学，饱览群书，弱冠之年以清代末科广东府诸生之案首（即第一名）入县学。莫伯骥有两位兄长，长兄莫伯埙，为清末贡生，次兄莫伯璇，为清末太学生。有此子弟，家门之幸，倘若在皇权时代的承平之世，莫家可谓荣耀之极。
    然而生逢清末乱世，国将不国，家何以堪？更勿论个人命运。莫伯骥文采出众，一时名噪南粤，颇有状元之资。只是当他与友人兄弟谈起国势时局，常常只能扼腕叹息，年轻的莫伯骥由是不再以仕进为理想。那种“天下皆病”的年月，学医似乎是一种时代潮流，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习医的经历。莫伯骥也曾以学医为念，毕业于广东公医学校，后入光华医学堂学习西医。学成之后，莫伯骥怀抱行医济世的梦想，耗资在广州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药房。与此同时，莫伯骥还担任辛亥革命后改组的《羊城日报》的编辑，后因为药房业务繁忙，其编辑职务才由他人顶替。由于朋友的推荐，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包办了军队所需的药品，一时间仁寿药房生意兴旺，莫伯骥也因此迅速致富。
    经济上的宽裕，为莫伯骥大批量藏书打下了坚实基础。莫伯骥好书由来已久，身边的钱财，一般都耗在书肆内。当他看到那些珍贵典籍在战乱中付之一炬，看到外国人用大车载着秘籍绝尘而去时，其藏书信念便日甚一日。民国时的广州是中国的核心地带，莫伯骥身处此地，其见闻之广也有助于他藏书的视野。于是他开始广交书商估客（即行商），倾囊购买各种珍贵书籍。那时候，中国各地的藏书楼多遭劫难，旧时的古籍往往散落于街市摊头，莫伯骥从中也得到了不少珍品。然而珍籍的价格多为天价，宋板刻书甚至以页计价，有时一页书的价格多达三十两白银。如此高价，再多的资财也难以承受。而莫伯骥似乎并不以价钱为忧，哪怕缩衣节食也在所不辞。1929年，朋友叶恭绰去到莫伯骥广州城西寓所，发现藏书楼的一层满是杂物。叶对藏书的安全甚为担忧，以为万一发生火灾，藏书将会毁于一旦。从藏书楼简陋这一个侧面，可以见出莫伯骥因为购书而不顾生活之“拮据”。
    莫伯骥的藏书善本多多，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旧抄、旧校、精校、孤本、稀见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名家藏本等。然而他并不只是收藏古本，反之，他常对那些只喜欢古本而不喜欢新刻本的藏书者嗤之以鼻。所以他的藏书是“新旧并蓄”，其看重的在于典藏的使用价值，而并不是以收藏珍本向他人炫耀。积累了若干年后，莫伯骥的藏书多达五十多万卷，于是，莫伯骥把他的藏书楼命名为“五十万卷楼”。莫伯骥亲为藏书编目，1934年，《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编成，本打算给北平图书馆印刷，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史学家陈垣为之惊叹：“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辄出人头地”。然而不久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广州也很快沦陷。没有毁于火灾的“五十万卷楼”，终于没能逃脱时代的厄运，在兵荒马乱中其内藏书几乎全部散佚。
    莫伯骥本人的生活也随着藏书的命运而急转直下。他开始流离失所，又因为患上脑疾，饱受摧残，幸得香港友人的帮助，将他安排住在友人家中。1941年春，莫伯骥的长子莫培樾把他接到澳门居住。后通过各种途径，“五十万卷楼”中的藏书逐渐购回数十箱。莫伯骥开始对《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加以详细审定，加上新得来的书籍，最终编成《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一书，1948年由广州西湖路文光馆印刷出版，叶恭绰、容肇祖为该书作序，给予极高评价。莫伯骥晚年双目失明，且患有瘫痪症，然而仍关心国家大事，常叫人读报给他听。1958年，莫伯骥病逝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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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伯骥 “五十万卷”的生命重量

版名：[ 东莞杂志 东莞人文 ] 稿源：[南方都市报]

