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恩溥和他的《文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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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恩溥和他的《文章学》 陈占标 唐恩溥，字天如。广东新会县棠下白石乡人。生于同治未年，比梁启超少1岁。光绪中叶，梁启超曾到佛山镇就读于陈梅坪先生，而唐恩溥亦于稍后抵禅市受业于鹤山冯熙猷设于八图祠之书馆。后来唐恩溥与梁启超谈起这段学历，虽不是同窗，却是同学于一隅；兼且彼此是同乡，故颇有交情，梁启超称唐为“老友”。 恩溥资质聪慧，在馆中受到冯师的赞赏，在考举期间，亦盛传佳话。光绪二十九午(1903年)癸卯科乡试，考试不用八股文，改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及试各国政治艺学策，到第三场才试四书义和五经义。唐恩溥和老师冯熙猷一起赴试，师弟同科中举，一时传为佳话。唐恩溥以应试策论文章优异，中举第十名；他的策论文章，有三篇被主考官定为“进呈御览”。第一篇策论，题为《天下大利必归农工商皆其委也。中国地大物博宜如何兼采泰西农学，各任土宜广种植以尽地力策》。文中首句说：“泰西农与学合为一，中国农与学分为二”。这是说我国虽是以农立国，但在封建社会里，农和学没有结合起来，虽然古籍诗有所载，书有所纪，所载所纪，专指五谷：而“农类之学，若森林、若桑棉等，多缺而不讲。”这样农业广泛的项目种植知识就很缺乏。他所说的农会、农报、农业试验场及学业学堂。 “农学者，合地学化学植物学而成者也。”他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根本出路在于科学种植和机械生产。中国农业生产方法，十之九用人力；泰西则十之之九用物力。所以，他指出：“弃中国之长技，取法泰西，事主创，创则难；采泰西之长技，参合中法，事主因，因则易。”这种吸取别人之长，结合国情以补短，是很有卓见的。另一篇策论，题为《自各国治外法权得行于通商口岸，华洋涉讼，莫得其平。宜参用中西法律商订通行律例，以理交涉而免庇纵策》。这篇策论，从他的主导思想来说，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感以及民族受外夷压迫的慨念。他首先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要维护主权。“公法所以治万国，私法所以治一国，二者各有权限而不相侵。有公法无私法是自弃其法权也。”这里，他指出那些不平等条件规定的治外法权，实际是自己放弃法权，放弃主权。据此，“刑各焉得而理”、“词讼焉得而平”?他提出参用中西法律商订通律例。“律例既经商订而后，通行中外，与条约相为表裹，地方官吏，遇有交涉，可以据例力翠。，”这样，“人无论中西，案无论华洋，俱受制于一国法权之下‘，然后民气平而乱萌销；国权立而邦交固。”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弱国无外交，是难以实行的，从这里亦可看到文章所者有观察能力，而词锋亦显得非常犀利。 唐恩溥中举后，他的文学才华受到学林的重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两广高等工业学堂创办于广州惠爱街。首任学堂监督(即今之校长)陈涛闻唐恩溥文名，特聘为专任国文教授。唐恩溥在执教期间，偏换一份国文讲义，后来称为“文章学”。这份国文讲义，不仅受到听课的学生欢迎，而且他的老师冯熙猷也极为赏识。冯熙猷在自己授课的学堂里，教授国文课程时，特将唐恩溥的国文讲义—陶(文章学》印发给学生学、习，宣称这是他的弟子唐恩溥编撰的，引以为荣。 民国二年(1913年)间，梁启超在北京，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唐恩溥闻讯，北上投靠，在司法部里任文案。当时，梁启超为进步党领袖，政务党务纷繁，间有文字由恩溥代笔。次年，梁启超辞司法总长，恩溥随之去职。 民国四年以后，唐恩溥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幕下当秘书。所有公文布告、函电往来文字，大都出于唐恩溥之手笔。其中吴佩孚雄心勃勃，乎霸中原，发出不少重要电文，名为吴文，实为唐作，皆震撼宇内，被人称为军中一代文豪。及后吴佩孚败于奉军，唐恩溥则已离吴返粤。 唐恩溥既治文，也擅医理。1918年秋，梁启超积劳成疾，咯血，西医断为“肋膜炎和肺炎”，仓皇求医，经旬未愈。唐恩溥时在广东乡间，闻讯急促北上，为梁启超切脉治病。