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私人阅读史：“读书无禁区” 阅读个人化

管季超0712

30年私人阅读史：“读书无禁区” 阅读个人化
    来源: 光明网


    阅读应该是既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饥渴，又可以提供人的精神享受，不让你感到压力，也不让你总是匆匆忙忙地把内容塞进脑子里。     陈子善：“读书无禁区”是一个标志性变化     “文革”前开始的“内部发行”五花八门，为了区分各种人群的阅读，出现了“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等各种名目，但无一例外是限制老百姓的阅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限制也逐步破除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西方的，慢慢地被引进了；萨特、福柯，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哈耶克、凯恩斯的著作，大量进入中国；文学类更不必说，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唯美主义等书籍，大量翻译引进。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方面做得很好。一个是翻译，虽然近年有些粗制滥造，但翻译面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宽广，甚至可以做到同步引进了。另一个是作家的创作、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束缚慢慢少了。     解放以后有多次禁书运动，改革开放以后，每一次平反都带来一批作品的解禁，譬如“胡风案”的平反、胡适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     此外，“海禁大开”也是改革开放给读书界带来的一个大变化。过去海关查得非常严，艺术家带回的人体绘画，都被扣留下来。荷兰著名性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中国内地还是“内部发行”，前两年，商务印书馆已经能够光明正大地公开出版了。这就是一个进步。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的读者，对书籍自有其判断力，要相信他们的判断力。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相信”的面越来越宽了，包括旧书，以前旧书也是不可以流通的，如今网上的旧书买卖非常活跃。通过这样的流通，许多书信、文稿、日记等重要资料被发掘出来，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和研究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读书无禁区”是1980年前后读书界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但真正要做到“无禁区”，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完结。     朱正琳：周有光的“烛照”与顾准的思索     上世纪90年代，有几本书值得讲一讲。一本是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他用“超短篇”来谈语言文字，虽然每篇只有几百字，但每篇的文字都干净利落，不仅有知识，也有思想。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老词来形容读这本书的感受，就是“烛照”，让人感觉到眼前总有一种光亮。周有光先生现在已经102岁了，我们在他93岁、97岁的时候采访过他。每次采访他，他讲话还是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毫不东拉西扯，讲得特别清楚，往往能嘎然而止，与他的文章是一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五四”“仅存的硕果”了，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魁伟形象，有很多我们难以企及的东西。     在上世纪90年代，决不应该漏掉的一本书是《顾准文集》，我与许多人一样，因这本书感到过震撼。我同意李慎之先生的判断：“只有一个顾准”。或者像其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只有顾准这么一个思想家。《东方》杂志1996年第二期曾为这本书做过一期专题讨论，我在卷首语中表达了自己所感受到的冲击：“‘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将不会如此壮丽地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这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绿原先生曾将之题写在一篇怀念胡风的文字之前。今日人们重新发现了顾准，这诗句似又可一咏三叹。然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思想家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个人的命运。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思想也并非转瞬即逝的‘飞溅’。焦灼的关怀终有沉寂之日，冷静的思索却是源远流长。《顾准文集》的出版，或可谓薪尽火传?”     我在办《读书时间》的时候，有人提出“无书可读论”。我当时就不太赞成，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年代。他们实际上是在攻击市场，从而得出这种极端的结论。实际上，虽然书是不能由市场来引导的，但它也是分层次的，既有面向大众的书，也有面向学术圈子的书。应该说，现在出的书很多，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前更多的令人觉得相见恨晚的书。后来有一个方法是对“无书可读论”非常强有力的反驳：“你想读什么书就讲，你开一个书单来，我可以负责给你找到。”其实，“无书可读论”也是一种孤芳自赏的“浪漫情怀“在作怪，他们觉得读书是一件很高雅的事，不能与市场有什么关联。     还有人说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观点我也不大同意。因为现在阅读的信息太多了，对读者会产生一种分流效果。比如有些人从电脑上读了一些东西，这些文字来源于书籍，其实他也是在读书。不久前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电子阅读器，它的页面感觉，包括质感、光线柔和度都是在模仿纸质书，有人说这是“阅读的革命”，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对阅读的回归，它依然在追求一种纸质阅读的享受感。当然，现在电脑阅读更适合于查阅资料，可以快速通过链接来获取各种讯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一种系统感就会慢慢地缺失。因此，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既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饥渴，又可以提供人的精神享受，不让你感到压力，也不让你总是匆匆忙忙地把内容塞进脑子里。

