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路上，心存感激

管季超0712

成长路上，心存感激

——记我与邹贤敏老师的交往

广东省深圳市新安中学  吴 泓


记不清是怎么开始与邹贤敏老师交往的了，那些细节，当时情景，竟至于模糊。大概那时还年轻，评中学语文一级教师没有论文，于是，课余之时，我就把自己和学生做的活动、教学上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寄出去。记忆中，真正直接给我回信的就是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李发舜老师和湖北大学《中学语文》的邹贤敏老师，而与邹老师的书信往来又最为频繁、长久。或许是天性敏感，从邹老师的来信中，我能深切地体会到一颗真正关切语文教育、真诚关心语文后学的热忱的心。在我心里，偶尔也会泛起这样的念头：他会是什么模样？是年轻的教授？还是年长的学者？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写一篇“论文”都会寄给邹老师看；心中有了什么想法也会及时地写信给他，想听听他的意见或者建议，而我也总能得到邹老师的回信指导。邹老师回信虽短，但要言不繁，言简意赅，给我启迪，只可惜这些书信在我多次搬迁辗转中没能保留下来。与邹老师探讨交流的那段日子，算起来前后有四五年，内容繁杂而丰富，从单篇课文的教学设计到课堂教学艺术的感悟，从单元教学的整体处理到语文课堂教学技术行为的探究……我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按如今网上的说法，那时的我，应该是一个“技术主义”的痴迷者，可在当时，谁会认为“技术主义”的娴熟不是教育教学的至高境界呢？更何况“技术主义”这种评价或者说法也不完全合适，而我的研究“论文”在《中学语文》上发表也日渐增多了起来。


1991年，我参加广西中青年教师高中议论文优质课大赛，获得了一等奖。多年的实践和积累，我能感受到青年教师成长的艰辛与不易。我把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告诉邹贤敏老师，邹老师鼓励我说：“把它写出来，这对青年教师有用。”是邹老师的鼓励和肯定让我完成了这近两万多字的文稿。当《青年教师应该学习的基本功——谈单篇课文处理的六个方面》系列文稿在《中学语文》“青年教师之页”栏目上连载时，我的内心异常激动，要知道，当时在此栏目发表文章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前辈，如钱梦龙老师、于漪老师，能够与这些大师同台，我内心的成就感、感激情，真是无法言说。邹老师此举更坚定了我一个信念：扎扎实实地做事。这个信念种植在我心中，直到今天。


1994年的夏天，我到了县教研室工作，因公事出差到了武汉，终于见到了交往已久却未曾谋面的邹贤敏老师。在邹老师家，我们尽兴地畅谈了几个小时，几乎忘了吃饭……一位亲切而谦和的学者，一位宽厚而朴实的长者便深深刻印在我心中。


1995年1月《中学语文》第1期，刊登了我较为满意的论文《让篇篇都具诱惑力，使课课都有新鲜感》，且作为本期的“封面人物”加以宣传。当时的我，在中语界名不见经传，对于我，这可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人是需要被人肯定和激励的，或许，就从那一刻起，更加坚定了我一生要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信心。1996年我被评为广西桂林地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7年我被评为桂林地区“十大杰出青年”；1998年广西人民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光荣称号，这一步步的脚印，依稀中总有邹老师的身影。


常听人说：朋友是季节性的植物。可真没有想到，我与邹老师这种亦师亦友的交往与交流竟会这么长久，这么深入。1999年，我辞去职务，来到广东，重新做回一位普普通通的语文教师，是邹老师鼓动我：“到深圳去吧，去找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培训中心的教研员唐宝成和熊俊峰老师。”就这样，我来到了深圳，来到了宝安，开始了我教育教学探索的第二阶段——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的全程操作实验与思考。2003年春天，我把自己新出的专著《精神和言语共生——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一书送到邹老师的手里，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主动热情地提出要为我写书评。书评中，他写道：

这是一本有思想魅力的书。它来自作者对语文教学现状深沉而独特的思考。面对花样翻新的语文教学理论、模式、技术、方法，吴泓不迷信、不盲从，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认定铸就思想、构筑精神是高中语文教改走出困境的“第一要著”，并提出语文教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以言语技能的学习去领悟作品的思想、精神、意蕴，即侧重于先‘技’后‘道’、由‘技’悟‘道’”。而在高中阶段则“必须先‘道’（精神、思想层面）后‘技’（技巧、技能层面），由‘道’悟‘技’，以‘道’御‘技’”。我以为，这一概括抓住了“精神和言语共生”在不同学段实施的精髓，深得语文教学之“魂”，对正在摸索前行的广大语文教师有重要的启迪……（该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3年8-9期上登载）

这样的评价，对于正在困惑、迷茫中摸索的我，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支持，也让我这些年来能心无旁骛地坚持着自己的探索与实践。一位资深的物理特级教师说我：“你这个人很执着。”我心想，执着源于热爱，更源于智者的认同。


