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高考写作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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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高考写作的樊篱

——由虚构高考“零分”作文想到的

王大绩

　　面前放着一篇“别笑我是高考零分作文（真话篇）”，其中收录了十四篇高考“零分”作文，并逐篇作了点评。这里的“真话篇”，我相信是一种文学语言，因为它绝对不是高考作文的实录，而是一篇文艺性杂文。
　　近二十年，我一直参与北京高考作文的阅卷工作。除了空白卷之外，从没有过零分作文。这篇“真话篇”里的作文，从行文到篇幅（最长的达3000多字），也不会是考场作文。因为它们并非“高考零分作文”，所以“别笑”也就变成无的之矢。这篇“真话篇”，无非是每年高考之后，媒体、专家（各类专家，但不是高考作文专家）、学者（各类学者，但不是高考作文学者）评说高考作文大军的一支偏师，一种“恶搞”。从这层意义看，倒有些评说价值。
　　这些虚构的“零分”作文，其构思的基本用意是嘲弄。为了实现调侃，它们或者对高考作文题目断章取义、错读误用；或者率先以自己的角度、空间或高度，为高考作文题目圈出一道樊篱，然后钻出圈外，向着圈内扮出一个鬼脸。这种儿童心态，固有其可爱的一面，但也使自己坐上“自嘲”的交椅。不要信那些评说高考作文题目的专家、学者，他们不是在评说作文题目，而是在竞相展示自己狭隘、片面的认识；也别信这些虚构的“零分”作文，它们实际是在自我示众。
　　例如，2009年天津卷的作文题目“我说90后”（不是“我说九零后”），是有明确提示语的：
　　当前，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被称作“90后”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有人对他们赞扬嘉许，有人对他们表示担忧，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的青春……不管怎样，“90后”终将担当起社会和历史赋予的重任，请你联系个人或社会实际，以“我说90后”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这里的“90后”专指“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被称作‘90后’的青少年”。“别笑我是高考零分作文（真话篇）”先虚拟出“我说九零后”一文，罗列“九十一”到“二百四十九”的数字，再点评为“惊天地，泣鬼神！全文挑不出一处错误！实现了全数字化，真可谓是高技术型人才！”岂不是自我嘲弄？但是，我相信，如果确有这样一篇作文出现在天津阅卷现场，也不会是“零分”。因为作文结尾“到点了快打铃了我要回家吃饭了。老师若是有缘明年再见。”还是写出了某些极个别的“90后”调皮的心态，也不失为“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的青春”的一种表现，语言也还是有些个性的。
　　诸如此类，对作文题目的断引或误引，在此恕不尽举了。
　　这种断引误引，固然可以映射出一种“猴气”，但我们尽可以付之一笑；而“率先圈定一道樊篱，再跳出调侃圈内”的思维，却有更深刻的渊源。
　　例如2009年广东卷的作文题目，本是有明确提示语的：“我们生活在常识中，常识与我们同行。有时，常识虽易知而难行，有时，常识须推陈而出新……”
　　“被‘常识’害死的二傻”一文，立意的基本点并没有超出题目范围，决不会是“零分”。其实，就是没有提示语，考生仍然可以就“常识须推陈而出新”表达见解。
　　“点评”所言：“常识，简言之就是一般的知识，人民群众都知道的道理，有的常识甚至被人们奉为真理一般，一代代地传下来。可是，时代是进步的，常识也随着更新换代。事实上，现在的人们缺的不是常识，而是良心。”无非是在演绎“常识须推陈而出新”这句提示语。现在油腔滑调地虚构一篇“零分”作文，再用“本文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他对现如今常识的看法，取材典型合理，很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点评”抱打不平，充当好汉。不但表现出一种孩子式的滑稽，而且显露出自身对“常识”认知的常识性欠缺。
　　再例如根据“全国Ⅰ卷”作文题目杜撰出的“兔子，你就是一个傻兔子”，当然也有一篇好作文的基础。如果它真的出现在阅卷现场，决不会是“零分”作文。点评说“建议教育系统应该鼓励这种作文，学习不是为了附和老师或社会大众的喜好，培养出有思想有个性的学生才是教育界的成功。”这其实正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高考作文”的理念与追求。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表达与交流中要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
　　“全国Ⅰ卷”给出的寓言材料，就是落实这种理念的一种体现。它以寓言的方式推出了一种生活场景，像生活本身一样，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成分，任由考生“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去写作。要求是“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高考命题组特意撰文对此做出明确解：“生活材料故事复杂一点，会更加贴近自然和贴近人生；作文材料复杂一些，这有利于选择角度的增加，有利于高考作文的多样化。”
