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0后”作家现状调查

管季超0712

来源：2009年12月10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以年代划分作家，不是多么聪明的做法，但将作家群体划分为“60后”、“70后”、“80后”，至今已相沿成习，且由此生发出不少话题和讨论。人们常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与“60后”以先锋文学大放异彩、“80后”以市场化写作扬名立万相比，“处于时代夹缝”中的“70后”却显得颇为沉寂，其影响力与前后两代人都不能相比。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由于“70后”自身的不争气？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坛的代际现象？在此，我们采访若干“70后”作家，并约请几位专家就上述问题做了一些讨论。
    到2010年，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将陆续走向“四十不惑”的年纪。而当下文坛，放眼望去，仍是余华、苏童等“60后”作家的天下，“70后”作家自出道之日起，就由几位“美女作家”的命运多舛，走入不尴不尬的境地，而立之年似乎尚未来得及真正立起，已被有市场、擅包装的“80后”作家迅速抢占风头，眼看“90后”也循序出道，“70后”作家是何心态？记者采访了部分“70后”作家，了解他们或疾或徐的创作状态，也聆听他们自身创作的反思。还有太多优秀的不可替代的“70后”作家，不能一一列举。其实都无关紧要。时间自会证明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
   当前创作：有人沉寂有人忙
    魏微加入广东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一晃已经五年。除了偶尔参加个颁奖或者作品研讨会，魏微的生活低调单纯且平静，“淡到近乎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她在读书中得到的乐趣，远远超过写作。她说：“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有喷薄期，也有低潮期。我读书能读得昏天黑地，因为这里头有乐趣，我现在从写作里得不到乐趣。”
    和魏微的情况相似，最近刚刚加入上海作家俱乐部的戴来，这几年也写得很少，更多的时间是在读书，美其名曰为“沉淀”。
    《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徐则臣近年来创作渐趋稳定，他用“越写越慢，但基本上也是越写越有底”来概括自己当前的创作状态。刚刚写完一篇长一点的小说，徐则臣尚在断断续续修改之中，他总觉得还差点什么东西，所以一直没改完。他说，自己一直在困惑：“我在想如何在小说里打破故事整一性的传统叙述模式，如何解决传统叙事和现代意蕴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同样成名于网络的慕容雪村，因《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夜间走红。“如果问我想在小说中表达什么，我想写对人性、对生活的质疑。”慕容雪村最近推出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描写了一个心狠手辣的中年律师，被《收获》杂志编辑叶开称赞为是小说江湖的世外高手，“他的叙事直入人性深处，在金钱与爱情的炼狱中，窥见坚实的真情实感。”目前，慕容雪村正在写长篇《骗子世家》。他说把目光放在一群骗子身上，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为此写得神魂颠倒、昼夜颠倒。
    如果说《活成你自己》、《天雷》和《夜奴》的写作是水到渠成的自然，那么现在的刘晓刚，开始有了一种恐惧感。身为北京某公司老总的刘晓刚，创作也如日中天。眼下写作中的《七天》，以自己熟悉并热爱的围棋为纽带，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生活背景、对艺术不同解读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看“70后”：两头不靠也是优势
    在徐则臣看来，“70后”作家的写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惨”，“如果你看文学杂志，会发现他们还是当下中短篇小说的主力军。我不知道影响文坛的指标是作家的名声还是作品的质量，要按质量，我觉得‘70后’足可以信赖。我想随着年龄、阅历和写作心得的进一步积累，‘70后’中终会有一批作家成功跳脱出来，能在生活和超越之间拿捏好一个分寸，写出好东西来。”
    “70后”作家们在文坛闯荡多年，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在魏微看来也仍然是成长中尚未定型的作家。她表示很认可“80后”作家们，因为“我看他们也不都是市场化运作，这其中也有写得很好的，我在《山花》、《青年文学》、《天涯》上看过几篇‘80后’的小说，作者的名字忘了，文章写得很漂亮，只是这样的文章媒体不会去关注。还有我在网上也看过韩寒他们的访谈和言论什么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多坦荡的一代人啊，有锐气，敢承担，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一定要作比较的话，先不说写作，我认为‘80后’是比我们更健康的一代人，更自由，也更有责任感。”魏微说，他们这一代或多或少是有点问题的，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成长过程中扭曲了，人不是很舒展。
    戴来倒觉得，“70后”曾经热闹过，现在轮到“80后”了，他们获得了更多来自于市场的关注。这是自然的规律，一茬一茬的，也有点像娱乐界，新鲜的，年轻的总会不断地冒出来。与此同时，“70后”也还在写，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们看取世界的眼光逐渐成熟，有些个有文学理想和职业精神的写作者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与‘60后’比，‘70后’可能历史感少了些，但传统的包袱也少了，传统很伟大，但传统的力量过大，也会压死人，你可能永远都逃不脱历史、传统等等的五指山，这么看，‘70后’更自由一些。”徐则臣表示，两头不靠是“70后”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与“80后”比，“70后”某一部分小脑不发达，市场意识跟不上，对文学而言不是坏事，少了喧嚣和浮躁，可以沉下来认真读书、思考、写作，宁静以致远。
    作家更多是要面向自己，而不是跟他人攀比。慕容雪村说，从来就没有一个“70后”作家俱乐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老一辈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可是能称得上大师的也没几个，我至少还读过几本经典，不会盲目自卑。“写作本来就不是什么功利的事，淡定从容不为俗世折腰慢慢写自己的就可以了。”慕容雪村说，他和马原、陈村、何立伟等前辈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没感觉有什么不可逾越的代沟；和更年小的写作者也是相见甚欢。他说，弗洛伊德和评论家喜欢从人的成长背景和年代来分析人的性格，甚不靠谱。我们生于文革中，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见识了中国变化最大的三十年，可这不能说明什么。“就我个人而言，没错，我是有很多问题，可我也有我的优点，对此我有自信。我不会盲目崇拜谁，也不会妄自尊大，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幸运，我从不抱怨这个。”
    “除了踏实写作，别的不用太介意”
    面对一茬又一茬的新旧作家来来往往，徐则臣的内心平静坚定，那就是“关键是做自己”。文学在发展，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达的方式和途径必然也不同，除了在写作的优良传统和文学精神上需要向前辈看齐，在对新事物、新世界的理解上需要参照后来者，“我以为‘70后’该做的就是一意孤行，寻找属于自己这代人的最真实的世界和人心的可能性图景，寻找最合宜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文学不是权宜之计。一代人的文学要想有大的发展，只能向前走，以进攻的姿态”。
    在别人眼里正处于创作高峰的慕容雪村，依然满心的焦虑：“我有时会想：都35岁了，还一事无成，天天混吃等死，这混到哪天是个头儿啊。至于写作，它只是我的工作，不能说明别的什么。每一代都会有几个作家留下来，成为经典，成为大师，更多的随时光而逝，寂寂无名。”他说，自己看得很清晰：我们大多数人都将属于被遗忘的一群，对此要有足够的平常心。不是谁都可以被上帝踩中脑袋的。“我以写作为生，所以要尽量写好，至于其他的，我管不着，也不想管。”
    刘晓刚说，自己写了十年，听到最多的话，是“你为什么不加入作家协会”。他说，在“圈子内”的一些“70后”作家，因为有稳定的制度和稳定的收入可以安心创作，但是这些恰恰可能成为消磨意志的东西，让人很难离开这个圈子；另有一些“70后”作家，因为还没有成名，单纯靠写作无法解决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写作；还有一些人，只有无休止的欲望，热衷于商业化运作……这种种的状况，怎么能出好作家？刘晓刚说，贾平凹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陕南的山村，陈忠实在土院里一边养鸡，一边写《白鹿原》，写了6年。他们是像福克纳一样在打一口深井，今天的作家，还能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么？“‘60后’作家的沉静和反思还能让他们沉浸在精神的追求与自我的诘问中，但是‘70后’作家‘80后’作家，反省一下，他们还能沉浸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么？”
    “除了踏实写作，别的不用太介意。对于写作者来说，就像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把庄稼种好才是他的本分。其他的，管不了，也没能力管。”戴来的话，有些宿命，却是真理。（记者　舒晋瑜）
  

