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思”，而是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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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思”，而是不“构” ――论“构思”和“非构思”之区别 彭 微[①]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 摘要： “非构思写作学”概念提出后，在写作学学科内部和其他学科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以“非构思写作学”为理论支撑的写作实践教学也有所收获，同时也有人质疑“非构思”写作学的规律性和可操作性。评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角度，一是积极阐释“非构思”的哲学意义，二是从古典文论和中国古典写作理论出发来搜寻“非构思”的民族之根，三是以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常用的社会历史角度和写作者的写作处境和立场探讨“非构思写作学”。但是这样来考察写作学，把已经具体描述了写作行为的写作理论又拉回到外在制约的层面来分析，这就不可避免的把描述写作“行为”的写作学简单地用做了其文学观点的注脚。本文从写作学的角度出发，在对 “构思”的概念和定义进行清理的基础上，从概念、原理、境界、哲思几个方面讨论“构思”和“非构思”的区别。 关键词：构思 非构思 思维操作模型 生长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是中国写作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构思主义写作学理论最为发达、繁荣的时期，这一点，已经得到写作学界的公认。在这二十年间，构思论写作学（尽管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形态）从提出“以‘写’为研究中心”，到形成具有独立的理论品质和内涵的“双重转换”、“三级飞跃”、“三重转化”的写作行为运行模式，到确立比较完整的过程论、动力论、主体论、人本论、文化论写作学，一步步走向发展的高峰。而在这繁荣的背后，另外一股潮流也在孕育和涌动着：从对写作行为的非线性、非稳态、非理性等复杂性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到复杂性背后的规律、秩序、原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部分的回答，并走向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的整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年一直在写作学这块略有荒凉而从不曾沉寂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马正平教授在2001年全国写作学第11次学术年会上提出“非构思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重要概念，之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2002年第2期和第3期连续刊登了洋洋四万字的宣言《非构思写作学宣言》（上、下），后来马正平教授又把他的学术主张贯彻到他主编并在2002年10月出版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之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思想不仅在写作学学科内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他学科也不断有研究者发表了他们对这一思想的评价与诠释，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一些教育培训公司，以“非构思写作学”为理论支撑，开办一些短期或快速的写作培训班，进行非构思写作实践教学。如大连爱信诚公司开设的快速写作课程就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可和赞赏。同时，也有人质疑这种“非构思”写作的规律性和可操作性。 评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角度，一是积极阐释“非构思”的哲学意义，谈论其对后现代文化的吸纳和它所昭示的消解预设、消解结构、崇尚随机、崇尚自由创造和自由意志，不为一切固定、限定的框框所约束的后现代精神和后现代品质，如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徐妍的《在颠覆中建构--马正平<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革命性意义》等。二是从古典文论和中国古典写作理论出发来搜寻“非构思”的民族之根，揭示它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精神的超越和对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回归、超越和升华，如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万德凯的《原道心以敷章――中国古代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和前文提到的徐妍的《面对本土，平视他者，独立言说――评马正平主编<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的学术立场》等。三是以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常用的社会历史角度和写作者的写作处境和立场探讨“非构思写作学”，提出构思写作与非构思写作的差异，用“非构思”观点来论证其文学观点，如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张雅秋的《走向真实和开放的写作――关于<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意义》等。还有就是从写作学的角度出发来论证和阐释非构思写作学的原创性和科学性，对其做出或热情或冷静的评价。如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龚盖雄的《21世纪中国写作学原创理论与知识分子使命――与马正平对话，或其著作学术价值的哲学意义与未来启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於可训教授的《写作学研究的革命性尝试――“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教材读后》等等。综观这些阐述和评论，欣喜于人们的回应，却发现这些评论中好像缺少什么东西，“非构思写作学”的第一个读者，多年来一直潜心学习中外写作理论、关注马正平的研究的他的弟子杨元林这样评价道：“大都是一种惊喜的陶醉，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在人们欢呼雀跃的情绪下，更多的钟情于对非构思历史意义、历史渊源、观念价值的追述和架空，很少有人认真领会其内核与实体，更没有在实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恰中肯綮的对话，从而创生出新的智慧火花，促使我们对写作认识的继续深入。