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下的国民幸福、大学民主化和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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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下的国民幸福、大学民主化和公共知识分子

访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兰州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宋圭武

宋圭武：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变量有哪些？幸福源泉的经济学分析怎样展开？
    大学民主化：诚信缺乏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校长推荐制”的尝试如何在制度选人和人选人之间兼顾诚信？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需要有一种失败的情结，就需要有一种圣人的境界”。这是可能的吗？

　　

　　价值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被西方视为“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国内有学者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您是否认可这一说法？ 中国要长远发展，未来应从哪些方面努力？

　　宋圭武：“中国模式”实质就是中国发展所体现出的独特性。提“中国模式”也是可以的，但关键是我们既要看到“中国模式”的优点，也要看到不足。目前，我们更要反思我们改革中的一些不足，要进一步加大政治和文化的改造力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成就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不足。反思中国发展，我认为，今后中国发展在战略上应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中国模式”才有可能做大做强。

　　一是在建设重点上要实现从物质方面到精神方面的转变。人的需求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也就是一个人既追求肉体的满足，也追求灵魂的解脱，单从物质方面是解决不了人的根本问题的，解决人的问题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着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精神世界的贫乏。所以，今后，国家发展应注重国人精神家园的建设，这是解决目前许多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如何加强精神建设，重点是要培育国民的感恩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理性意识，其中感恩意识、诚信意识、理性意识是最为关键的。社会发展离不开爱，而感恩意识是产生爱的基础。社会发展离不开秩序，而诚信意识是产生秩序的内在基础。另外，社会发展也需要科学指导，没有科学指导的发展是盲目的发展，而理性意识实质体现的就是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社会有了理性意识，社会发展就有了科学精神，社会发展就不是盲目的。另外，感恩意识、诚信意识、理性意识也是产生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重要基础。法治意识的灵魂是规则意识，而规则意识的基础就是诚信意识。另外，民主意识也离不开爱和理性以及诚信，否则，民主就是异化的，民主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和暴政。

　　二是在制度建设上要实现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变。改革开放30年，国家发展在政策层面整体上是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战略，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战略取得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但从长远看，在社会制度和政策层面，公平与效率实质是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国家的稳定。没有公平，效率就不是全局和整体的，而只是局部和个人的。目前，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国家健康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既有竞争起点方面的不公平，也有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方面的不公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这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影响了劳动者积极性的进一步提高。所以，解决不公平问题，应是以后制度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如何解决不公平问题，重点是要创新分配制度，限制过高收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的调节作用。要开征物业税、遗产税与奢侈品消费税等税种，提高资源税，拓展投资增值类税种。要在调整税收结构过程中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各类非法逃税行为。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根据《反垄断法》实施的客观需要，推进以放开市场准入为重点的体制改革。改革自然垄断行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科学规划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与收入增长速度。

　　三是在农村生产组织建设上要从注重家庭到注重合作的转变。农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前30年农村改革，充分调动了家庭的生产积极性，但来自家庭的生产优势毕竟是有限的，下一步农村发展，就需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就需要利用合作的优势。可以说，没有合作，就没有现代文明。中国农村要想实现真正的大发展，合作化是一种必然选择。在推进农村合作建设方面，重点应放在流通领域。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有效对接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加强流通领域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进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并最终推动生产领域的合作。另外，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推动合作的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

　　一 国民幸福的经济学视角

　　价值中国：茅于轼先生认为，人类发展指数HDI较之GDP，对中国当下更有现实意义。您是否认同茅先生的看法？您怎样看待不丹模式提出的“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宋圭武：我同意茅先生的看法，中国应当更注重科学发展，更注重以人为本。这里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否则，人类发展指数就只属于概念的范畴。