莫伯骥(1878-1958年),号天一,东莞麻涌镇向北坊人,近代著名藏书家,“五十万卷楼”主人,此图为著名画家黄般若为他画的一幅画像。　　本报记者梁清翻拍自《东莞历代书画选续篇》 一次莫伯骥与卢子枢论及《史记》一版本,莫伯骥在书函最后一句写到“假定此书归我,则必有题记,此时如有与上文异点者,愿受罚。”可见当时莫氏与卢子枢对《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的校勘、考证、审定工作是十分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 莫伯骥的亲手笔迹。 现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藏有《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与《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中《跋文》不仅篇幅可观,而且内容几乎无所不有。蔡贤丽摄 现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藏有《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与《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中《跋文》不仅篇幅可观,而且内容几乎无所不有。蔡贤丽摄 莫伯骥曾在《羊城日报》担任主编,该报在20世纪初是广州销量第一的日报。　梁清翻拍 　　卢子枢,虎门卢屋人,我国一代书画名家,精于鉴定古籍,为同邑大藏书家莫伯骥所器重,1931年,协助莫伯骥整理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功不可没。 　　述前尘影事，观兴衰流变 　　学者篇 莫伯骥 　　□东莞新观察 　　儒家传统种子存在民间 　　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执岭南藏书牛耳，为他的生涯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人再论起他，首先是藏书家，其次也会说，他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儒商。 　　他以经商成功所得的钱财作为资本，来完成自己藏书的大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不一定会将自己的财富尽数花在藏书上，同时在研究的领域也高人一等。 　　如今的商人就算有钱，有如此雅兴的也寥寥无几。黄宗羲就说过，有钱人喜欢买古玩奇器，顶多收些字画，因为这些都可以摆出来向人炫耀。现在书的装桢漂亮了，在大班椅后面摆上一排排精装巨册，倒也是装饰的一种，难怪金玉其外的精品书大行其道。只是从前的资本家能写出《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如今会上网写博客的就被叫作儒商了，儒得也未免太容易了些。 　　而且作为一个大藏书家，莫伯骥深谙目录、版本、校雠之学。除此之外，他在经、史、子、集、金石、小学等众多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令人不禁感慨，他所处时代的教育，确实也是了不起的。 　　反观当代，学校教育淡化，稀释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我们所受的教育，与儒家文化、孔孟之道是割裂的，在一定程度上令我们缺失了传统的价值观。现在读书多，并不意味着接受儒家观念多。现代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科技文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许多弊病。而儒家文化教导的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价值观。 　　还在大学读书之时，我常与同学去听一位老先生自己开办的儒家讲堂，老先生讲课见识之通达，学问之切实，都让我受益颇多，发现传统文化有其非常超然的精神力量在其中。而且更难得的是，老人家儒雅的讲述，完全是公益的，不带任何功利，只是想把自己一生的所学多点教教还想学习一点传统文化的后生。 　　可见，我们的儒家传统种子存在民间，这是历代文化积累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桥东里 　　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出人头地 　　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子，在印刷业不发达的年月，一定数量的藏书即隐喻着学问的归属。 　　在遥远的古代，文化主流属中原，直到明朝开始，广东才出现了著名的藏书家，至清朝，嘉庆、道光之后，广东的藏书氛围风起云涌，藏书楼也名传全国。