管季超0712

范景中：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琐碎”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主要读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陈寅恪。这两个人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读钱锺书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愉快。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就开始读他的《管锥编》和《谈艺录》。 此外，就是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之后，我很少写文章，基本上不敢写书。     有人批评钱锺书太“琐碎”，钱锺书也曾批评陈寅恪“琐碎”。很有意思，这两人都得到了“琐碎”的评价。我却不这样看。我读钱锺书，他的书确实非常琐碎，可是一旦站开一个距离，会发现这些琐碎的东西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宇宙。我并不认为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他在用他琐碎的知识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结构，我觉得了不起。读陈寅恪是另一番趣味，当他把无数琐碎的东西组织在一个历史的长卷中时，这些琐碎仍然有它熠熠生辉的光芒。可是现在的学者欠缺的，恰恰就是“琐碎”。这让我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如今论道著作不少，论学著作太少。所差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学问。读书经常需要克服自己身上过激、偏颇的见解，还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读书人要给自己打的“警惕针”。     我一方面做着西方美术史工作，另一方面读钱锺书和陈寅恪，还有线装古籍，也是我长年不离的。实际上我读书非常杂，但主线就是这三条，像《艺术的故事》，我自己读了不少于15遍。我经常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不要赶时髦，读书也如此。     有一个人的书，我是不读的，就是海德格尔。我觉得晦涩，这是一点。另一点，他的学生法里亚斯写过一本《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读了这书以后，我是不会读他的书了。不管多少人为他的纳粹主义作辩护，但法里亚斯的论述，我认为别人是辩驳不了的。这种感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会有。我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间接的，我也体会到海德格尔是什么。     李辉：书的价值不在是否畅销     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阅读现代派作品的评判很激烈，引申出来的争论有西方文化能不能进入中国?西方现代派的小说、绘画、诗歌、话剧等艺术作品究竟该不该引进?虽然后来这些问题都逐渐解决了，但在当时却让人如临大敌、谈虎色变。应该说，现代派阅读不再成为禁区，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来讲，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没有当时一批人的介绍和推动，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流行音乐、文艺电影等领域的发展，人们也不再认为这些是“颓废音乐”、“颓废电影”。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但最后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二王”，即王朔和王蒙的一些讨论，尤其谈到了人文精神的建设。讨论中一开始有谈到对历史怎么看，对红卫兵怎么看，后来的讨论却逐渐局限于对具体某一个作家的批判。本来可以进一步深化，但由于各种原因却没有深化下去，没有对后来的阅读、教育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以后的争论热点往往围绕着一些畅销书。畅销书好的一面是让很多草根的写作者可以发表自己丰富多彩的见解，也让很多人产生阅读的兴趣，例如《百家讲坛》的书就吸引很多人去读历史，其中就包括现在读民国史的热潮。但这种阅读历史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历史的“娱乐化”。一些畅销书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败坏了阅读的取向。因此，现在如何让历史从“娱乐化”向学术化、严肃化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如今网络的发展可以让人随意地发表一些看法，而不是在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才得出看法。因此，有些从电视、网络等媒体产生的畅销书可能会钝化学术的研究和阅读的趣味，包括学术的娱乐化、讲座的娱乐化等等，它很可能会改变以往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品位，使我们对历史、文学、思想、文化失去敬畏之心。我认为，每本书的著述都应该尽量沉稳一点，这样，作者的看法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作者的观点、论述和考证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依然能站得住，到时人们会说这个人不是在胡说八道。这是最基本的标准，但又是很难达到的标准；书评也要考虑每本书的社会性、公益性和延续性等长久价值，而不是单单考虑它是否畅销。