　　另外，经济增长是决定国民幸福的重要条件，但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是双向和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增长能提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从而将有利于提高这部分人的幸福水平。但相反的作用也存在。一是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来自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应当有一个递减的趋势，从而会有可能导致幸福度的提高比例小于收入提高的比例。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时来自非收入因素的边际效用会表现出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边际替代规律的作用。田国强等人的研究结果可能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时，这时来自收入水平提高的效用较大，而来自非收入水平因素改善的效用较小，所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对幸福水平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但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来自收入的边际效用将小于来自非收入因素的边际效用，这时增加收入水平对幸福水平的提高就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三是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能得到提高或较大提高，有些人的收入也有可能保持不变或减少。减少收入会减少一个人的幸福水平。收入没有提高或提高的幅度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其幸福水平也有可能会减少或不增加。

　　其次，经济增长通过就业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也是双向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结构的调整和产出的增加，这对促进一部分人就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从而也有利于提高这一部分人的幸福水平。但对一些夕阳产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若国家不能对这些产业的工人采取有效保障措施，这些人的失业将会降低国民的幸福水平。当然，失业者也有一种享受闲暇的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总体上是十分小的。一些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失业会对国民幸福产生重大影响。（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10页）克拉克和奥斯瓦德在针对英国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失业对福祉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因素，包括诸如离婚和分居等重要的消极因素。”克皮尔针对瑞士研究的结论也是：失业对福祉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消极效应。失业既减少了收入，也使人感到压抑和焦虑，从而导致自尊的丧失。所以，失业不仅会降低一个人来自收入方面的效用，而且也会降低一个人在非收入方面的效用。当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失业呈普遍化，并且人们对失业现象已习惯化，这时失业所产生的负作用可能会有所减轻。

　　第三，经济增长会影响到通货的稳定，从而会对国民幸福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会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即便产生影响，至多也是未预见的价格升高所产生的影响。但有关幸福方面的研究更多的结论是：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幸福水平有着明显的影响，不管它是预期的还是不可预期的。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通货膨胀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这里影响的程度也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程度。通货膨胀程度严重，其影响就严重；通货膨胀程度轻，其影响也轻。通货膨胀对社会运行产生的成本主要有：一是增加了消费者的“皮鞋费”或“往返银行费”；二是增加了生产者需不断改变价格的“菜单成本”；三是增大了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的预期成本和心理成本；四是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五是由于价格信息失真，增大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成本。这些成本的增加最终都会对国民幸福产生许多不利影响。

　　第四，经济增长会深化社会分工，而分工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分工的深化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提供给人们满足消费的产品会更多，这将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对国民幸福的增加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是分工增加了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二是分工深化增加了人们的学习成本。对一个社会而言，人力资源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分工的细化限制了这一流动性。为了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人们将不得不进行不断的学习，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分工增加了投资成本。四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商品会越来越丰裕，而商品丰裕会增加人们在选择方面的成本支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数量与品种的增加，这时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将会增大，从而人们选择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增加，这将直接增加人们选择的心理成本；还有，搜寻信息也需要比以前付出更多时间和货币等客观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商品数量与品种的增加，人们选择的机会成本会变大。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人们在选择某一行为时，所丧失的其它方面的机会。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较少时，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丧失的机会也较少；当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较多时，人们在消费某一商品时，所丧失的机会也较多。五是分工会增加人们的精神成本。分工造成了一种人格的片面化和机械化，从而增加了人的一种孤独感与枯燥感。六是分工对幸福水平的影响与分工的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分工还不发达时，这时分工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写道：在分工的不发达阶段，“分工带来的副作用还离我们太远，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和意识到这些副作用的存在。无论如何，只有在分工得到充分发展以后，这种副作用才会显现出来。”（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89页，三联书店2004年4月北京第1版）目前，社会分工已达到很高阶段，但仍在不断深化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正向作用部分抵消了分工深化所产生的负作用，从而使分工在总体收益上表现为正收益大于负收益，促使分工不断深化和发展。

　　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许多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共同决定了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程度。

