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05岁的“语文工作者”

管季超0712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05岁的“语文工作者”2010年04月23日　 作者：王珺 杜永道　　

当人们听到弥赛亚的乐曲，会想到作曲家韩德尔；见到电灯，会想到爱迪生；而当我们用汉语拼音写短信、邮件时，是否会想到他的名字—— 周有光：105岁的“语文工作者” 周有光近照　本报记者　王珺摄 　　■本报记者 王珺 通讯员 杜永道 　　周有光今年105岁了，这位长寿的语言学家刚刚出版了杂文集《朝闻道集》。数字在年轮上的叠加并未使这位文化老人不堪重负，反而因宽仁的心态而愈显睿智，筋骨亦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健康。 　　一个春日普通的上午，他穿着烟灰色开身毛线衣坐在小书房的书桌前，用他的电脑打字机写文章。“我没有事情做嘛，没有客人来就看书，看了有趣味的东西我就写点文章。《群言》杂志是20多年前胡愈之先生创办的，创办时找了20个人写文章，现在19个人都死了，只剩我一个了。”他笑着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每月给《群言》写一篇文章。2010年2月号上，他写的是《漫谈台湾的语文改革》。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 　　他还有个“周百科”的雅称，但他摆摆手说：“那是沈从文开玩笑讲的。一个人应当知识面广一点，不过我还不行。” 　　在教育部和原国家语委举办的“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上，这位百岁老人在致谢辞中同样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谦逊儒雅，他说：“我对语言学始终没有走进大门，实在惭愧！语言学有三个核心部门，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学，我都没有走进大门。我搞一点语文现代化工作，只是摸着语言学的一点边边而已。所以我再三对人说，不要称我为语言学家，我至多是一个语文工作者。” 　　他喜欢孙女小时候对他的调侃：“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〇’！”他幽默地自嘲：“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 　　仿佛觉得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他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那样子愈发有种顽童般的稚气。 　　“半路出家” 　　常州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地方，从那里走出了三位语言学家：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 　　对周有光来说，1955年是人生的转折点。那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受邀来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文改会的领导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周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面对这样的盛情，本就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周有光怀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头扎进语言学研究领域。 　　“‘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有一百年历史，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走的道路，所以当时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回忆当时的时代背景，老人侃侃而谈。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提出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认同。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 　　1979年，周有光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举行的会议，提出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议案。1982年ISO/TC46用通信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的议案，从此，《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55年之前，周有光的身份是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再往前追溯，1923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语言学对他，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的那只左手，“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 　　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常对我们宣传白话文。‘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人觉得许多事今天讲来很有趣味，“我上学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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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论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从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和我们这些因使用电脑而常提笔忘字的“年轻人”一样，年迈的周先生也笑着“抱怨”：“20多年不写字，我的书法退化，不会写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说，“打字机方便得不得了，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电脑文字处理机，给周试用。自此，老先生于80高龄率先“换笔”，打字、处理材料、编辑书稿均借助这台机器完成。老伴张允和参与编辑家族内刊《水》，周先生不仅教会了80多岁的老伴使用电脑打字机，还亲自排版，并风趣地说自己甘做“义工”。
　　周有光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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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有情　　在老人背后的墙上，挂着那幅他与夫人花丛伴读的照片。照片上，尽管两位老人都花白了头发，却自有一种儒雅和美的气韵。周有光习惯称夫人张允和为“我的老伴”。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者之一吧。
　　在2008年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有相当篇幅写他与张允和“流水式”恋爱的始末。1925年暑假，周有光因九妹的关系而与张允和结识，当时，容貌秀丽的张允和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女学生会主席。周常找借口去看她，但张总是躲，因此而得“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终于有一天，周有光的“浪头”冲破了张允和的“石堤”，他们一起去江边散步。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周有光拿出一本英文小书，上面有莎士比亚那句名言：“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洗清我的罪恶。”