梁启超服药五天，病去八九，真是“妙手回春”。1922年底，梁启超又复患病，很信赖唐恩溥的医术，从广东把他请上北京为自己治病。他写信给女儿梁思顺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令你欢喜。前几日唐天如先生来，细细诊察我身体一番，说的确没有病，我现在很放心了。” 以后梁启超患病再也难找到唐恩溥，因为唐恩溥辗转于港粤之间，直至晚年旅居香港。在国内，建国前后，唐恩溥的文名在人们记忆中已经淡忘了。然而，有幸的是：唐恩溥在两广高等工业学堂讲授的国文讲义，经历五十余春秋，在香港由邑人陈应耀先生获藏而付梓刊行，题书曰《文章学习》。由冯熙猷先生之弟子鹤山吕灿铭作序。 《文章学》全书约一万六、七千宇，分上篇《文章源流》、下篇《学文绪论》。重点在下篇，文字约占五分之四。 上篇《文章源流》，叙述从古以来历朝代文学兴衰、演变的概况。他指出：古代的文学，都是服从于教化需要，偏重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内容。“是故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曰：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良易，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他把古代经书的性质，作用来说明它的教化功能，之后，各家流派“竟分门户，立言为文”，把文学和儒家思想和道、释宗教联结起来，各有所取，各为已用，“麟集留兴，而不可遽数。高者扶经常，伪者乱道真，横议沸腾而不可复制”而酿成泰始皇焚书之祸。及至汉代，“天子祟儒，公卿爱士。开典籍之府，辟著作之庭。”因而文学大兴，士子受敬。儒林文苑，风飚电激，盛极一时。“至于魏晋以还，醇枭朴散；宋齐而降，益趋浮靡”。指出六朝学风，“道丧文弊，至斯极矣。”自后，“有唐代兴，文字聿光。”王杨卢骆，风靡一世，子昴始振风雅、次山力挽狂澜；昌称首倡古文，一洗八代淫哇之习，有唐文章，炳燃与两汉同风。北宋文豪，力返古初，“三苏体杂纵横，二刘原本经术。”文章大家，车载斗量盛极一时。南宋而后，“语录盛行，文体破碎。高谈性命则有余，刻画金石则不足。”明代文体多变。“志道则神锋？颖；正学则气体豪纵。”其后倡信复古，涂句饰字，摭马麋班。中叶而后，耆宿彤零；一代之文，至启祯而极敝。及至清初，他极力赞颂，说是“返朴还醇，肇修文德”、“文学之盛，称彬彬焉。”玉乾嘉以来，桐城派号为正宗，历百余载未衰。“其间鸿篇钜制，亦自媲美前人，凌厉当代。” 唐恩溥总结了历朝文学兴衰演革、强调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援弓引魏文帝之言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他确认’文章之作、文学之业是永恒不朽事业。人生在世，恒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勉。“夫立德固未易言矣，功业成否，则又有遇不遇存焉，而非可必也，然则可以自信者，惟立言而已。”于是乎，他编撰这本国文讲义，著成这，本《文章学》，立言传世。 《文章学》下篇，题为《学文绪论》，即是讲述文章的作法。一句话，教人如何作文章。他有丰富的文学知识，又有写作实践，在总结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卓越见解，成为指导初学写作的指南。故今将其所述掇要而详为介绍。 《学文绪论》，教学写作的人要“八宜”，这是绪论的全部内容。“八宜”者：一日为文宜先识字也；二日为文宜先知法度也；三日为文宜先知凡例也；四日为文宜先知家教也；五曰为文宜上师古人也；六曰为文宜先辨宗派也；七日为文宜先知体制也；八日，为文宜知十弊也。他在这“八宜”中，重点放在“十弊”上面，详加论述，发挥不少精湛见解。 下边是撷取其“八宜”“十弊”的精华，以飨读者。 一、宜先识字也。书中首先指出，古代很注重儿童识字。汉朝有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至唐宋之世，小学多与太学并立，分教弟子。所以，唐恩溥很强调教人识字。他说：“夫儒者欲究天地人物之理，无所不通，而其先要必自识字始。虽今之读书者不要此道，然未有不识字而能通经治事考古能文章者也。”他讲了一个故事，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竟然说“邑缘为绝”绝字右边顶，从刀不从口，讲错了。他认为，像蔡邕这样有学问的人都识错字，何况一般初学者? 二、宜先知法度也。