　　首先，制度是影响国民幸福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是公平的制度体系对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会产生积极影响，不公平的制度体系对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消极影响。不公平的制度体系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会更多影响到一个人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民众具有广泛参与权的制度对国民幸福具有积极影响。有关研究证据显示，参与权指数对幸福具有一种统计显著性的积极影响。参与权指数每增加一单位，平均满意度就会增加0.11个单位，报告非常高的生活满意度的人数比例就会增加2.8个百分点。（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59页）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因为健全的保障制度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保障，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其次，文化也是影响国民幸福的一个重要变量。人既生产文化，文化也生产人。在某种意义上看，人就是一个行走的文化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环境，所以不同国家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幸福观。知足常乐的价值观是提高幸福度的积极因素，而无穷的贪欲只会导致更多的痛苦。另外，严重的平均主义心态与嫉妒心态也是幸福的天然杀手。

　　再次，人口比例的变化对国民幸福也会产生影响。一是不同年龄人口比例。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年龄与幸福之间是一个U型关系，也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中年人更幸福。此结论是否准确尚待进一步探讨，但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幸福观肯定是在变的。二是性别比例与种族比例构成。有关研究表明，人口中性别构成、种族构成都会对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高有一定影响。例如，有些经济学家研究幸福时发现，妇女所报告的幸福水平要比男人高一些；黑人不如白人幸福等等。三是疾病人口比例的变化。由于幸福与健康有紧密联系，所以，疾病人口比例的上升会直接导致国民幸福水平的下降。四是婚姻人口比例的变化。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群居动物”（social animal）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拥有朋友、伙伴、亲戚、以及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都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有所贡献。亲密关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具有了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亲密关系不仅一定程度满足了一个人的精神需求，也具有增加一个人物质收益的重要功能。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时间的实证研究与调查也显示，婚姻确实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如Diener等人的著作2000年）（参见S.弗雷等著《幸福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59页）。但存在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研究也表明，虽然单身男人和单身女人没有那些已婚夫妇幸福，但差距有缩小趋势，这可能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五是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变化。良好的教育背景未必就是幸福的保证，但良好的教育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与应付生活，因而可以提高满意度。

　　第四，环境因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既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心理健康。反之，则反之。

　　第五，社会转型因素。一是转型会导致秩序稀缺；二是转型会导致价值迷失。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人们的幸福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第六，个人因素。个人幸福不仅取决于外在条件，也取决于内在偏好。偏好既是实现幸福的阶梯，也是走向痛苦的门槛。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上述诸因素的合力。当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当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时，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

　　另外，国民幸福水平也会对经济增长及其它影响因素产生一定反作用。因为幸福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效率，从而也对经济增长有利。同时，幸福水平的提高，对婚姻的美满、身体的健康、社会的秩序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所以，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水平具有一定的双向互动性。一方面，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共同决定幸福水平；另一方面，国民幸福水平对经济增长等因素具有一定反作用。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提高国民幸福水平；同时，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条件。所以，提高国民幸福水平，不仅具有终极目的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手段意义。第一，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要对社会建设给予更多关注。目前，我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第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协同推进。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要更加关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制度建设要立足于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公平是基础，效率是主导。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公平与效率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第四，要适时适地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第五，要坚持科学发展，重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第六，以人为本，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第七，大力发展教育。第八，建立更加公开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第九，保持好社会的稳定。第十,立足于国民幸福度,积极构建和推广更加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二 大学民主化——从“钱学森之问”和“校长实名制”说起

　　价值中国：钱学森先生逝世后，“钱学森之问”再次引发社会热议，您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有没有自己的答案？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与方向在哪里？

　　宋圭武：对于钱学森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现已引起社会普通的深思。笔者认为，大学民主化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手段和突破口。下面谈谈我设计的一套方案。

　　（一）可 行 性

　　大学实行民主化的条件是具备的。在中国，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大学都是最有条件开展民主的地方。大学是实行民主积极性最高的地方。由于素质不同，大学实行民主选举应当比村民民主选举效果要好。大学应当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二）意   义

　　1．大学实行民主选举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稳定性和渐进性。由于大学处于体制的外围地带，所以，大学的变革不会对整个社会稳定造成大乱子，这也有利于国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调节和控制。