这些年来，邹老师会常来深圳，和邹老师的交往和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而每一次的实验或思考，我都没有忘向邹老师汇报。我清晰地记得，每次和邹老师通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喜欢直呼我的姓名：“哦，吴泓！”向老师回报，我想，一则与老师分享，二则获老师指点。在邹老师指点下，我看了不少哲学及语言学方面的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申小龙先生的《语言学纲要》，等等。而我对“精神和言语共生”这一语文学习的思考更是得到了邹老师的理解和认可。2007年5月16日，《教育文摘周报》为我作“头版人物”的专门报道，邹老师在点评文章里激励我说：

在吴泓的教改理念和实践里，我触摸到了一种真正现代的语文观、语言观，在当下的语文课改环境里，它颇具先锋意味并因而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但是，我坚信它是有生命力的。

我知道这几句话的份量，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也深知努力所要付出何等的代价与艰辛。

2008年春节，邹老师又一次来到深圳，我带上自己编辑的《和学生一起读<论语>》《和学生一起读<诗经>》和宝康老师一起到邹老师住处。邹老师还是那么朴实、平易，一如每次见到他——随意平常的便装，刚从书房里走出来的模样。我们谈我的专题学习、经典阅读、教育思考，谈房价、雪灾、学校的现状。从上午谈到黄昏，从家里谈到街边的一间咖啡小屋。不知不觉，暮色泛起，昏黄的灯光映照着幽暗的四壁，窗外是许许多多各种各样身世步履匆匆的男人和女人……而我珍惜并留恋这精神聚会的短暂的时光。忘不了邹老师对我的提醒：语文学习，无论是专题学习还是经典阅读，都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立场和普世的价值”。而此时，我的心底竟也萌发出一种全新的想法：我们过去提出的语文学科的性质“工具性”或“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会不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要知道，“工具论”也好，“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论”也好，其哲学的起点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或“二项对立，以一项为主导”的“现代主义”“齐一性”的思维模式。而语文学习，就个体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过程而言，它是一个“就言而得意”到“据意而择言”的过程，一个通过言语世界的学习和拓展达到精神世界的深邃和丰盈的过程，进而言之，就是“精神和言语共生”的过程。它双向共生，言意互转，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既不对立，也不容分离。为此，我们语文教育能不能以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或引进一些全新的观念或理论呢？当我向邹老师请教，想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去阐释语文教育“共生性”这一特质时，邹老师首先给予肯定，继而告诫我：“‘工具论’不是没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其积极意义，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多变的时代，就有其局限性。用新思想、新理论去补充、丰富和发展它很有必要。对‘三老’的教育思想要反思，不是一无是处，而是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不能用‘打到孔家店’的做法。目前中语界的不少教育模式，本质上说都是‘工具论’的代表。”

维特根斯坦尝言，把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说实话，我还真想把语文这一百年纷争不已的难题“说清楚”，因为它的诱惑性实在太大了！而邹老师的告诫让我想到，无论是做人还是为学，都应该“尊重他人，倾听他人”；应该“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应该尽可能地理性、公允和客观。

……

多少年过去了，记忆由清晰变得模糊，又由模糊转为清晰。成长路上，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或者精神在支撑着我，是什么？说不清楚。与邹老师的交往是那么的普通、寻常，它开始着，继续着，再继续，直至最后竟会让我想到“神交”二字。忽然会想起沃尔芙写的《到灯塔去》，我的每一次前往，不就是“到灯塔去”吗？而每一次回来，我都会想起邹老师多年以前送给我的话：“敢于否定，善于拿来，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我将会继续我的阅读，我的思考，我的教学，我的写作……成长路上，我心存感激！

2008年3月12日夜于宝安


补记：
3月13日，我和好友宝康又去了一次邹老师处。午饭后，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里间那个位置，我们谈论了很多，一直到下午六点。好友余迅后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轻松的话题，其中一些内容很有意思，我补记如下，以备来日思考：
1、如果说单篇文本教学的精彩设计是让学生始终保有学习兴趣，那么，专题研究或经典阅读就是给学生一个丰厚的精神底子，而考试以及考试技巧就只不过是检测一个人的能力或素养的手段和方法之一。我用了不少数据来说明专题学习与测评考试并不矛盾且有促进作用，邹老师叮嘱我：“应该及时把这些写出来，很有指导意义，当前很多老师的困惑就在这里！”
2、我说到网上对钱梦龙、于漪、余映潮三位老师的评价有失公允，邹老师告诉我，他主编的《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其中，对钱梦龙老师评价的标题是“智慧之光”，对于漪老师评价的标题是“人格魅力”，对洪镇涛老师评价的标题是“生命之春”，这让我好想了一阵子。其实，仅从抽象出来的一些教育理论的阐述，并不能全面地概括出鲜活的生命个体，更何况是名师大家。生命的“在场”后面有多少的“不在场”，一如冰山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评价一个人，特别评价一位名师，我们既要“听其言”，了解他（她）的教育理论，还要“观其行”，看他（她）在课堂里的生命表现，更要看课堂后面、课堂以外的“不在场”的生命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