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没讲过脏话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管季超0712

叶匡政：没讲过脏话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答《中国西部》杂志

    按：《中国西部》改刊成了一本“人文杂志”，厚达240页。杂志照例透出四川人的聪明和锋利。这一次的封面主题叫《检讨‘他妈的’》，想通过审视中国脏话的进化史，来梳理百年中国民族情绪的演变。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好像还没人做过，读起来很有意思。除了脏话史外，有个“交锋”部分，采访了李银河、朱大可、周孝正、江蓝生、李亚伟和我。以下是我的回答。

    《中国西部》：出版纪律方面对于脏话有没有过什么限制或者硬性规定？

    叶匡政：我记得出版法规中对脏话没有明确的硬性规定，但有一些说法宽泛的限制，比如：（不能）格调低下、宣扬淫秽、侮辱或诽谤他人、危害社会公德、低级庸俗等等。正因为这些规定不是非常明确，所以在执行中，完全看相关编辑的理解。我在2001年编过一套网络BBS丛书，就遇到过出版社审稿的笑话，编辑连“上床”“做爱”这样的词都要改掉，当时让我非常头大，但也得照办，因为审稿权握在出版社手中。
    我觉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出版对脏话的审查都还是偏严，除非遇到一些素养较高的编辑，反而可能宽松点。网络流行前，大家很少遇到这类问题。无论作者，还是编辑，人人头脑中都有个自我侦察员，让那些可能引起不快的诸多因素，早已胎死腹中了，脏话在正规出版物被曝光的可能性非常小。这和我们当下使用的比较西化的语言方式也有关。
    脏话其实是一种非常民族化、口语化的语言方式，在当下的这种八股文风中，你就是想带点脏话、脏字也很难，它与我们常用的文风无法衔接，反而显得生硬。加上都经受多年的学校教育，新闻出版的审查制度，作家们早就自我阉割了。所以这在纸质的新闻出版界似乎从来没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西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诗歌、小说、歌词里面充满了脏话（书名如《狗日的粮食》、《狗日的足球》等，歌词则体现在大量的摇滚歌曲中）。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叶匡政：我觉得目前出现脏话的诗歌、小说、歌词，不是很多，而是非常地少。即便有，也是非常低级的脏话。脏话也有高低之分，有情绪失控、泼妇骂街的脏话，也有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脏话，更有那种旁征博引、暗藏杀机的脏话。《狗日的粮食》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们感到很新鲜，第二次有人说就显得有点傻，今天再有人这么说，基本上可以说他二了。脏话也要与时俱进，最好能时俱进到我们把“与时俱进”这样的词也当作脏话。
    我们肯定不会倡导说脏话。但从脏话的丰富与否，也能看出一个时代人们语言和想像力的水平高低。脏话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时，那种无耻神韵是极难翻译的，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很火就是因书中有很多脏话，但你看中文版，就会崩溃，因为那些脏话被翻译过来后，完全失去了在英语中的语感，翻来覆去就是“混账”“他妈的”“婊子养的”几个词，完全没了在原生态语言中的那种生猛劲。
    我个人认为，最能代表中国语言活力的古典长篇小说是《金瓶梅》，从《金瓶梅》可看出，明万历前后可能是中国口语最丰富的时期。那里面人物对话精彩，脏话很多，但常常妙语双关、藏龙卧虎、让人叫绝。什么“贼囚根子”“小淫妇”“小贼肉儿”都是相互间的昵称，里面的主人公几乎个个都尖牙利嘴。那戏子李铭只是摸了一下春梅的手，就被她骂了一百多句王八，而且句句不重样，比如：“一日好酒好肉，越发养活的那王八灵圣儿出来了，平白捻我手的来了。贼王八，你错下了这个锹撅了”等等。细看《金瓶梅》，才知今天我们的白话文和口语已贫乏到了何种地步。闲适、真实、自由的生活状态，才能培养出丰富、精致的脏话来。当代文学中出现这种状况，大多是作者有意为之，想表达对主流话语或意识形态的反抗。但目前文学作品中的这种脏话，还很糙，我们的白话文和想象力都非常贫乏。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c2q6.html) - 叶匡政：没讲过脏话的青春是不完美的_叶匡政_新浪博客     《中国西部》：公开出版物中脏话的出现会不会对公众产生负面的影响？

    叶匡政：如果人们在现实中常讲脏话，在出版物中限制，又有何用呢？脏话只要不刻意伤人，使用得当，反而能显出一些平等、自由、真实的气息。如果不是故意追求低级庸俗，我个人认为，偶尔在出版物中出现脏话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能使一些情感显得真实和传神。如果脏话说的精彩，它也表明一个时代的想象力在复苏。
    大多数人在少年的叛逆时期，总会有一个阶段迷恋讲脏话，你越是禁止，他可能讲得越厉害。没讲过脏话的青春是不完美的。一方面这样能渲泄青春期躁动，缓解情绪，使男孩子减少因磨擦而动手的机会；另外，这种突破禁区的快感，也能让孩子体会到一种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会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些阶层自然会限制了他讲脏话的欲望，比如公务员或教师。但他如果在建筑工地或矿山上当工人，脏话便成了放松情绪和缓解辛劳的一种方式，我们为何要限制他们讲脏话呢？在集体劳作的地方，总是盛产荤话和黄段子，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文学传达的就是真实的生活，如果表现这样的生活，一点脏话没有，就太不真实了。

    《中国西部》：你个人怎么看脏话？

    叶匡政：我个人认为脏话和修养的关系不大，而是和生活和工作环境精神自由程度有关。一般体力劳动的群体，出现脏话的机率大一些，因为体力劳动相对别的工作，对精神和思想的限制更少，他们是以体力来考核人的。但在政府部门或知识单位工作的人，说话几乎就是工作，这样讲话的自由度相对要小很多，自然就不大讲脏话。很多人喜欢在吃饭时讲黄段子，也是对无法讲脏话的一种心理替代。作家、艺术家因为大多是自由工作状态，喜欢讲脏话的比率也很高。我不反对别人讲一些有趣的脏话。

    《中国西部》：就个人而言，讲脏话的情况很多，有时候只是一个语气词有时候甚至就是高兴。就一个民族而言，出现国骂一类的东西，是否跟民族情绪国力强弱之类的大背景有关？

     叶匡政：我觉得跟国力之类肯定没有关系，跟一个国家语言的自由度和想像力还是有些关系的。现在有些人，已丧失了讲脏话的能力，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悲哀。美国的脏话也很流行，流行到如今要讲好几个 fuck，才能达到十年前讲一个fuck的效果。就像中国人的“我操”、北京人讲的“丫”一样，事实上，很多脏话随着它流行得太久，会渐渐失去它原来的含义，不过是一种强化语气、或表示吃惊的一种语助词。它的功能不过是一个说出来的惊叹号。

（《中国西部》2009.1下半月，记者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