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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曾在《随笔》上读过散文家王开岭的随笔——“独立进款”与生命自治,难以言说我当时的阅读感受,只觉得那种饱蘸理性的深邃思考、悲怆的韵致、峭拔的姿态和锋利的文笔,令我在混沌中挣扎的灵魂懔然惊醒,久久肃立,从此,我成了他的“粉丝”和文章的拥戴者。
遗憾的是,我手头上从没有一本他的书,没有一点关于他的介绍,直到两天前,我才借得他的新书《精神自治》。昨夜,我靠在床上,准备读几篇后,美美地睡上一觉,没有想到,只翻阅了一篇,就再也不能入眠,我的身心再次被他文字中那罕见的清醒和坚硬的精神骨骼“啄”得生疼,整个人也仿佛被一股厚重的气流“冲”到了无人的荒岛,除了漂泊,还是漂泊,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王开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遭遇,其实,这个遭遇并不是他讲述的,而是1999年《信息时报》上一篇真实的人物通讯,只是许多人看后就忘了,只有王开岭记住了他,记住了一个卑微地近乎蝼蚁的生命。
通讯的题目叫《迟到十七年的判决》。1963年,一个学石油炼制的青年周永臣不辞万里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因莫须有的“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备受精神摧残的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拣破烂生涯。
“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乞盼着早日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文书复印件。周永臣颤抖着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又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竟然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19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残酷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这是一个中国真实版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它比小说更催人泪下,读完这则报道王开岭掩面长泣,这哪里是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为什么有人的生命可以“大”到“万寿无疆”“重比泰山”、有的人的生命却“小”至“轻若鸿毛”“汰如粪土”?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又在九十年代不得不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被贸然“松绑”后的顿释间却魂飞魄散?
我的心随着王开岭文中的一个个问号和感叹号而久久地被撕扯着、疼痛着,王开岭在拷问着这个国家的良心,拷问作为生命个体的尊严、利益、价值、权利、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在拷问人性:一个生命被轻蔑和遗忘到如此卑贱而不起眼的地步,这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同等的生命,它没有高低贵贱,它不是某种体制的工具,不是小数点,不是镙丝钉,更不是粪土。当有人把我们当成粪土时,人啊,你为何不抗争?你为何不选择有尊严的活着?这是一个伟大而残酷的命题,这是一个需要用鲜血来捍卫的命题,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这句话我们说起来是这样的容易,可是,履行起来却是那样艰难,想想看,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十七年都能被这样“虚空”了,还有什么不能“虚空”的?还有什么不敢扼杀?
王开岭是有力量的,可以说,他的一篇随感就胜过当下出版的小说无数;王开岭是清醒的,他的清醒在于他看到了这个世界背面的无耻与狰狞,看到了伪现代化的“狼烟”,好在残酷的现实已让我们个体的生命开始觉醒,全国上下维权声此起彼伏,总有一天,那些麻木的灵魂会被那一声声悲怆的呐喊和嘹亮的号角催醒,并深深觉悟到:只有我们个体的生命得到民主了,我们的国家才有真正的民主,只有我们个体的生命有人格了,我们的国家才有真正的国格。
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但就像国外一位二十世纪人道主义作家说的那样:“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乞丐们换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改变被鞭打的命运,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贫穷和苦痛依旧,我们的梦魇和耻辱依旧,但愿我们的子孙不再发生周永臣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有“下岗”和饥馑,真正从无止尽的劳作中走出来,从专制的铁丝网里走出来,走到郁葱的田园里,在辽阔自由的蓝天下歌唱。
思想者王开岭期待着,作为他的超级“粉丝”,草根阶层的我也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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