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 文/甘会斌

管季超0712

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　　一、虚无（nothing）问题的引入

　　中国城市空间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在直观印象上，一个城市很难区别于另一个城市。同样的方方正正的、鸟笼式的民居，同样的大型超市或连锁店，同样巍峨雄壮的政府大楼，同样乏味的、充斥着拟像广告的街道景观……香港模仿纽约，北京、上海模仿香港，其它城市模仿北京、上海。城市精神或城市气质荡然无存。住宅社区的售楼广告表现出荒诞的名实乖离，只有广告策划人员面壁虚构才可能想出那些诗意盎然、诱人上当的名头。但是在这些花哨的能指中，人们看到的只是所指的严重匮乏或意义链的断裂。

　　北京的发展典型地再现了中国城市从实在走向虚无的历程。古都北京无论城市设计还是建筑风格，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吴良镛先生认为：「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1贝聿铭则以为，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哈佛大学建筑学家萨夫迪在1973年访华时，对北京城叹为观止，事后评论说：「（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协地坚持继承传统与历史的。紫禁城作为城市中最重要、最富纪念性的建筑群隐现于环绕它的低尺度的邻里中。许多街道都十分开阔并绿化成林荫大道。……中国特别是北京表现出未来都市发展的多么好的机会呀。」2杰佛瑞‧迈耶虽对北京城市格局所体现的封闭性略有微词，但还是赞扬她有限而持久的形式中蕴藏着无限的文化理想3。

　　建国后前三十年，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犯了不少错误，对古都景观造成很大破坏，但天翻地覆的大破坏还要数最近十年。北京连同上海等中国城市越来越像「典型的」国际大都会，正是在这「典型化」的过程中，城市的一些非典型的、个性化的东西悄然隐退了。吴良镛先生说：「高楼和高架桥好象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 second-hand city）。」贝聿铭认为，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张开济先生说：「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kong。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北京的价值在两点，一是平面，可惜城墙拆了；二是在立面，skyline。东方广场体量太大了，把故宫的环境破坏了，这是不应有的错误！巴黎曾盖过几幢高楼，大家反对，就盖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却无动于衷？！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高楼。高楼就代表现代化？玻璃幕墙就是现代化？太幼稚了！」4萨夫迪1999年重返北京时，恍如隔世：「一条条排列着高层建筑的大道代表一种新的都市密度与发展模式：写字楼、公寓、酒店和无处不在的汽车……北京在几十年之后重蹈了许多西方、南亚和拉丁美洲城市进化的过程。同样的发展模式，同样的对汽车的依赖，同样的忽视公共交通，以及到处可见的对历史区域的损毁和混乱布局的高层建筑。」

　　不独北京为然，中国城市似乎只有两条路：衰败，或者国际化，而后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衰败。2002年的《华人》月刊第三期是北京疯狂拆毁老城区的专号，封面上赫然印着大标题：「文化的自杀」、「中国城市十大败笔」等等。许多有识之士奔走呼告，但不过如陈丹青所说，「这叫嚣无非是失败的哀鸣」5，淹没在城市建筑工地的隆隆巨响中。这样的城市发展，这样建成后的城市空间，具有甚么社会学意义及后果？这只是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的问题吗？这样的趋势可以扭转吗？

　　二、「虚无」概念的理论化

　　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这一趋势，是开放后的中国逐渐要「与国际接轨」，半主动半被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种症状。全球化固然如凯尔纳所说，是包含着矛盾性和模糊性的，既有进步与解放的特质，也有压制与否定的特质，既是自上而下强迫实施的，又受到自下而上的竞争与重构6。但是下文将会论证，在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影响上，我们不能不强调压制与否定的面相。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成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它使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7。大卫·哈威则强调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空间收缩成了「地球村」或「宇宙飞船地球」，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8。无论时空分延还是时空压缩，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空间的虚无化。只有空间被驱除了具体的、独特的、有时间性的内容，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和列菲弗尔所谓均质化的「抽象空间」，它才可能分延或压缩。此时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否定了所有的差异，否定那些源于自然和历史，以及源自身体、年龄、性别和族群的差异」；「抽象空间相对于时间显露了其强制与压迫的能力。它将时间视为一种抽象予以拋弃……时间被化约成空间的限制」9，通过抽象空间而被取消。