　　2．由于学术研究的特点，大学实行民主有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学术健康发展，有利于抑制学术腐败，也有利于释放知识分子的压抑心理。

　　3．大学实行民主，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主精神和意识，这将对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产生积极和长远的影响。

　　（三）具 体 办 法

　　1．正校长由学校职工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校长人选来源：首先是有关组织部门确定任职条件，然后是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想结合，国外的知名人士也可报名参加，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可确定3-4人进行竞选，最后由学校全体职工投票决定。

　　2．副校长不用参加选举，可由中央或教育部或省委直接任命，但若在具体工作中正校长不满意副校长的工作，正校长可提议由全校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议进行投票表决，若有三分之一以上教授不满意该副校长的工作，对该副校长可就地免职，由组织另行安排。

　　3．正校长由学校选举产生，而副校长由上级任命，有利于中央意志与学校意志的互相制约和相互平衡。

　　4．大学二级学院院长也要通过该学院教师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院长人选来源：首先有关部门确定任职条件，然后是自愿报名与组织推荐结合，在此基础上可确定4-5人进行竞选，最后由全院教师投票决定。

　　5．二级学院副院长可由本学校校长进行直接任命，但若在具体工作中，若正院长不满意副院长的工作，可提议由该院副教授以上的老师进行投票，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不同意票，对该副院长也可就地免职。

　　6．正院长由选举产生，而副院长由学校任命，也有利于学校意志与学院意志的制约和平衡。

　　7．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同时在学校中的具体管理中也要体现民主的特点，要对一些事项多进行协商和讨论，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

　　8．大学书记可直接由上级任命。书记主要起一个监督作用，日常工作可由校长全面负责，只要符合政策精神，书记就无权干涉校长具体工作。

　　9．二级学院书记由学校党委直接任命，其职责也主要是监督。

　　10．教育部主要任务将是制定全国教育发展规划并进行监督和检查。

　　11．为了稳妥起见，可在全国选2—3个大学进行民主选举的试点，然后根据情况可在全国推广。　

　　价值中国：您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民主问题，并认为大学民主化有利于推进学术研究和抑制学术腐败，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出现。您怎样看待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

　　宋圭武：讨论校长推荐制的好坏，深层次涉及的是在选拔人才中，人与制度谁最重要的问题。

　　选拔人才，是注重人选人，还是注重制度选人，各有利弊。制度选人体现了程序公正和过程公正，但未必结果公正；而人选人可以发挥人的灵活性进行调节，有利于实现结果公正。

　　但问题是在不同的人文背景和不同的人文素质下，注重制度选人还是注重人选人，最终效果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环境中，不管是制度选人，还是人选人，最终都会产生许多问题。由于缺乏诚信，社会的规则意识就差，制度就会被虚化，人们实际运行的就是潜规则。所以，最终效果是有制度与没有制度都是一样的。同时，由于缺乏诚信，良心就会成为社会的稀缺品，而良心是公正心的基础。所以，在良心成为稀缺品的前提下，公正心实现的几率就小，这时，人选人也会出现较大误差。

　　目前，诚信缺乏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国的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这一点。

　　校长推荐也有许多好处，但必须要防止不好情况的发生。建议：一是要将过程和有关环节全面公开。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公开有利于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优势，也有利于公正的实现。二是要健全纠错制度。若出现问题怎么办？校长既要享受权力，也要承担责任。建议应对出现问题校长建立严厉的处罚制度。这里处罚制度的执行也要公开化，要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的监督。

　　三 读书乃为养正气——我眼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价值中国：您多次撰文提到知识分子问题，请问您如何理解公共知识分子？

　　宋圭武：知识分子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发展离不开知识，所以社会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灵魂。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从事脑力工作的就算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

　　刘易斯·科塞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他声称，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艾尔曼重复了这一观点，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按照这种观点，一位学者未必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鲍曼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问题”。