喧哗热闹的表情中遮不住透彻肌骨的冷漠。表面的积极回应，却正在竭力掩藏和遮蔽非构思的核心要义和真正价值。”这番话说得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非构思写作学虽则是走在写作学界的最前沿，开拓了写作学研究的崭新境界，但并非完全成熟，毫无局限，我们更应该从结合写作行为的特点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度研究和考察，逼近它的真实，逼近写作活动与写作行为的真实。 既然“非构思写作学”被称为“非”，可见它建立在对“构思”的解构和颠覆上，《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已经对“构思论写作学”的来龙去脉作了作了交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构思论”作出了批判。但是多年来构思论写作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对“构思”一词的认识也存在着分歧，因此有必要对“构思”和“构思论写作学”进行一些清理。马正平在《宣言》中写道：“在写作学、文艺学、美学理论中，“构思”有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含义：泛义的“构思”是指整个写作行为过程中的一切思考性行为，这样，就和写作思维的含义相近；广义的“构思”则指立意、选材、结构等思考行为，即设想、构想之思。但广义“构思”无法显示“立意”与“选材”“结构”之间的思维区别性；狭义的“构思”是专指“立意”之后，行为之前对材料的选择及其对材料的结构安排、谋篇布局、编写提纲、即对作品内容的“结构”之思，定格之思。本文所用的“构思”是指狭义而言。”实际上，正因为构思有多重含义，在“非构思”提出之前，不论是作家、学者、写作学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写作者，对“构思”的认识都是含混而多层次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不同的场合用到“构思”这个词，其意义可能是不同的，可能包含着非构思的意思和思想，只是他们自己可能还未认识到。当人们带着这种含混的“构思”观念来接受“非构思”概念时，又可能对“非构思”思想产生误解和抵触。有一本写作心理学著作中，有一段提到托尔斯泰写《复活》的经历：当他1887年6月听到友人讲述女犯人罗萨丽亚·澳尼的奇特经历时，马上就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感到“一切都清楚而且妙极了”，照它原样写下来就行。他很快写下初稿，但却失败了。他发现那个传奇故事激起的感情冲动蒙混了他，不得不推倒重新构思。1889年1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柯尼的故事的外表形式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应该从开庭写起。这就便于暴露司法机关的伪善以及表现他的正义要求。”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进展。1895年11月5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散步时我很清楚地理解到，为什么我的小说《复活》没有走上正路，开头就是虚伪的，这一点，在构思描写儿童的故事《谁是对的》当儿，我理解到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开始写起，他们是主体，是正面人物，而别的东西是影子，是反面的东西，关于《复活》也是如此。应当从她开始，想马上动笔。”他兴致勃勃地写了一段时间，又搁下了。他在日记中总结说“柯尼的故事不是产生在我自己的心里，因此显得棘手。”又经过两年的酝酿，他对自己构思的聂赫留朵夫决定要娶卡秋莎的情节，仍然不满，感到难以下笔。在1897年的1月5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一切都是虚假、杜撰、拙劣”，“很难修改已经写坏了的东西。要修改就必须：描写他和她的感情和生活。对她――肯定而严肃，对他――否定而嘲笑。看来我未必会完成这本书。一切都已经弄得很糟。”直到1898年下半年，经过11年反复的修改与构思，托尔斯泰重写《复活》，才最后完成了这一部巨著。这里，构思的使用就是广义和狭义的含义夹杂在一起的，令人难于分辨。 那么非构思写作学是如何定义和看待“构思”和“构思论写作学”的呢？，第一，它将矛头所指向的“构思”限定为狭义构思，而且是定格之思，即将文章的内容进行结构化的预先选择、组合、安排、布局，并把定格下来的结果凝固和物化。对于大型作品的写作来说，可以对人物关系、情节线索等作一些准备性思考，如果不是对作品的内容的凝固化、定格性的组织，就不能说是“构思”,而可以说是一种思维的热身准备，可以用“神思”、“运思”或“生思”这样的概念来突出思维过程中时间性的生长，而非“构思”所突出的空间性的设计、构造、组装。广义的“构思”指的是立意、选材、结构等思考行为，侧重于“思”而不是“构”，故并不在“非构思”的批判之列，然而广义的构思无法显示立意与选材、结构之间的思维区别性，严格说来也是站不住脚的。回顾构思论写作学确立和发展的过程，西塞罗和昆体良那里确立西方构思论写作学的基本框架，别林斯基确定从“灵感”到“构思”到“传达”的创作过程的假想。此后，这一假想就深深影响了前苏联以及当代的文学理论和写作学研究者。科瓦廖夫把文学创作过程概括为两重转换的过程：把外部的刺激的能量变换为知觉的表示或现实的形象，把形象变换为形象客体化、物质化体现的文字描写。前者是构思的过程，后者则是表达行文的环节。构思是行文表达的前提、条件，两者的先后关系十分鲜明。金开诚提出了“构思成果”的概念，所谓构思成果，“是指理性与感性统一基础上所构想的具有完整性的艺术形象。”而表达就成了将这完整的艺术形象进行准确的外化的过程。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程》仍然持这一观点。即使80年代末90年代一些的文艺理论家们将文学创作看做是“生长”或是“意象”运动的过程，但是仍然未能摆脱灵感发生――艺术构思――艺术传达的观点。在构思论写作学内部对构思的定义虽然也是不统一的，有狭义构思，也有广义构思，但都存在着将构思与表达分裂，在构思阶段已经把文学形象构想成熟，传达阶段就是用语言把它转译出来，最多作一些适当的修改或展开，其先后环节是一定的。这种构思论写作学当然也在非构思所不提倡的范围，非构思写作学说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和梳理。 第二，在构思与非构思的关系上，非构思写作学不认为“非构思”和“构思”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类型，而是将它们看做两种不同的境界和原理。这是非常明智与合乎写作实际的。实际上，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实用写作，都存在“构思”和“非构思”两种层次，在同一个作家那里，也可能有时是构思性写作，有时是非构思性写作。非构思写作学也不是要将构思论写作学一棍子打死，而是提出非构思性写作的可能，并试图真实地揭示其中的原理和内在机制，展现这一写作所能达到的层次和境界，让人们能更好地进行比较鉴别。 