　　即如全国Ⅰ卷这则材料，就包括小兔子、小狗、小龟、小松鼠、培训班教练野鸭、评论家青蛙、思想家仙鹤、狼、动物管理局、游泳培训班等许多角度，每个对象又都有其各自的言行。考生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性，选准其中某一角度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说到“立意”角度，当然很多。仅就小兔子和小松鼠而言，可以是提倡“因材施教”“发挥特长”，也可以鼓励“超越自我”“弥补特短”。论说兔子学不会游泳，可以；阐明兔子学习游泳的意义，也未尝不可。这里没有立意“行与不行”的限制，只有作文“好与不好”的标准。
　　看细节，角度就更丰富。仅举一处。“一次兔子被狼追到河边，差点被抓到。”这是“动物管理局为了小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的动因吧？这个蹊跷的细节，不是很有思辨意味吗？兔子被追到河边，所以就要学游泳，这不是很可笑吗？那只狼，可是游泳游得很棒呢。学游泳？干什么？到河里洗干净再喂狼？另外，兔子毕竟没有被抓到，如果为了学习游泳而松懈了奔跑，还没跑到河边就被抓到了，岂不冤枉？或者，兔子到了河边，只是差点被抓到，没被抓到，它怎么逃脱的，这也颇费端详。莫非狼和兔子只是在进行一场“藏猫猫”的游戏？或是兔子钻进了洞窟？不是有“狡兔三窟”的说法吗？你就是认为狼是国家保护动物，兔子就该用来喂狼，也未为不可——只要你取意健康，并能言之成理。我们希望学生具备的，正是细察、深思生活（包括反映生活的文字）的意识和相应的思维能力。
　　“兔子，你就是一个傻兔子”的作者本具备这种能力，他能抓住材料中的很多细节，并展开想象和联想。只是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先自我圈出个看电影“好人、坏人”的樊篱，并设想他人都还在樊篱之内，继而为自己钻出这圈子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于是便“狮子大法官”“鸭子教练就是王八园长的小舅子”等等信口开河起来。这当然极大的限制了作文对社会生活思考的深度。我们鼓励同学创造，但我们也要求同学对自己的创造负责。
　　诚然，有相当数量的语文教师，甚至还可能包括高考阅卷的负责人，把高考作文题目当作一道常识答题，他们的思维蜗居在樊篱之内。每年高考之后迫不及待跳出来评说作文题目的专家、学者大多也蜷缩在这道樊篱之内。“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我们要倡导、推行、落实《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用“作文思维观”荡开“作文常识观”的樊篱。
　　这是一项艰难的思想解放工作，是一种观念的更新，必然要经历长期、曲折的过程，需要坚韧、细致的工作。以落实《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意义就在于此。
　　“作文常识观”是阻碍《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行的第一道樊篱。例如2009年高考后，一些专家热议“明星代言”（2009年高考辽宁作文题，类似的还有“兽首回归”等），称其为“关注社会热点”的作文题目，并据此或褒或贬，就是一个典型。
　　就事论事，是一个角度。即如“明星代言”，作文材料就提示了五种观点：甲，认为可信；乙，表示愤慨；丙，给予理解；丁，主张负责；戊，呼吁监管。突破“作文常识观”，注目材料细节和含意，我们能发现、提取更多角度：名称与实际、多数与少数、调查与信度、自信与他信、传统与时尚、宣传与实际、典型与个案、调查与民情、友谊与义气、盲从与明察、受害与害人、知情与责任、表象与实质、精神与物质、责任与追究、法制与自由、综合与单一、专责与分责、先禁与后罚、国外与国内……统而观之，这道作文题目与先前的高考作文题目“答案是丰富多彩的”“诚信”“相信自己与听取意见”，乃至于半个世纪之前高作文题目“我最热爱的一个人”“说‘不怕鬼’”等等全部相通——所有的作文题目，其实都是“生活”这个总题目的子题目，他们必然在生活的海洋中融会贯通。
　　身处作文教学与教改一线的语文教师，可以真切感知这股思想解放的春风。例如，北京市高考阅卷领导小组在《2006年高考北京卷语文命题总体评价》中，就“北京的符号”这个作文题目，就做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评价：
　　说苏轼是北京的符号，听起来似乎荒谬。当北京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浅尝辄止、自以为是、不求甚解的时候，石钟山下的苏东坡就可能成为北京人仰慕的一个符号了。说司马迁是北京的符号，听起来似乎荒谬。当北京人迫于种种压力失掉了尊严和信仰的时候，“天地苍茫一根骨”的司马迁就可能成为北京人仰慕的一个符号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北京的包容与大气，又有什么绝对永远不能成为北京的符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什么都可能成为符号，而让它们真正成为某种符号，必须仰仗的则是写作者卓越的思维。
　　这个“评价”，突破了北京传统符号“知识”的樊篱，显示出作文题目开拓思维的广阔空间——我们的写作教学，就是要培养同学卓越的思维，而不是平庸的思维。当然，这个“评价”也还有它的某种局限，还是在围绕“是或不是北京的符号”思辨，这道樊篱也应该突破。
　　高考作文题目提供着极其广阔的思维与写作空间。他有多么宽阔？我不能穷尽它的边际，任何人也不能穷尽它的边际，就是全世界的人合在一起，仍然不能穷尽它的边际。我们只是在自己某一特定的坐标点上，以自己有限的视野和思维能力去认识并演绎作文题目；而这远不是作文题目涵括的空间。
　　合力推倒作文教学的樊篱，这比孩子式的滑稽表演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