文中开首即指出：“文之有法，犹奕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唐恩溥说，“古人之于文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行，变化无方，如鬼神之不可端倪。及按其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丝毫之或爽焉。此其文之所以至也b”因此，做文章的人要注意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篇有篇法，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否则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阉、有呼而无应、有前后布置而无操纵顿挫。非散则乱，非杂则蔽。以此言文，是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岂不难哉！ 三、宜先知凡例也。孔子作《春秋》，发凡起例，以正褒贬。自后“载笔者溯其例而为史，掺觚者广其例而为文。至唐宋大家其所为文，无不有例之可言也”。但是，亦有人认为“六经无文法，文章无义例。”苏东坡亦反对义冽对作者的束缚，赞成“凡作文如行云流水，无有定质。”然而，唐恩溥坚持认为：例有正例、有变例。“正例者一定而不易者也；变例者通今之变，权常变之宜。”凡例为古文之规矩也。学古文者须沈潜于古人义例之中，不能不讲求也。 四曰，宜先知家数也。何谓家数?唐恩溥解释说：“古文之间架是也。史汉有史汉之间架，八家有八家之间架。其文之绳墨布置离合顺逆，莫不各有专门师法。而学者得其一二、即足以自名其家。”他还认为：“文之有家数也，犹屋之有结构也。梓材同，丹蠖同，而有雅俗之殊者，结构为之也。其识同、其学同、而有工拙之异者，家数为之也。”这是由于”不合左人法度，则驱遣取格，互相窒碍，不能曲折变化以自尽其意。“他认为作文章也有“以实为体，以虚为用”的方法，故此提出为文者，须“端趋向，审经路，取古人之文，深深而力取之，玩其间架结构，而因以悟其虚实运用之妙，以又充之以学问，鼓之以变化焉，则登古人之堂而斋其哉也不难矣!” 五曰，宜上师古人也。唐恩溥认为，自有文字，则有文章，便有文法。而法之立必自古人始。他提出师古，“非师其字句而刻画之也；非师其机调而揣摩之也。师其意也、师其错综经纬奇正断续之法，而加之变化焉。以成一家之音也。’这里所讲的“字句机调者”是古文之形迹；“错综经伟奇正断续者”是古文之命脉。是文章意境。他强调“学古文者在得其命脉”，即洞悉文意。至于初学为文，他更强调“非取诸古人，必不能工”。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放船于大海，船中无柁橹为之撑拄，只能蹉跎于中流，永远不能抵达彼岸。 六曰，宜先辨宗派也。唐恩溥引吴南屏的话，说文章之流派，此风气大略之辞云尔。其实不必皆相仿效也。他对乾嘉而后，天下之言古文者莫不说桐城派，很不谓然。他说：“若自其变者而观之，兼收并蓄，以极古文之能事，则宗元以降，至于今日，其间自名一家而大体不谬于古人者，固不下数十家也，而岂桐城派遂足以究古文之变乎?”因此，他提出不要被私立门户之人所惑。要辩别文章源流。他说：“夫文章之道，非取诸周秦诸子、两汉百家、则其源不深；非约之八家义法，则其途不正。”他反对在文学派列中，忘本逐未，是有一定理由的。 七曰，宜先知体制也。唐恩溥说的体制，即文章体裁，简称文体。他说：“古人有言，文章以体制为先。”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文字技巧而表现之。他认为：“王者之言谓之诏诰，诏诰之文，则贵其深厚而尔雅也；自上谕下，谓之檄令，檄令之文，则贵其辞健而义显也；将帅献捷谓之露布，露布之文，则贵其奋发而雄厉也；自下而进说于其君者谓之奏议，奏议之文，则贵其详明而剀切也；权衡事理者谓之论、剖析疑难者谓之辩，论辩之文，则贵其肃括而典核也；序典籍之所以作者谓之叙，撷其要旨而题之书后者，谓之跋，叙跋之文，则贵其地考据精详，而能抉作者之意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谓之书说，书说之文，则贵其条畅而快奇也；择言而进，致敬爱陈忠告者，谓之赠序，赠序之文，则贵其婉而多讽也；歌颂功德，施诸金石，称述世系，揭诸墓道，谓之碑志，碑志之文，则贵其简严而有义法也；载其人之大节逸事，以传之后世者，谓之传、撮序其生平贤否、以上之史氏者，谓之行状，传状之文，则贵其征实不诬而辞尚体要也；援古喻今，示规讽之辞者，谓之箴，引物取譬，寓警戒之旨者，谓之铭，箴铭之文，则贵其托意亲切，而结体宏涤也；景仰古人，序列其事而赞美之，谓之赞、游扬德业、褒赞成功，谓之颂，赞颂之文，则贵其铺张而扬厉也；杂记者碑文之属也；然大小事珠，取义各异，其体主于记事，故谓之记，杂记之文，则贵其简重而严整也；变风雅之体、铺采摘文，体物写志者，谓之辞赋，辞赋之文，则贵其瑰奇而绮丽也；悲实依心，以词遣哀谓之哀祭，哀祭之文，则贵其情深而语恻也。