　　乔治．瑞泽尔认为，虚无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消费领域的特征，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向虚无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的普遍历史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虚无」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创立、控制并且比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虚无是与实在（something）相对应的，而实在被界定为「一般是由本地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富有独特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一种很大程度上在实质上是独特的形式」。瑞泽尔认为虚无包含四种形式：虚无地点、虚无人、虚无产品、虚无服务。实在─虚无序列可按照下列范畴加以区分：

　　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 一般的（可互换的）

　　本地地理的联系 ──── 缺少本地的联系

　　特定时间的 ──── 相对无时间特征的（time-less）

　　人性化的 ──── 去人性化的

　　有魅力的 ──── 无魅力的 10

　　正是国家、公司、组织和其它实体──它们的主要兴趣是要让它们的权力、影响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利润增长遍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式的野心和将自身强加于不同地理区域的欲求，造成了增长全球化（grobalization）。增长全球化与虚无的扩散有着选择性亲和关系，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则更多地与实在相关11。在所有四种虚无中，虚无地点（nonplace）影响尤为深远，如马克·奥热所说，「虚无地点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尺度。」虚无地点就是地点的对立面。

　　雷尔夫认为，地点都是充满独特实质的：「地点……充满了种种含义，充满了种种实物，充满了不断进行的种种活动。它们是个性和共性的重要来源，是人们与之有着深厚情感和心理联系的人类生存的深奥中心。」而无地点特性是「一种没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的环境和那种不承认地点的重要意义的潜在观念。它潜入到地点的最深层面，切断根基，侵蚀象征符号，用单一性取代多样性。」12

　　马克·奥热认为，地点又被称为「人类学地点」（anthropological place），它被界定为「关系性的、历史的、事关认同的」，而虚无地点则反之。超现代性（supermodernity）造成了虚无地点，这种空间不再能够整合先前的地点，而是把它们罗列出来、加以分类、然后抬举到「记忆地点」（places of memory）的地位上，放到一个受限的、特定的位置去。人们在地点中漫步、交谈，用语言描述其特征，它常指涉一个事件、一个神话或一段历史：总之这是一个象征化的空间。虚无地点是快速信道网所营造而成，它的原型是旅行者的空间13。

　　卡斯特在论述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时说，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支配性的趋势是要迈向网络化、非历史的流动空间14。这种流动空间恰是在不停流转中克服了时间性、历史性、本地性，而带来了无时间性、无根性、无个性。这就是空间的虚无化。

　　安东尼·奥罗姆和陈向明认为，地点是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对地点的认识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个人身份认同感，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3）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在家里的感觉，舒适感15。

　　综上所述，地点之转变为「虚无地点」（或空间的虚无化），就是空间的社会属性减少、蜕变成纯粹物理空间的过程，是空间的工具理性增加而沟通理性减少的过程，是系统向生活世界殖民的过程，也是作为身体和意识的自然延伸的空间转变为外在的、异化的、无涉身心的空间的过程。虚无地点仿佛一个巨大的磁场，可以将置身其中的人、物、服务磁化成虚无人、虚无产品和虚无服务。这样的大转变正在中国各城市全面展开。

　　三、中国城市的虚无地点

　　设想一个中产人士，他/她住在房地产商开发的住宅社区里，坐地铁或高速大巴去写字楼上班，中午在快餐店吃饭，晚上或周末到超市或大型商场购物，节假日去人工景点旅游：所有这一切活动，按照上述对虚无地点的界定，竟然无一幸免涉身其中！我们依次看看，为甚么这些空间变成了虚无地点？

