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

教师之友网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

杨海平

中日甲午海战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由于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开始幡然醒悟，１８９６年１月强学会在上海成立，同年１月１２日《强学报》创刊，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风起云涌，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这些媒体、团体继承了“文人论政”的传统，开始大规模的议论时政，参与变革，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来，市民社会涉及到的是有关市场交易的私人事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活动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而公共领域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事务，在其中活动的，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公众。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产阶级的市民们，日益感到有介入公共事务的需要，遂作为公众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报纸等公共空间，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由此形成体制化的公共领域”。①而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形成，由于自身历史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②“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只是狭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这样，当他们参与公共领域，从事公众舆论的时候，更多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公众意识，倒不如说是精英意识。梁启超写过一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短文，论述了精英豪杰与公众舆论的关系。在他看来，舆论不过是常人之见而已，未必是公共利益之所在。而英雄豪杰贵在能发现常人所不及者，善于领导舆论。‘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在这里，梁启超所继承的，是王阳明以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精英传统，区别在于，王阳明相信致良知的道德感召，而梁启超则发现了领导舆论这一个更有力的改造社会的方式”，③这也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即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 一、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传统与实践模式 张载（北宋著名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关学”创始人、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之一）曾经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来概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实践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以及勇于承担振衰起弊的文化责任、向往乐观清正社会的美好情怀，这些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切表达。 然而，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在实践“以天下为己任”抱负的路径选择上却长时期偏离了自身的资源定位，即没有立足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而是将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进而转化为一种政治资源，进而直接投身政坛，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以政治活动实现人文关怀，在这里，知识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被人文化，知识被政治化，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这是一种十分务实的选择，在这条路径上也曾经行走着中国历史上众多知识分子出身的杰出政治家，如王安石、苏东坡等，他们既是知识精英又是政治精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选择无疑也会消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们长期与当政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权力和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即使在对权力和政治进行批评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儒家知识分子在实践上总是以对政治提出批评为自己的道德责任，但在对当下的政治现实进行批评时，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责任伦理，使得儒家知识分子更多关注的是文化的发展、道德风教，即更多的是站在政治之内而不是站在政治之外来批评政治，更不用说站在现行政治的对立面，从质疑其合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开展批评，对最高统治者的批评更是被视为大逆不道，讳莫如深，加之一直遵循着的“君子群而不党”传统，这种批评即使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公共领域的形成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痛苦转变过程中，却超越其他社会阶层，开中国政党政治之先河，从“君子群而不党”传统的捍卫者到现代政党政治的先行者，从温和的改良者到激进的革命者，特别是从现存政治体制的维护者到公共领域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怀疑者和批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就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激进化与组织化。１９１５年废除科举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通向政治权力中心的道路被切断，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无根”群体，政治上日益边缘化，这使得他们处于一种持续的激进化过程中，从言论的激进到行动的激进，而新式学堂、报刊出版业等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的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日益失去自由漂移的性质，成为“有根阶级”，最终完成了从士大夫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实现组织化，最终拿起政党这个武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驱动力，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出数量可观的政治精英。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不仅要致力于以专业工作服务社会，同时还时时关注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而且这种关注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而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讨论，也曾经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结论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事业安身立命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实际参与。④近代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演变为公共领域的主导者和主要的参与者，成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现代知识分子，除上述种种客观原因之外，最终的驱动力还应该从这个群体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资源和文化传统之中去寻找。 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把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如愿以偿，所以他们天然具有潜在的公共性，一旦有机会，这种公共性就会表现出来。由于他们所面临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这些意见也只是在官僚士绅内部循环，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纵观中国历史，也不乏士大夫因冒死直谏而惨遭屠戮的例子，那么，支撑他们这种“公共性”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最先提出的“士志于道”，用曾参的话说，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正是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塑造和支撑着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公共品格”。 那么，这里的“道”又是指什么呢？“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⑤“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⑥“天下事皆所当言，上为朝廷，下为苍生”，⑦“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⑧“公议所在，系国家元气，系天下治乱”。⑨他们已经把“公共之理”的讨论，特别是关系到朝廷和天下苍生的政治问题的公共讨论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重要领域。因此，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尤其是参与政治的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列文森认为，“中国官僚不是保持其与王权的一定距离（或它与王权的紧张关系），而是以官员的身份为王权服务，以儒家的身份为社会思考。无论在事实界还是精神界，他们从来都没有陷入毫不起作用的境地”。⑩ 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是以“忧国忧民”为其基本特色的。《宋元学案》中记述范仲淹“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尝自诵其志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輥?輯?訛等等，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为己任”已经成为深入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精神追求，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这种精神的影响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很难以遗忘对公共事物的关切来谋求个人的专业发展，也不会使这种精神的体现仅限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輥?