凡此诸类，体裁不同，命意自异；而其所辩者，又多在于几微毫芒之间，故古之作者犹难兼工。’他认为：学者欲凌跨文坛，雄视百世，则要精通于各种文体。 八曰，宜知十弊也。文章十弊者何? 弊之一，曰文以法古为高，而古非以貌取也。唐恩溥说周秦两汉之文所以雄视百代，一是气体之深灏；二是意理之醇茂。而法古须取其格，勿务其辞。“古其格者，志乎古者也；古其辞者，饰乎今者也。”他讲述车施效颦的典故，认为“点窜古人文而自以为古者，是丑妇效颦之类也。” 弊之二，曰文以变化为上，而非以模仿为工也。唐恩溥对师古的师字，作这样的解释：“所谓师者，志古之道、法古之意，而非模仿其辞之谓也。”他反对模仿，为文者，“据事而书，称情而出，乘气而行，极才而止。………是故善学古人者，以神合焉，所谓貌异而心同也；不善学古人者，以形合焉，所谓貌同而心异也。”此说很有道理。 弊之三，曰文以纯粹为贵，而非以艰深为能也。唐恩溥认为，作文艰深、诘屈声牙、自然“义杂言庞，诞诡不经”，而非“侍世之器也”。他认为这又是为文之一弊。他主张为文不必以艰、深、异、而要求“约六经之旨、通古今之变，不诡其词而词自高，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其所达之意，人人所共有之意也；其所言之理，人人所同其之理也。惟人之所不能达者，而徒能达之，人之所不敢言者，而彼敢言之，及其达之言之也，又如乎人人之心之所欲出，而人卒莫能易焉。此其文之所以至也。”唐恩溥这番议论，旨在说明做文章要力求明达通易，不要深奥隐嗨，使人看不懂。更重要的是要写出“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不敢言”，这样的文字才受人欢迎。这是很有见识的。 弊之四，曰文无繁简，惟达而已。唐恩溥认为，“繁而得中，不可谓繁；简而失要，不可谓简。故善为文者，加以一字则太详；减其一字则太略。”他举例说：“史记高祖本纪，叙韩信孔将军费将军等战极详；而汉书高纪，但摄叙数语。夫杀项羽，汉王大事也，汉书略之，轻重失宜矣。”又一例说：“史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则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语即不明。若此者所谓简而未当者也。”他得出结论：“然则文岂有繁简哉，惟问其工与不工否耳!故不当繁而繁者，其弊也为骈拇技指，六朝之文是也；不必简而简者，其弊也为字涩意蹇，新唐书之体是也。”他举例说明：“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他这种对文章繁简、详略的意见，。对今天写史修志、作文著书都有现实意义。 弊之五，曰文以充实为胜，而空疏不足以言文也!唐恩溥指出，古来传世之作，以博学见称，而博学者充实之谓也。“皆本其所学，发而为文，充实而不可以已者也。”他列举诸子百家的宏篇巨者的优胜和特点。说。：“是故苟孟之文，明道之文也，其文醇；老氏之文，虚无因应之文也；其文变杨墨之文、矫世厉俗之文也，其文切；庄列之文，寓言之文也，其文肆；管商之文，杂具之文也，其文厉；申韩之文，法术之文也，其文刻；公孙龙惠施之文，名学之文也，其文诡；苏张之文，纵横之文也，其文辩；孙吴之文，兵家之文也，其文法；屈宋之文，愤时之文也，其文哀而艳；晁贾之文，经世文也，其文明而健；扬马之文，谲谏之文也，其文丽而则；董刘之文，经术之文也，其文典而雅；迁固之文，纪事之文也，其文雄而刚。凡此诸家，其于学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文也，其理不竭，其辞不穷；洗洋自恣，未之尽者。”之所以能如此，“岂生而自工哉?其所积责者然也。”用今天的话说，要能写得好文章，关键在于要有丰富的智识、深厚的生活积累。写古文写今文同出一理也。 弊之六，曰时文可以评点，而古文不可以评点也。唐恩溥认为：“古人之文，变幻无方，如化工肖物，未尝有定格也。故读文者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所以后人论文，“可以举隅而使之三反，不可刻舟而使之求剑也”。这是他尊崇古人文字的态度。至于文章评论，古已有之。唐代刘勰“则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钟嵘则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及至韩柳欧苏，论文大盛。至于圈点之兴，在于明代以四书经义考举，之后点评大盛。“选之以轻巧之法，评之以佻薄之语。南轅北辙，去之愈远。”其后“又以评点小说之技，施之经史子集，而论文一途，遂人魔道。”