　　古德纳相信意志自由是知识分子主要渴望的东西，声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意志形态的最深层的支柱，是他们对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自豪”。这就是说要像知识分子一样感觉和行动，至少需要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艾尔曼注意到，“一个人的脑力劳动越受外部力量、法规、常规、审查者等的控制，就越少感觉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雷吉斯·德布雷在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

　　西摩·李普塞特认为，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符号性法则，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

　　美国学者E.希尔斯称知识分子为“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的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

　　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知识性是知识分子的基础条件，没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称谓就失去了依托。创造性是本质条件。没有创造性，知识分子就是知识的存储器，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灵魂。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主要功能的一种外在体现。在三个特征中，创造性是最具核心的特征。因为批判性本质来自创造性，同时，创造性也是知识性的直接和间接目的。另外，没有创造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关键价值。

　　知识分子是天然的焦虑体

　　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焦虑的。首先是与权力的冲突。知识分子与权力，二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牵挂，既互相对抗，又互相暧昧。在牵挂中，权力让知识分子产生向往；在排斥中，权力让知识分子产生焦虑。其次是与财富的冲突。知识与财富，二者既互相分离，又互相需要，既互相争扯，又互相支持。在支持中，财富让知识分子幸福；在争扯中，财富让知识分子产生痛苦和焦虑。再次是与知识的冲突。除了权力与财富，知识本身也会成为知识分子焦虑的一个根源。知识分子与知识，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知识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对象，知识分子离不开知识。没有知识，知识分子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知识对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压迫。知识分子为了达到目的，往往需要与知识进行艰苦对抗。

　　知识分子也是天然的殉道者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知识分子是天然的“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灵魂，灵魂总是要承受肉体的折磨。同时，灵魂经过地狱的磨难，也有利于社会的拯救。

　　知识分子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类盗取智慧之火，而自己注定要承受无尽的惩罚和痛苦。

　　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应当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知识分子通过追求普适性和拒绝特殊论，在塑造自己。

　　知识分子追求普适性的特征决定了知识分子是世界主义者，从而知识分子就有可能遭遇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质疑和诘难。

　　不管个人性格如何，创造性总是迫使知识分子要不断挑战当代的观念和传统。

　　知识分子解放的路径有两条：外在的路径和内在的路径。

　　外在的路径是社会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应体现公平、自由和爱的原则。公平可减少焦虑感，自由可催生创造性，而爱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发展境界。

　　内在的路径是自我的解放。

　　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从权力、财富的束缚和压迫中解脱出来。

　　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离不开改造自己。知识分子若不首先改造自己，就没有能力承担起改造社会的任务。

　　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交织作用，注定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命运将更为艰难和曲折。

　　首先，官本位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的一个主要外在因素。官本位观念与知识分子本性是水火不相容的。知识分子追求平等、自由和批判；而官本位要求等级、禁锢和服从。在官本位体制下，人才要想有为，就只有做皇帝的棺材，去为死亡粉饰太平；否则，你就是朽木。

　　其次，民众的冷漠和自私也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命运艰难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由于知识分子的贡献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所以在一个公共意识淡薄，只注重个人利益交往的环境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被误解或被嘲弄的对象，不是被人认为是疯子就是被人认为是傻子，其行为往往是孤独而缺乏响应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鲜血就只能为麻木民众提供做“人血馒头”的材料。

　　再次，知识分子自身的农民性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的一个内在因素。如缺乏诚信、告密、奴才意识、注重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没有超越界的向往、注重拉关系讲血缘等特性，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所体现。这些特性也导致了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折磨。

　　所以，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将受到三方面的压迫：一是要忍受官本位的打压；二是要忍受民众的误解；三是要忍受假知识分子的排挤。

　　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需要有一种失败的情结，就需要有一种圣人的境界。读书乃为养正气,位卑未敢忘国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写道：“不惧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我宁肯忍受痛苦，也不愿受人奴役。”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庄子云：“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真正的圣人。


　　「记者：丁荪」
　　 200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