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作家：我们更关注如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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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作家：我们更关注如何写作

　　《辽宁日报》 　

　　辽报“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活动获得学界巨大关注，许多学者、作家都自主或不自主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着讨论和思考。 5月中旬，渤海大学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文学观念与代际写作”为主题的文学周活动，邀请了东西、格非、艾伟三位“60后”作家来校作学术报告，并对 当下文学问题进行了座谈。

　　“60后”作家是当下文坛创作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他们的代表性人物有余华、苏童、格非、北村、毕飞宇、艾伟、东西、李洱、海男、陈染、刁斗、麦家等。近年来，“60后”作家拿出了许多重量级作品，如余华的《兄弟》，苏童的《碧奴》、《河岸》，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北村的《我与上帝有个约》、《愤怒》，毕飞宇的《平原》、《推拿》，东西的 《耳光响亮》、《后悔录》，艾伟的 《爱人同志》、《风和日丽》，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刁斗的《代号sbs》、《我哥刁北年谱》，麦家的《暗算》、《风声》，等等，他们稳健的叙事风格、丰沛的创作力和浑厚的精神内蕴使我们注目。那么，“60后”的代表作家东西、格非、艾伟会对当下文学现状做什么样的回答呢？通过访谈交流和学术报告，答案显得明晰。

　　一是他们更关注写作本身和如何写作。东西、格非、艾伟分别以《从小说到影视》、《文学与时间》、《个人真理：小说与道德的关系》为题作了报告，他们分别从自己的职业角度、个人阅历、写作经验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东西最近主要从事影视剧改编和研究，他认为影视剧的改编和小说的创作是不相同的艺术经历，二者既可互相补充又各自独立，他觉得好的小说可能改编成好的电视剧，而影视剧改编成好的小说，这还没有看到，所以，影视剧的原创力还要加强。他认为他并不是为了改编影视剧而写小说，我们理解，他还要回到小说创作上来。格非和艾伟都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谈了文学与时间、小说与道德的关系，如文学中的时间的长度和强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中时间的差异，世俗时间与精神时间的不同；如小说的伦理道德与生活的伦理道德的不同，小说更注重个人经验性和经验的无序性，小说具有多种可能性和精神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谈了自己近期的工作和忙碌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无限的思考和创作中，如东西最近正在改编自己的《后悔录》，格非忙于自己的小说创作，而艾伟则在宁波大学艾伟工作室中实践自己的创作教学。二是他们更关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关注文学的本真意义和价值。他们期待小说能够更好地震撼人的心灵，文学能够更好地表达普遍性的经验，读者能够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到有启迪的和有价值的精神思想。他们在讲座和谈话过程中，都或隐或显地表明向经典学习的态度、追寻圣哲的愿望。比如艾伟认为 《巨人传》、《堂吉诃德》等文学作品的拓展经验值得借鉴，《安娜·卡列尼娜》可以作为典型文本来阐释小说伦理道德判断这一问题。东西认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托尔斯泰的《复活》作为经典文本，仍然会抓住今天读者的心并震撼读者的灵魂。格非更是从《诗经》、《周易》讲到《搜神记》、《桃花源记》、《红楼梦》，从 《圣经》、但丁的《神曲》讲到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等。三是他们不愿意更多地谈论和评价当代作家和作品。我们非常明显地感觉到，“60后”作家宁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他们的本职工作和写作本身。其实，他们已经对当代文学作出了评价，他们列举了大量经典名著，可是没有当代的作家作品，甚至现代作家的作品也很少出现在他们的关注视野，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他们心中早已铭刻经典的范本。

　　作家与其把时间投入到探讨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之中，不如更多地关注创作本身和如何写作。正如洪治纲所说，这一代(“60后”作家)作家中的不少人依然保持着清醒而独立的精神品格，保持着纯正宽厚的伦理情操和稳健沉着的叙事作风。他们无论是文化积淀、艺术素养，还是审美格调、思想情怀，都显得健全而丰沛，体现了一个作家良好的思考方式和精神膂力。作家的天职是创作，把时间还给作家吧。

　　批评家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尺度、比较范围、选择立场的不同，因而“唱盛”或者“唱衰”，关注本身使我们知道文学还活着，文学还在；作家的不关注恰恰是本分，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如果拿不出好作品，必然是衰的命运；拿出好的作品，就是对文学和时代最好的回答。至于批评家“唱盛”或者“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我认为，这不会影响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也不会影响作家的个人情绪和创作欲望，当代文学仍然会茁壮地、顽强地、良莠不齐地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刘广远 周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