　　房地产商开发的住宅社区。冯钢在对成都房地产广告的个案研究中，一方面强调「西方文化强势凸显」， 「从而建构了一个高于中国文化的审美等级」，房地产广告展现的都是欧美的生活方式，中国被遮蔽了；另一方面，「在人们心灵深处和文化心理上，传统文化的力量还是无可抗拒的，仍然具有独特而持久的魅力」，其主要证据在于两点：一是售楼书广告语使用了中国文化的审美术语和中国古代建筑的名词术语，一是有些楼盘开始「重拾民族建筑传统」16。冯钢先生实在是有双重误会。在房地产开发中，所谓的「西方文化」，毋宁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西方学」或「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仅仅代表由中国本土所缺乏的特质汇集而成的「他者」而已，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想象，而可能无关乎西方文化本身。这是弱者向强者的认同，所谓「西方文化」，是强者的权力化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审美术语和建筑术语的运用，虽然可能部分是对中国人审美心理和文化心理的一种诉求，但更多的不过是一种行销策略，一种催眠术，所谓「神韵」、「风韵」、「意蕴」、「粉墙黛瓦」、「丝竹管弦」等等，对传播者和受众来说，都不过是一连串的能指，其所指要么是空洞的，要么是模糊的，而能指与所指之不相称更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民族风格」的建筑，同样只是对传统文化某些符号的选择性甚至夸张性的借用，是基于对千篇一律的仿西式建筑的厌倦而寻求新的时尚，也是中上层中产阶级自我身份界定和「区隔」（distinction）于其它阶层的一种工具罢了。这不代表认同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达，或者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征兆，而只是用于强化阶层界线。这里的「中国文化」一如前面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权力的自我表达。文化的内核空无所有，中式快餐终究是快餐，决不因此而摆脱其「麦当劳化」和「虚无化」的特征。不独建筑风格抽空了建筑的时空特性，就社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中国的住宅社区往往类似于孤岛或飞地，它们本身就是在破坏原有社区、本就衰败的社区或者荒凉之地的基础上建起来的，一些远郊的别墅区，在农村田野和村落的环拱下，简直像是殖民化城市里的租界。社区的命名特意抹杀了它的时空特征，给人感觉是城市里突然冒出的一片世外桃源，有很强的似梦似真的乌托邦意味。

　　快速信道网。顾朝林等人认为，「在21世纪，以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空中走廊、巨大港口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快速信道网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这种观点着眼于城市体系的网络化，突出了快速信道网的政治经济功能。事实上快速信道网还应该包括城市内部的地铁、轻轨、环城高速路和立交桥等，我们也不应忽视快速信道网在个人的城市体验上造成的影响。地铁和航空最能体现快速信道网的虚无化特征，它们都是由某个中心控制的、消除了个性的社会形式。一旦个人进入地铁，他/她就进入了一个完全均质化的空间，月台与轨道在任何地方都一模一样，除了月台上用文字标示的站名之外。个人除了信任这个控制系统以外别无他法，感觉判断不了身处何地、正当何时。缺乏时空的参考坐标，在个人的感觉中，地点性、时间性隐遁了。地铁中的服务都是自动化的，个人仿佛被放置在生产线的传输带上的物品，不知不觉地被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个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他/她从来不曾被当作一个特殊的人，而只是相当于购票时的一枚硬币。航空与此相类，而更臻极致。机票上的个人身份信息貌似将个人特殊化，实则是将个人化约为一串符号。飞机上的标准化服务也是典型的虚无服务。