　　经过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周有光与张允和于1933年结为伉俪。作为连襟，沈从文特地在张、周二人的结婚照背面写下“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几个字。
　　张允和这位气质典雅的大家闺秀，上世纪50年代被人教社聘去编历史教科书，“三反五反”打“老虎”时被当作“大老虎”打回家做家庭妇女，于是潜心读书，研究昆曲，辅助俞平伯创立了北京昆曲社。
　　1998年，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妻，周有光、张允和成为入选者中年龄最大的一对。“人家问我们，你们的生活为什么能和谐呢？”周有光拿出白手帕，擦擦嘴角，笑眯眯地说：“古代讲举案齐眉，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我们叫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其实有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敬重对方，双方才会和谐愉快。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啊，一些人结了婚就不尊重对方了，那么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就吵架离婚。家庭不愉快其实是很痛苦的。你下班回来，家庭愉快，就会得到很大安慰。”
　　周、张二老跨越世纪的爱恋被晚辈戏称“红茶电脑两老无猜”。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面就有故事，要是没人开这个门，我自己就忘了。”讲过去的事情，老人喜欢以“我有一个笑话”开头。他讲了个曹禺的故事。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一穿：“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
　　老人津津乐道于“门里边的故事”，其实他自己也有故事。有一次，一位编辑去拜访，张允和讲了个故事，周有光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听。听完故事，见客人兴致高，周有光把小板凳往客人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口，张允和和客人同时哈哈大笑，原来，之前张允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是因为耳朵不好，周有光自己闹的笑话。
　　周有光的孙女周和庆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堂，周和庆的儿子出生时，周家是“四代同球”。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周和庆记得自己在人生低谷中，爷爷给了她毫不打折的鼓励和支持，也记得小时候犯错时，爷爷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我做错事，爷爷曾经把我放到很高的书架顶上去反省。爸爸告诉我，他小时候也吃过爷爷这一招。”她永远记着爷爷常常对她说的“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之长短”。
　　周有光家的客人总是特别多，各种年龄层次、各种文化背景的都有。给周家干女儿许宜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干爹家吃饭的竟有右派朋友。而从周的书中我们看到，在大“右派”章乃器最落魄潦倒时，周照样去登门探望。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高家莺至今珍藏着周有光198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是针对他和范可育就完善《汉语拼音方案》提出建议的复函。“周先生当时已不赞成我们的建议，但信的开头却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当年也是提出这些建议的。这一下子消除了我们的顾虑，保护了我们的积极性。然后，周先生不厌其烦地说明不宜采取我们建议的八点理由，使我们不仅在这个有关汉语拼音的具体问题上心悦诚服，还深深为周先生调查思考之周到，对后辈教育、开导、爱护之良苦用心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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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　　小辈们都喜欢与周有光交谈，别看他年纪一大把，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他都知道：从中印关系的改善到中东局势为什么总是剑拔弩张；从巴以历史纷争到“9·11”本·拉登为什么要撞毁世贸大厦；从后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特征到新加坡为何发展迅猛……可谓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
　　周有光认为自己这个本事得益于在大学时学到的读报法。“我读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我常去学校的阅览室。有一次我在看报，一个年轻的英国老师把我和另两个同学找出去，说跟我们聊聊天。他问，你们看报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是看报，还能怎么看？他说不对，看报有方法。你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哪条新闻最重要？为什么最重要？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假如你不知道，去查百科全书。我按照他的办法来看报，知识很快发展。所以学问不一定是上课得来的，老师几句话会对学生影响很大，我到现在每天看报还会这样去问自己。”
　　作为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周有光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1923年，他考入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华籍师生集体离校，自办光华大学。同学们挥泪走出校门时的心情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要独立思考，这也是我的老师教我的。人家问我，你对今天的教育有什么建议，我说就是要提倡独立思考，这一条非常重要。”
　　对周有光而言，思考是一种习惯。在宁夏平罗“五七”干校时，他负责看守白菜窖，通过观察，总结出了令人忍俊不禁却是历史真实的“白菜理论”。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宁的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周有光老人独立思考的一生：“他坚持着冷静的观察，客观地品评着是非。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在一次座谈会上，周有光以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对当时共产党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现在，面对网络语言、新词热词的涌现，许多人担心把语文搞乱了，周有光一如既往地沉着：“新的东西还没有成熟，你就批评它、压制它，这不好。你让它发展，发展到一定时候，它自己会调整的。假如它有生命力，那么就进入词汇里去了，没有生命力，自然就会被淘汰。”