他认为：“夫文章一道，每由悟人，非至精不能阐其妙；非至变不能通其数。故必有郢人而后可以运匠石之斤，必有惠施而后可以发庄生之言。”他对评论家的要求是很高的，以免“贻误后人也。” 弊之七，曰文以奇超为胜，而陈腐不足以言文也。唐恩溥认为：“自有文字以来，其传于今者必其奇者也。………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珠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黄钟吕大之音，不得不殊于郑卫。其理然也。”古人务奇其文，在于明道。他说：宋儒倡理学之说，“尊道德而薄文章，”驱天下而人于陈腐之途，以至”学与道分离，奇与腐颠倒”。唐恩溥大声疾呼：“夫无诗书之文，则不足以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无孟之辩，则不足以辟杨墨告子许行之说。”奇与腐之别，天垠之别也。安于陈词烂调之陋，又是为文者之通弊也。 弊之八，曰文者所以抒写性情也，故情至而文亦至焉。读其文而无可以移人之情者，必其中刳然无物者也。文以情生，唐恩溥说例：“昔史迁遭腐刑之辱，发愤著书，感慨不平之气，往往露于文词之间，如游侠货殖诸篇，皆其所托意之作也。”他说：“因事生感，而情动于中，则往复之情，固有不能自己者也，故曰，隋深而文明也。”然而，人之情各有不同，不、能相强。二面学者必舍已之所得，而求古人之形似，岂复有真性情哉?”所以他说：“言情必贵自得，而叙事当求宛肖。” 弊之九，曰文以意为主，以辞为役。故意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巧而文愈下。唐恩溥很强调文意。他说：“古人为文，先定其意，而后搞其词。他打个比方：意比之将帅，辞比之兵卒。故曰：“善用兵者必选其将，而善为文者，必工其意。”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人间东坡先生做文章之法，先生说：“比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故大无意为文者，犹无钱而人城市也，虽有瑰宝奇货，岂得罗丽致之哉?’这里讲的文意，犹如今天讲的“主题思想”，主题不明确，便写不出好文章。 弊之十，曰为文之道，非以夸多而斗靡也，贵于精审而巳唐恩溥说：“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数?然求其精深宏杰之作，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尤其是精审之难，虽名家亦难免有谬误之笔。“况复文人好新，多凭耳受。至于今日，其弊尤裸。伸纸引笔，即是目的机关，累牍连篇，无非起点要素。舞台代表，等于语助之辞；牺牲膨胀，视作口头之语，寻问莫知原由，施安时复失所。道听涂说，能不慨然，方之前修，亦云恧矣。’他很不满这些陋习，积非成是，混淆史听。强调“引义必贵精详，而缵言尤须驯雅”，以革除浮夸不实之文风。 唐恩溥讲完《文章学)的七宜和十利弊之后，特录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的文论。宋濂说：“文之所以不至者，以有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谓四瑕?雅郑不分之谓荒；本末不比之谓断；筋骸不束之谓缓；旨趣不超谓之凡。是四者贼文之形也。何谓八冥？讦者将以贼夫诚；？者将以蚀夫圆；庸者将以混夫奇；瘠者将以胜夫腴；桷者将以乱夫精；碎者将以害夫完；陋者将以革夫博；昧者将以损夫明。是八者伤文之骨髓也。何谓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气、溺其私、灭其知、丽其蔽、违其天、昧其几、爽其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唐恩溥说，把这些论述，加上他所说的十弊，力为祛之，行文利钝有所宗也。 最后，唐恩溥还谆谆告诫，学为文者，能文者，不可以无毅然特立之志，不可以无德、不可以无行、不可以无全身之智、不可以无确乎不拔之守、不可以无自知之明、不可以无谦恭之量。此亦所谓前人所说：“土当以器识为先是也。” 唐恩溥的国文讲义—《文章学》，作于清末，以论述古文为内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以及唐恩溥的阶级局限。但所说有不少是卓越之见，精辟之言，对今天写作为文，恐或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看来，亦可珍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