白烨：“70后写作”的三个特点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青年作家，大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这时的中国文坛，面临着市场化的兴盛、新媒体的兴起等构成的冲击，而在文学写作领域，在刚刚露头的“70年代人”前面，有前几代作家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和广泛影响，而在他们的后面，又有以“80后”为主的青春写手协同市场炒作构成的强势追逼，这使他们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巨大压力。但“70年代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他们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在压力中默默进取，以自身的努力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了地位，并逐渐显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优势来。

    “70年代写作”是一个异常丰繁的创作群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卓具个性的，但从他们表现出来的个性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从而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共同性特点作出一些评估。
    一是看取生活时带有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他们普遍走向个人化的艺术视角中，那种平民的色彩和市民的意味也相当明显。被他们写入作品的描写对象，常常很难确定其身份，有时是求学者，有时是小文人，有时是都市白领，有时是无业游民。这样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大量进入作品，使得他们笔下的生活充满了流动性、鲜活性，乃至市民性、民间性。我觉得这种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满含个性体验的同时，给文学带来了时代与社会的新生面，以及他们对这种新生面的新观察、新感知。
    二是由清醒与怀疑的多重因素混合而成的冷峻叙事。在“70后”作家那里，生活不仅是不浪漫的，而且是不规整的。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所经验的生活、所产生的疑惑，因而，一般不盲目地歌颂什么，不抽象地畅想什么，只是冷峻异常地描写他们看到的和感到的。因此，他们所描绘的生活现状之无奈，常常真实得让人尴尬；他们所表现的人物心境之无告，常常真切得让人惊异。像丁天、冯唐的“成长”题旨小说，戴来、盛可以的“都市闲人”小说，都在描写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物方面，具有一种如“外科医生”做外科手术一样的冷峻和不露声色。这样的写作，即使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来看，也当属于严谨、严苛的一派，显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表现上更为清醒，也更为冷静。少了“宏大”，但添了“冷峻”，这是“70年代写作”的又一个特点所在。
    第三，把游戏性的因素带入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给文学减负增趣的作用。在“70年代写作”中，游戏性已成为一个普遍性因素。他们重“意思”，更甚于重“意义”；“好玩”、“有趣”既是他们生活中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写作时的出发点。在这种写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了“庄严”的方式、但依然有效又有力的文学旨趣，它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也增进了写作的可能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