民国初年，仅东莞便出现若干声名显赫的藏书家，如伦明、莫伯骥。有人认为，民初岭南藏书，当首推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 　　莫伯骥，字天一，东莞麻涌人，生于1878年。他的家庭可谓文化之家，其父莫启智为清朝的补诸生（免试入国学学习：“国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一般只有皇亲国戚王公重臣子弟才有资格入学，而在民间，也只有极端俊异者才得以进入），生平潜心于理学，曾作《诫子庸言》两卷。 　　莫启智好藏书，宋元明名臣大儒的遗书堆满屋子。莫家藏书之风，可见一斑。若干年后，莫伯骥成为藏书大家，与此家风不无关联。莫伯骥自幼好学，饱览群书，弱冠之年以清代末科广东府诸生之案首（即第一名）入县学。莫伯骥有两位兄长，长兄莫伯埙，为清末贡生，次兄莫伯璇，为清末太学生。有此子弟，家门之幸。 　　莫伯骥文采出众，名噪南粤，颇有状元之资。但对国势时局，却常常扼腕叹息，所以他不再以仕进为理想，转而以学医为念，他毕业于广东公医学校，后入光华医学堂学习西医。学成之后，莫伯骥耗资在广州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药房并由于从兄的关系，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包办了军队所需的药品，一时间仁寿药房生意兴旺，莫伯骥也因此迅速致富。 　　经济上的宽裕，为莫伯骥大批量藏书打下了坚实基础。莫伯骥好书由来已久，身边的钱财，一般都耗在书肆内。莫伯骥广交书商沽客，倾囊购买各种珍贵书籍。那时候，中国各地的藏书楼多遭劫难，旧时的古籍往往散落于街市摊头，莫伯骥从中也得到了不少珍品。莫伯骥好书成痴，哪怕缩衣节食也在所不辞。朋友叶恭绰去到莫伯骥广州城西寓所，发现藏书楼的一层满是杂物。叶对藏书的安全甚为担忧，以为万一发生火灾，藏书将会毁于一旦。从藏书楼简陋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莫伯骥因为购书而不顾生活之“拮据”。 　　莫伯骥的藏书善本多多，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旧抄、旧校、精校、孤本、稀见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名家藏本等。然而他并不只是收藏古本，反之，他常对那些只喜欢古本而不喜欢新刻本的藏书者嗤之以鼻。所以他的藏书是“新旧并蓄”，看重的是典藏的使用价值，而并不是以收藏珍本向他人炫耀。积累了若干年后，莫伯骥的藏书多达五十多万卷，于是，莫伯骥把他的藏书楼命名为“五十万卷楼”。莫伯骥亲为藏书编目，1934年，《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编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史学家陈垣为之惊叹：“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出人头地”。然而不久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广州很快沦陷。没有毁于火灾的“五十万卷楼”，终于没能逃脱时代的厄运，在兵荒马乱中其内藏书几乎全部散佚。 　　莫伯骥本人的生活也随着藏书的命运而急转直下。他开始流离失所，又因患上脑疾，饱受摧残，幸得香港友人的帮助，将他安排住在友人家中。1941年春，莫伯骥的长子莫培樾把他接到澳门居住。后通过各种途径，“五十万卷楼”中的藏书逐渐购回数十箱。莫伯骥开始对《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加以详细审定，加上新得来的书籍，最终编成《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一书，1948年由广州西湖路文光馆印刷出版。莫伯骥晚年双目失明，且患有瘫痪症，1958年，莫伯骥病逝于澳门。 　　口李辉斐 　　[军医敛财·仁寿药房·赠药戒烟] 　　莫伯骥年轻时习医，毕业于广东公医学校，之后在光华医学堂学习西医。辛亥革命后，羊城日报改组时，从兄莫伯伊为该报发行人，莫伯骥得以进入羊城日报当编辑。后来莫伯骥利用莫伯伊官场活动多的机会，改营商业，由莫伯伊筹集资金，在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西药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药涨价，仁寿药房因囤积药物多，劳资合作较好，大为获利。这时候，莫伯骥从羊城日报辞职。 　　