第三，非构思写作学不能简单理解为不要构思环节的写作学，它只是否定了“构”，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思”。那么，它所提倡的“思”，究竟是什么？其科学性合理性以及魅力何在呢？这种不“构”之思何以可能呢？马正平先生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1、赋形思维操作模型――重复与对比；2、路径思维操作模型――分析与综合；3、策略思维操作模型――协调与抗衡；4、文本思维操作模型――渐进与平列。这个理论模型的整体细节性表述，马正平在《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中进行了展开。在写作中，作为认识的立意并不是文章的本质，因为不写作的常人也可以就某些现象进行“立意”，写作的人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把常人的立意展开、演绎成一个书面语言的整体系统。这个展开的过程就是非构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赋形思维作为动力、目标、理想，通过“重复”与“对比”，或者说“渲染”与“反衬”不断对自己的写作主题、立意进行强化、渲染，积累和增强艺术感染力的程度。而用来“重复”与“对比”的东西则是路径思维提供的。路径思维具体的细化思维操作模式，为赋形思维提供了语言、材料、结构。对这种思维成果的反思、应对的措施就是写作策略思维，策略思维通过协调、对抗的方式，使文章与当下的写作时空背景、写作文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协调是主要的方面，对抗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通过策略思维反思、审查、控制、把关之后形成的材料就可以进入到书面语言符号系统的文本思维之中了。由此可见，一旦在写作者粉碎种种凝固的，被动的，刻板的思维约束，进入到形式的、行为的自生长过程中，也就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理想生命境界和自由境界。当然，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然而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反复、强化、训练实现。 第四，构思与非构思在哲学境界层面的高下在于非构思写作学是对“人”的注意。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占主导地位和影响最大的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即把世界万物看成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中，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主体凭着认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性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思维方式占据了人们的认知之后，就连对自己的思考认识也是把“思考的自己”从“现实的自己”中分离出来。受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倾向的影响，人们在考察自己的写作行为时，便也习惯的把写作的主体“人”从写作行为中抽离出来，看到更多的是写作的“结果”。于是理所当然运用分析的方法把抽象的“无人”的写作行为分解为：立意、选材、构思、表达。实际上，这是理性至上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写作行为和写作过程的假想。而非构思写作学对此进行了纠正，它所展现的，是更为真实和开放的人类写作的状态和面貌。 马正平先生说：“在非构思写作中，对未来的写作内容、文章发展的方向、脉络无法，也不能先知，或不确知。一切都是未知的，开放的、创新性的。一篇文章的写作思维向什么方向的发展，不是根据写作时的感受，而是根据写作思维动态运行中对事物的深化的的认识来确定，根据写作过程中的情绪、思想态度的发展来确定，根据写作过程所遇到的随机性扰动来确定。”这正是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一向就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生活、实践于万事万物之中，这种关系是第一位的，然后人才能成为主体，对万事万物进行认识。在写作中加入了对“人”的注意，消解了那种先天拼凑性、疏散性的“构思”，使写作行为在人的思维模型的控制下走向当下、生长、秩序、自由。 非构思写作学对传统意义上的写作学观念和方法的颠覆是革命性的，然而后来者所要做的事不是一再强调和重复这种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要将其细化、完善化，以证伪的态度来继续提出应该深入思考下去的问题，让学术视野中的写作行为更逼近生命的真实。 参考文献： 1. 马正平《非构思写作学宣言》，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3期 2. 徐妍《在颠覆之中的建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 万德凯《原道心以敷章――中国古代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 李若辉，《写作学：构思论与生长论》，见WWW.mazp.net 5. 张雅秋《走向真实和开放的写作――关于<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意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6. 杨元林《作为写作学理论的非构思》，见WWW.mazp.net 7. 刘复生《“构思论写作学”的历史批判与现实批判--对马正平<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一个回应》，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 张宏《非构思主义:新时期写作学的一场革命--就马正平先生的非构思写作学所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9. 顾玉林《用非构思主义写作哲学审视当前语文写作教学》，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①] 彭微，女，湖南长沙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写作学教师。200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2006年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写作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写作美学、写作文化学、写作思维学、文学创作论研究，业余从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