輰?訛而这种忧国忧民之情和“对公共事物的关切”，在适当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就必然对现实政治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进而通过各种言论表达出来，形成公共舆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士大夫知识分子从过去的悠闲生活中猛然惊醒，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推动了报纸、新式学堂、学会等的繁荣，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因此，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发起者、参与者从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 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传统与近代公共领域的精英主义情怀 作为建设者和主要参与者，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承的精英意识传统在构建公共领域的时候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也使得中国近代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充溢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情怀。 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境界开始，到《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话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宏大抱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达，其中所张扬的也有一种以道德者或者说贤者、仁者自居的精英意识，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贤人情结，即把自我设定为道德高位者，设定为与平民大众不同的人，以此来表明“我”作为知识分子（先知先觉者）的精英意识。 秉承这样的传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兴办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的时候，也多是以传播知识、启蒙民众，制造舆论、发动群众等为宗旨，追根溯源，也是因为精英意识使然。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宣布报馆的两大天职在于：“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内而为其向导者”。这表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然在观念上产生了国民意识或公众意识，但在从事公众舆论的时候，仍然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精英主义情怀，将自己看作是拥有某种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坚持不懈，便可以领导舆论，改变风气，这也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必定是精英知识分子主导型的。 四、中国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几个特征 上面论述的只是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公共领域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资源，具体来说，这样一个群体的形成则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后的事情。随着出国留学的大量增加以及新式学堂的陆续兴办，通过这些途径培养出来的，是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有学者称之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这样几个其前辈不可能有的优点： １、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中国所处的地位有比较清醒明晰的认识，对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危机有切身感受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欧榘甲、麦孟华、章太炎、秦力山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先后流亡日本，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 ２、不同程度接受了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教育，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一定的了解，陶醉于自由、民主、宪法、政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概念，对国家未来的设计有了更加清晰的参照物和奋斗目标，那是旧式士大夫从来没有梦想过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方案。梁启超等人创办《清议报》后，大量介绍和宣传了孟德斯鸠、霍布士、斯宾诺沙、伯伦知理、加富尔、克伦威尔、俾斯麦等人的思想或生平，特别是日本的政治学说，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念 因接受近代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而渐具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念，更因为经济上的独立，他们成为不依附任何势力而存在的、拥有私产的“私人”。不仅如此，在理论上他们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人权的本质是人的独立精神，也就是“卓然自主，不隶属于人”，人权是“天下间至贵至宝而不可缺之要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得之方可顶立于天地，失之则不得齿算于宇宙”，“国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独立之精神”，?輥?輱?訛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病灶——奴隶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国民奴隶性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压迫的结果。理论上的自觉、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使知识分子彻底摆脱了传统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交往关系，这种独立、平等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不可或缺。 ４、以城市为主要的活动舞台 对传播学有奠基之功的加拿大学者因尼斯（Ｈａｒｏｌｄ Ｉｎｎｉｓ）在其传播媒介理论中把社会划分为时间倾向性社会与空间倾向性社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时间意味着神圣的、道德的、历史的；空间则是现在，是未来的，是技术的、世俗的，在中国，时间倾向性社会就是古代农业社会，空间倾向性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形态。当１８４０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时间倾向性社会的宁静封闭之后，现代西方社会的传媒报纸、杂志、火车、电报、飞机……等出现在中国，空间倾向性社会渐渐代替了时间倾向性社会。而近代中国救亡的重要背景使得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空间倾向性社会的到来持欢迎的态度。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大都出则入仕，居则为绅，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如不外出做官则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很少，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保守性，反对变革，抵制西学；二是分散性，他们彼此分散、孤立、缺乏区域性、全国性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这个本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重要推动力量的社会精英群体，却因为这种分散、孤立的状况使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三是地缘性和家族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和近代工商城市的兴起，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断了进身之路，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谋求发展，他们纷纷走出闭塞的农村，来到城市，有的甚至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熏陶，学习先进适用的知识和技术，而在完成学业以后，由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大大优越于农村，他们大多不愿回去而留在了城市，逐步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城市化。 由于具有上述四个方面的优势或特点，近代知识分子就能够在城市的空间社会中聚集在一起，以城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展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如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空间，以洋务为职业，虽然当时相对仍然沉醉于科举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备受歧视和排斥，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近代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渐渐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重要职业，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依托的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到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凭借着城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构建公共舆论的权威话语，成为公共领域的中坚人物。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２００２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③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④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和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页，第２３页。 ⑤《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诸儒学案下二》。 ⑥《明儒学案》卷十五。 ⑦《明儒学案》卷九。 ⑧《明儒学案》卷二十五薛方山记述。 ⑨《明儒学案》卷五十三《诸儒学案下一》。 ⑩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０页。 《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 冯自强：《独立说》，《清议报全编》卷１，第１２０－１２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