　　大型超市、快餐店。大型超市（购物中心）和快餐店都符合 「麦当劳化」的特征：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高度控制，而且购物中心常常和快餐店相得益彰18。它们不仅提供自动化的、非人性的虚无服务，而且本身就是一个虚无地点。就同一家快餐连锁店而言，它们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菜单、价格、店堂布置、工作人员着装和服务模式，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除非借助外部参照物，否则不可能判断出所居何所。地点性、特殊性显然是快餐店一意消除的东西，它就是要让顾客只知道是在某某快餐店里，而不管其它。室内校为恒定的气温、工作人员四季如一的着装、几乎四季不变的菜单，也在消灭顾客的时间意识。快餐店犹如一个封闭的宇宙飞船。「购物天堂」的广告语，隐喻性地说明了购物中心的非地点性、非时间性，因为「天堂」既不在此岸，也超越了时间。购物中心一般不在建筑的外部多加修饰，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空间的营造上，这表明了它在空间上的内向性：靠着几乎应有尽有的商品堆砌，它使自身成为独立自足的封闭空间，一个商品乌托邦。商品陈列分割了空间，使空间成为纯粹的容器而不具有其它意义，空间只是交换价值的媒介。触目皆是的商品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但也因此使个体丧失了空间的距离感和想象力。只有眼前的商品是实在的，空间和时间都隐退了。

　　人工景点。自然的风景和历史的遗迹具有时空上的独特性，因而都是极能体现空间的地点性的，能够成为与之相关的人或本地居民自我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旅游工业把它们都变成了人工景点，使它们更像精心培育的盆景，而不是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景观。这些景点被封存和包装起来，被大批量生产的纪念品市场和各种商业场所包围着，在在显示它们不过是商业帝国的诱饵。政府常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清楚不过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那些地方性的景点只是政治经济大舞台上的道具或布景，以便让外地人在这个背景下想象性地体验本地人的生活。自然风光盆景化，历史遗迹古玩化，它们既在场又缺席，在符号化和抽象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与本地和历史的丰富而复杂的联系，在向外地人展示的同时，日益遮蔽了在本地人日常生活中的构成作用。它们是「观看」的场所，却不再是人们的活动场所；「观看」与拍照使它们彻底客体化，作为一件物品被占有和消费。它们的地方性、特殊性已经溶化在全球性、普遍性之中了。人工景点给外地人快餐式地消费本地文化提供了机会。

　　四、城市空间虚无化的原因与后果

　　城市空间虚无化的主要动力机制，在瑞泽尔看来，是增长全球化的三大次过程，即资本主义、美国化和麦当劳化，宏大的结构和力量压倒了本地，吞没了个人与团体创造自我和他们的世界的能力19。卡斯特对信息化城市的研究也强调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重组，其中政府干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以经济全球化增加资本获利可能性，而新技术也得以将其内部逻辑的物质性强加于革新进程与社会组织进程之中20。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除了这些一般原因之外，还有特殊原因。

　　一是政府权力的高度干预。帕尔所谓的「城市经理人」本身难于界定其外延21，这恰是由于西方城市建设中多元势力的参与和博弈，卡斯特就强调指出，在当前西方，草根的城市社会运动依旧能够塑造城市，也能够塑造社会22。在当代中国，城市管理当局几乎毫无争议地是「城市经理人」，也许国际资本和地方经济精英在城市发展上也掌握了直接或间接的权力，但是广大市民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没有反应能力和参与权。近年来城市拆迁中所出现的争议和冲突，多限于原居民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偿，而很少或几乎没有质疑过这一城市规划的程序及实质的合理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在城市发展中的沉默与无权状态。甚至建筑师和规划师也只能扮演工具性角色。如王明贤所言：「有时某领导的话更有决定性，建筑师则只能成为描图的工具。……某些达官贵人关于建筑的意见，常常是建筑师为之捧腹的笑料。但在含泪的大笑之后，一幢幢平庸甚至是畸形的建筑又不断遵命产生，而建筑师却只有苦笑。中国建筑师在夹缝里求生存，并力图有所创新，确实很不容易。」23城市规划也往往被当成政府工程、政绩工程，被置于个人主观意志之下，沦为实现其政治雄心的手段24。支撑城市规划理念的仍是政治因素。