与此同时，莫伯骥结识了广惠专员莫荣新，也是他的同宗兄弟，莫荣新向粤省督军陆荣廷推荐，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莫伯骥利用职权，大做生意，把军队所需药品均由自己的药房包办。1917年莫荣新代理督军后，仁寿药房业务压倒其他药房。上世纪20年代初，桂系军阀倒台后，仁寿药房的生意仍然兴旺，这为他日后的搜购群书打下了殷实的财富基础。同时仁寿药房也成为在20世纪20年代，广州最出名的西药房，风头一时无二，为当时同行之中的佼佼者。 　　尽管靠卖军需药品而致富，莫伯骥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有济世情怀，经营药房之时，对贫苦者，莫伯骥都赠医赠药，关心民众疾苦，因而深得人心，到药房买药的市民络绎不绝。他还首先把戒烟的方法引入中国。莫伯骥还力主长子莫培越出洋学医。回国后，莫培越在广州西关自设一间西医诊所，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治疗病人，卓有成效。诊所收费低廉，家乡兄弟到其诊所医病，给予诸多方便，对贫苦者，更连留医病床也不收费。当代中外驰名之西药巨头莫露梧，就是莫伯骥当年提拔任用的代理人。至今，在省、港、澳还有他们经营下来的西药行业及其后裔。 　　[节衣缩食·抢救古籍·一掷千金] 　　莫伯骥嗜购古书，那时的书价甚昂，明刻一册十金，宋板以页计，一页二三十两。莫伯骥纵有万贯家财，也只能节衣缩食，以储书资。说痴也好，狂也好，他受先父的遗志及乡绅前辈藏书风气的熏染，痛惜当时各种珍贵典籍被劫之后流散于市，每见外邦之人用大车载着秘籍而走时，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之心就愈见急切，储藏书籍的信念也愈之坚定。 　　莫伯骥进行大规模搜书行动，始于1925年，继而一发不可收拾，对购书的兴趣到了极度痴狂的程度。在短短20年间，莫伯骥不惜花费20余万的巨款，从全国各地搜罗50余万卷书籍，声势直逼近代藏市第一的刘承干嘉业堂。 　　到抗日战争前，莫伯骥的藏书汗牛充栋，规模之大，为广东之冠。莫伯骥把藏书阁“福功书堂”易名为“五十万卷楼”，更自诩为“五十万卷藏书楼主”。然而，典籍虽丰，藏书楼却极简陋。一次友人叶恭绰（近代著名文史专家）造访，看到书楼之下满布杂物，当时就告诫莫伯骥，要注意防火，以免火灾烧毁了珍藏。 　　搜书逸事 　　万金赎回四库全书 　　清末乱世，海内著名藏书楼多遭劫难，昔日的旧椠精抄写，往往为莫伯骥所得。有一次，得知南海一藏书家孔广陶收藏的四库全书等千册图书流散在天津，莫伯骥专门跑到天津，以万金赎回。至此他刻意求书，高价买书之名不胫而走，大江南北的书商若偶有所发现，都会将信息告诉莫伯骥。 　　一掷三千买一文集 　　在莫氏的藏书中，粤人遗著较多，并收藏有宋刻本38部、元刻本80部，皆是研究广东历史的珍贵文献。其中最珍贵的是两部极为罕见的宋刊本唐人文集：李翱《李文公集》和孙樵《孙可之集》。《孙可之集》（南宋版）原是聊城杨氏海源阁（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旧藏。 　　1930年，海源阁遭匪抢劫，主人陆续将藏书出售，珍本相继散失。《孙可之集》被北平一位书商所获，知道有莫伯骥这一痴狂购书迷，书商坐地起价，要求以重金出售。为得心头之好，莫伯骥毫不吝啬，已近3000元的高价购入，这也成为“五十万卷楼”的镇楼宝书。莫伯骥所购书中善本特多，有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旧抄、旧校、孤本、精校、名家写本、藏本等等。 　　多面才子 　　担任《羊城日报》主编 　　今日的《羊城晚报》是家喻户晓的报纸，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早在20世纪初，广州有一份《羊城日报》，这曾是当时广州销量第一的日报。莫伯骥的堂兄莫伯伊是《羊城日报》的创报人，而莫伯骥则担任该报主编十余年之久。 　　1901年，慈禧太后下发“预约变法”上谕，在海外人士帮助下，康梁派在1902年在香港和广州筹办“开新公司”，宣传维新思想。开新公司也于1903年农历新年的正月十五（2月12日）正式创刊《羊城日报》，报社办事处设在当时广州西关的十八甫西。报纸一出版，即发行至北京、上海、檀香山、神户、横滨、河内、西贡、新加坡等处。《羊城日报》也标志着报馆兼营编译、印刷业务的开始。 　　《羊城日报》在辛亥革命前既是维新派的喉舌，也是绅商善董之喉舌。报纸报风犀利，敢于抨击时政，例如1906年10月9日，莫伯骥写一篇相当于本报社论的“本馆论说”《学部奏请停派速成留学生驳论》。除此，该报关心民生，有很多结合广东实际的特色新闻。由此，一度曾赢得大批读者的青睐，销量达广州第一。 　　但是，1909年《羊城日报》连篇反对禁赌，拥护开赌，使读者大失所望，销路日减。1911年，广州爆发“三·二九”黄花岗起义，该报著论反对革命，并发表了一篇《告革命党书》的反动文章，《羊城日报》声誉一落千丈。1914年之后，莫伯骥忙于经营自己的“仁寿药房”，离开了报社。