管季超0712

张冠生：从“人排长队等书”到“书排着长队等人”     30年来关于阅读的重要争论热点有很多，我不在学界，仅有点留意社会变迁现象、做点具体记录的兴趣，没有能力用“思潮”概念对社会和文化现象作归纳和梳理。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比较深的阅读热点，有“伤痕文学”、外国文学名著、西方现代思潮、中国领袖人物、琼瑶系列、三毛系列、金庸系列、蔡志忠系列、 《老照片》系列、“身体写作”系列、文娱圈明星自传、世纪回顾系列、名家说诸子系列、往事与怀旧系列等等。     应该说，30年来读者阅读心态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对此我能想到的只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当年“人排着长队买书”，是久旱逢雨、如饥似渴的心态；而现在是“书排着长队等人”，尽可挑选，买到手后也很难读得投入了。其次是当年读书求知，为的是知识使人趋向高尚，物质变精神；如今读书求知，为的是知识变“知本”，换来多多银两，精神变物质。第三，新的阅读方式可能带来的物理性心态变化，即由纸质书本阅读到电子屏幕阅读，如电脑、手机、电子书、投影仪等，必然会带来多样的变化。这对未来出版物究竟有什么影响和需求，值得深入研究。     沈昌文：《情爱论》删了至少5万字     关于删节，我的故事是最多的。第一本就是《情爱论》。我“号称”是懂俄语的，当时看了一本俄语书《论爱情》。这本书提了一个论点：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爱情的唯物主义基础是什么?是性的活动。我们发现，过去长时间不知道，马恩列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解放的。但有一个麻烦，这位保加利亚作者瓦西列夫太“彻底”了，我请具体加工的吴彬女士把“恶行恶状(上海话)的东西”全删光，“特别注意，不要动手动脚”。在这样的改革开放年代出了这本书，我很高兴。这本书被评了奖，印了120万册，可惜必须删减。《情爱论》大概删了至少5万字，都是关于性爱的具体描写。     第二本删的书是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是韩素音女士向我介绍的。作者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可是他用信息观点来批判马克思主义，这怎么能批判呢?于是我又把它狠删。删了以后，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写文章说，沈昌文把阿尔温·托夫勒这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引进外国著作是在“涂脂抹粉”。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印在简报上，要大家学习。我和高放会心一笑，此后引进外国著作时的删节便减少了。很遗憾，尽管减少，不能消灭。     我把陈原、陈翰伯二位老先生的路子概括为四个字，也承蒙他们认可，那就是“跪着造反”。这是列宁批判考斯基说过的话。我做的编辑工作，包括适度的删节等等，都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还删了一本《宽容》，里面批评斯大林不宽容，现在已经出了15个《宽容》的译本，恢复这一段的至少12个。可见，情况正在逐步改变。新闻出版编辑工作者必须在不断妥协的情况下不断前进。我现在的观点倒不是犬儒主义，我希望稳步前进，可是要前进，不要后退。     王鲁湘：阅读趋向个人化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中国古典作品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在过去是“不存在”的。30年前，这些作品就像是重新创造出来的。在我们刚开始阅读这些古典作品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体验，而且是一种完全“颠覆”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那样的背景下，我重新认识了曾被“妖魔化”的孔子，重新在庄子身上体会到很多人生智慧，重新看到孟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君子人格。我逐渐通过阅读了解到，究竟是哪些经典在培养、规范着这种君子风格。     从阅读心态上来看，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主要希望通过阅读来获得心灵、精神上的享受，通过各种书籍来获取思想，超越自我，提升精神境界。当时人们的精神话语空间是非常大的，可以因为某一部小说就引发一个争论焦点，也可以因为《收获》等文学期刊上有什么新的动静而引起各种热潮。这些现象在现在都是完全不可能再重现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的价值观转向了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转变最大。很多人都偏向于专业阅读，即使有争论，也是围绕着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圈内讨论，已经很少有精神阅读方面的争论了。当然，精神阅读依然存在，但已不会再有全民阅读、讨论思想的现象，到上世纪90年代后就更没有了，经管类图书的兴起就说明了阅读功利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如今，阅读更加趋向于个人化，与上世纪80年代阅读强烈的集体人格意志有着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因为现在实在没有必要几亿人同时去关注同一本书。(钟华生　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