　　周有光80岁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问题的文章，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有人称喜喝咖啡、爱看好莱坞大片的周有光是“新潮老头”，但老人并不喜欢“新潮”二字。他说：“我认为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社会都是不断进步的，在这进步中，新的东西就被人接受了。”记者问：“您是怎么保持年轻心态的？”他笑着说：“保持年轻是不可能的，老了怎么能年轻呢？人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心态，脑子要清楚，不要糊涂。年轻人也有糊涂的呀，所以心态跟年龄没有关系。”
　　知者乐 仁者寿
　　“97岁去体检，医生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难怪医生自作主张，周有光老人除了耳背眼花，其敏捷的思维和健康的体态与真实年龄形成的反差的确令人惊叹。
　　2003年圣诞节，孙女回北京发现爷爷面色焦黄，便陪同到医院看病，住进病房不到5分钟，医生就将一张“病危通知书”递到她手上。“我怔在那里，然而爷爷却依照他的老习惯去检查防火通道了。”及至被护士们架回来，老爷子还是平素那样一脸微笑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慢慢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并无大碍，但住在医院里的爷爷因其与97岁高龄不相符的健康体态而成了医院一景，打水的、扫地的、送饭的，甚至左邻右舍的病员都来看爷爷“好嫩的面相”。爷爷高兴地说：“我是大熊猫，让他们来看吧！”
　　五代单传的周有光，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
　　自从过了80岁生日，周有光便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了。92岁时他收到小朋友寄来的贺卡，上边写着：祝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与爱因斯坦有过两次会面：“他非常随便，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他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遇到难题，周有光就搬出古人的话来应对。他说：“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从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只许带一本书，可我带了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一共20本，开始做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八九十岁高龄仍著述颇丰，许多人感到奇怪，他解释说：“其实我一早就开始研究了，材料早弄好了，就差整理了。”
　　1969年被下放宁夏，许多人以为再也回不来了，非常忧愁。“我觉得很有趣味，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周有光如是说。当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星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他们高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当此情此景被定格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高远追求以另一种表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正像周有光老人喜欢说的，“很有趣味”。
　　周有光的学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回忆说，1981年去探望周先生，一进门，地板就咯吱咯吱响起来。我们说，没想到像周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大语言学家住房条件这样差。他笑着说：“如果地板不响，我怎么知道你们来了呢？”
　　上世纪50年代周有光调到北京工作后就住在位于沙滩的文改会宿舍了，那是民国时期给北京大学德国教授住的小洋房。“当时人家听说我住在德国教授的洋房里，以为一定是很好的，想不到这个房子破烂得不得了。”“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周先生这首戏仿的《新陋室铭》乐观豁达地描述了生活环境的窘迫，其健康智慧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如此看待世事，是否因一生顺遂？事实上，一个世纪不可能没有惊险和挫折，可贵的是他战胜了恐惧和屈服。读中学时家道中落，靠向姐姐的朋友借当支付学费得以读完大学；抗战期间，6岁女儿小禾去世；两年后，儿子晓平中流弹险些丧命；他自己也于逃难途中经历过炸弹在身边爆炸的惊险……
　　2002年，老伴猝然离世。“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如临霹雳，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尔想起，青年时代读书，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自然规律。”这是他的绝招，“想不通的时候，你拐个弯就通了啊。”
　　周老有“三不”：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还有“三自”：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他讲着讲着便笑出声来，如孩童般乐不可支。

管季超0712

他的岁月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参加“六三离校运动”，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
　　1927-1933年在光华大学附中、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任教。帮助孟宪承教授翻译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农村教育》。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936-1937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38-1940年日帝侵华，全家逃难到重庆，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
　　1941-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46-1949年由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
　　1949-1954年任教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
　　1955年调至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直到离休。
　　1956年全家迁至北京沙滩。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1972年“文革”期间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四个月。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88年12月31日离休。
　　2003-2004年撰写《周有光百岁新稿》。
　　2005年出版《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
　　1981年4月，周有光（左一）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
　　《中国教育报》2010年4月2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