1923年，恰逢十八甫火警，报社被烧，之后被迁到第七甫复业，但报纸发行量只达原有的三分之一，尽管之后还一再投入办报成本，仍入不敷出，最终停办。 　　学识渊博著述丰富 　　莫伯骥学识渊博，勤于著述。在日寇侵华前，他已著书近五十种，如《四库提要举正》、《四库撰人考》、《书目答问述补》、《清代女子著述考》、《历代广东书征》、《藏书纪事诗补续》、《群书索引》、《廿十史索引》以及他的《福功堂日记》等等，内容涉及经学、地理、文人风俗、诗文等。可惜此五十种原稿未被刊印出版就遭遇劫难，绝大部分在战火的硝烟中遗失。 　　现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藏有《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共二十二册，书颜由张元济题签，内页由傅增湘题写，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莫氏自为之序。另一部为《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共七册，由陈垣书其颜，内页有胡适题签，1948年广州文光馆排印本，第一序言为叶恭绰序，第二序为容肇祖序。《初编》一书，著录善本914种，撰写详细提要，对前人旧说实事求是，施予评判，知人论世，以渊博取胜，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此书成后不久，日军进占广东，莫氏藏书大部流散。抗战胜利，莫氏一面收理群书，一面继续坚持对《初编》里未臻完善处做修订，但由于书籍流散后整理弥艰，最终只收其所撰善本书题跋404种，且403种皆为《初编》已载，《初编》未载者，仅《虚斋乐府》一书而已。《跋文》收书虽不及《初编》之半，每部书的篇幅都大为增长，二书全部字数约略相近，可见莫氏对于我国文化这种捍卫始终的坚决态度。 　　叶恭绰、容肇祖对《跋文》作出高度评价，谓此著作五述三长。五述为：述人物传记，述著书缘起，书林掌故文字，述历史考证，诸子百家专门学问；述新奇隽水之文及传奇志怪等。所谓“三长”指，长于博证，事必考证，语必求因；长于校对，校传本之误一字之得，冰释理顺；长于通明，说古而不拘泥于古，理有独及必求通今。此书对我国文史、图书版本、古籍校勘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梁茜李海默 　　身边人 　　与卢子枢的古籍之交 　　莫伯骥交友甚广，众多书画家、文史家、收藏家都是他志趣相投的好友，其中，赫赫有名的东莞书画家卢子枢就是莫伯骥的一位挚友，两人相交30余年，惺惺相惜。卢子枢更协助莫伯骥于1934年完成《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 　　卢子枢与莫伯骥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认识，莫比卢年长23年，两人是同乡，对古籍版本，校勘等方面更是心灵相通。因钦佩莫氏藏书之多，经人引荐，卢子枢主动去拜访莫伯骥。莫伯骥对书画也深感兴趣，两人于是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之后经常彼此谈书论画。 　　1931年，应莫伯骥礼聘，卢子枢协助参与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的初编工作，达两年之久。到莫伯骥晚年移居澳门后，两人还鸿书雁简不断。后期莫伯骥身体极差，他感念挚友，写信给卢子枢，希望能得到他画的一幅画，可解积思，“以当卧游”之用。于是，卢子枢很快地寄给老朋友一幅画作。至1948年，莫伯骥的《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成书，他随即命人送上卢子枢多册，两位挚友的学术探讨得以继续，直至莫伯骥去世。 　　莫伯骥与卢子枢之间的信札书函，经过卢子枢儿子卢汝祈先生多年来多方搜集，至今存下三十多封，有的信函是莫伯骥用他那仁寿西药房的便笺写的，内容是邀请卢子枢去参加阅书聚会。书函中有一部分是莫氏与卢子枢进行两人之间直接的学术探讨、考证、真伪辩解的辨析。 　　莫伯骥与南粤之地的大批名流之士交往密切，经常互通书信。这包括伦明、汪兆镛、陈垣、叶恭绰、冼玉清、汪宗衍、容肇祖等等。 　　藏书解密 　　五十万卷图书如何来？ 　　收藏孤本均为无价宝 　　莫伯骥收藏的五十万卷书籍，是全凭一己之力，不惜重金，用正当方式购得而来，并无强取，更无豪夺，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不为多见的。 　　现省立中山图书馆馆员罗焕好在整理图书馆善本数据时，发现善本书库中有莫伯骥旧藏66种之多，其中竟有15种是孤本（现存世界上只有一本的书籍）。这皆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无价瑰宝。 　　五途径收罗藏书 　　同时，她也道出莫伯骥搜罗大量书籍的五大途径，这在莫氏的《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中都有记载。 　　途径一：先人遗本。莫伯骥有少部分藏书来自于家庭的收藏。其父亲莫启智藏有数量不菲的宋元名臣大儒的遗书。莫伯骥之好蓄书，也是受家庭的熏染。 　　途径二：友人交换。以书易友，各取所需，是藏书家们互通信息，补充有无的重要渠道。莫伯骥的不少藏书也是通过朋友交换得来的。 　　途径三：获赠。当时不少与莫伯骥交往的学者或藏书家，都有以所著或所藏图书相互馈赠。 　　途径四：巨资购买。这是莫伯骥藏书的最主要来源。只要有余资，他都不惜重金，倾巢而出购买书籍。 　　途径五：借书抄录。莫伯骥像历史上很多藏书家一样，不但乐于花钱买书，而且喜欢借书自抄。凡是无法得到的珍贵版本，他便问人借录，或请人精写、影写，或亲自动手抄写。他更特意雇佣抄书者数人，晒书童两三人。 　　宝藏乱世中归何方？ 　　乱世中藏书一夜被劫 　　莫伯骥的五十万卷藏书没遭祝融之祸毁坏，却遭战火之灾。无情的战火，把莫伯骥一生的珍宝毁于一旦。1937年，日寇轰击广州，莫伯骥举家移居香港，他所整理的一千四百多箱存书，在一夜间被劫掠，随身带走的书，仅仅只有四皮箱。对一个嗜书如命的藏书家而言，这犹如一刀直插心房相当致命，让莫伯骥既痛心疾首，却只能无奈地哀叹。 　　晚年身世凄凉悲苦 　　更为悲叹的是，大部分被劫掠的书籍，这让莫伯骥视为毕生的瑰宝之物，竟被作为废纸，流散在广州平洲等市集之地而出售。尽管之后命儿子或托友人叶恭绰等辗转从市集中回收书籍，但亦仅仅收回数十箱，绝大部分流失的藏书，不知去向。晚年莫伯骥流离失所，1941年，儿子莫培樾把借居在香港朋友家的莫伯骥接往澳门居住。不久，莫伯骥罹患脑疾，身体瘫痪，双眼失明，卧床不起。1958年，莫伯骥在澳门与世长辞，终年81岁。 　　解放后书籍何处安身？ 　　国家图书馆回收藏书 　　四十年代之后，莫伯骥收回的部分书籍，在其去世后多归于国家。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藏有三十余部莫氏旧藏，其中就包括莫伯骥视为镇库之宝的《孙可之集》十卷。另外，如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也藏有莫氏的遗存。 　　30万元卖出3000册书 　　说到国家图书馆回收莫伯骥的藏书，这里还有一段秘史。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曾回忆说，“60年代初，中国北京图书馆获知在日寇侵入广东时，莫天一先生有10万卷珍贵的藏书被带走，辗转流到澳门，于是就托我、何贤（现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了解此事，并有意收回藏书。” 　　“当时，莫天一之子莫培樾医生与我（马万祺）、柯麟（前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鸣医生等友善。于是我们就托吴鸣医生给莫培樾做思想工作，劝他要为莫先生的藏书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着想，把它们好好保存下来，千万不要流出国外。经过耐心说服，莫培樾最终以港币30万元，把3000本藏书卖给国家图书馆。此事进行得非常秘密，当时只有我（马万祺）、何贤、柯平（柯麟的弟弟）几位知悉内情。其时北京派来三人，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馆长，一位是历史教授，另一位是现当代的文史专家，岭南女诗人冼玉清教授。” 　　在3000本书中，有些已是孤本，据说几本书就已超过30万元的价值。宋本有几百本，大部分是明本，少数是清本。这些典籍确实是无价的珍品，如落入外国人手中，恐怕再高几十倍价钱也买不回来了。 　　广东藏书家 　　伍崇曜 　　南海人，以洋商买办起家，疏财好客，搜藏古籍，不吝巨资，以博采罕见版本为长，刻有《粤雅堂丛书》。 　　孔广陶 　　南海人，以盐商致富，广收珍籍，其藏书处名三十三万卷堂。宋元精椠，充盈其间。 　　潘仕诚 　　番禺人，以洋商贸易发迹，捐班作小京官，还乡经营别墅园林，斥资搜购善本孤本，校辑刻行《海山仙馆丛书》。 　　丁日昌 　　丰顺人，为同治年间大员，曾任江苏巡抚，搜集的宋元佳本亦有三四万卷，藏书处叫持静斋。 　　伦明 　　东莞人，主从教书，精通版本目录学，毕生立志续修《四库全书》，藏书亦有数百万卷。 　　本版专题由本报与中山图书馆联合编写，感谢东莞政协文史委员会、杨宝霖老师、罗焕好女士、卢汝祈先生对此文提供宝贵的资料意见 　　本版采写（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梁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