　　二是中国的文化贫弱症。多少带点讽刺意味的是，虚无化一如此前若干年盛称的现代化一样，也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西方文化与社会，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在最近三百年来，实在没有革命性的变化；虽然二十世纪初惊慌于「西方的没落」，二十世纪末又惊诧于「后现代的转折（或断裂）」，但是它的连续性依然清晰可见。虚无与实在的对立，在西方社会是内生的，即使当它最反传统的时候，传统也是「不在场的在场」。虚无与实在的辩证法，隐晦地表现在波德赖尔对现代性的把握中，在他那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来走出历史之流」25。但是中国不然。金耀基说二十世纪是社会转型的过程，又是传统解构的过程，香港、台湾、大陆都是如此；但是余英时认为，台湾、香港、新加坡，虽然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但是社会没有被扭曲，于是文化得以保留，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衔接问题就好办；而大陆存在的文化问题最多26。在这种情形下，虚无的全球化就不仅代表西方经济与文化势力的殖民，是外生的，也代表中心无主、文化孱弱的中国人的自我殖民，传统成了「在场的不在场」；因缺少本土及本土文化内在转化而成的实在的抵抗，全球化与虚无更加势如洪水，其压制性与否定性的一面更形突出。欧洲各地不断出现抵制麦当劳的运动，但是中国人把上麦当劳当成身份标志。贝聿铭在1985年说道：「我体会中国建筑已处于死胡同，无方向可寻。中国建筑师会同意这点，他们不能走回头路。……他们走过苏联的道路，他们不喜欢这种建筑。现在他们在试走西方的道路，我恐怕他们也会接受不了。……中国建筑师正在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走那条路。」27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的死胡同。我们丧失了可以转化全球化和虚无力量的文化根基。瑞泽尔注意到，中国的一流导演（包括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了西方观众，在电影里把中国文化和历史加以洋化（或「东方化」）的处理28。文化上不能自立的民族只能充当虚无力量的同谋。

　　的确，即便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已如前述，还会有很多人愿意欣然拥抱它。快速信道网、购物中心和快餐店的效率、便利和可预测性，住宅社区相比于原来的平房或四合院的优越生活设施，旅游景点的娱乐或「增长见闻」，使得它们似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最初开发这些空间也许完全基于合理化的构想，但这不能防止它们产生意料之外的文化后果。

　　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的来临模糊了建筑与社会之间有意义的关系。由于支配性利益的空间展现遍及全球，跨越文化，拔除了作为意义之背景的经验、历史与特殊文化，因而导向了非历史性、非文化性建筑的普遍流行。前已述及，空间的虚无化所造成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带来了历史感的丧失，生活世界意义系统的破坏。一个历史意识原本非常浓厚的民族，正经历着空间对时间的剥蚀。如果说二十世纪早期每个中国人都是程度不等的求新求变的激进分子，那么在二十世纪晚期之后，每个中国人都是程度不等的追逐时尚者，信息的发达使我们可以与西方同步共舞。当下性即历史性，瞬间即永恒，东方即西方，表像即实质，能指即所指。就此而论，空间的虚无化是把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性化的铁笼」可视化了。自由即枷锁。

　　虚无化的力量如此强大，顺者昌逆者亡，堪称一个新的「帝国」。从经济上说，能够被纳入虚无网络的地方和人有福了。如顾朝林等所说：「在信息社会，城市的发展潜力却取决于该城市与全球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29但是这也正好证明全球化与虚无势力的排斥性、压制性、否定性的力量：不在这个帝国涵盖范围之内的区域或人，他们甚至仿佛不存在。以快速信道网为例，只有该网络的节点地区才会最大限度地享受效率，被它穿越的广大区域最多在旅行者的眼里留下短暂一瞥；能否利用快速信道网，也自然而然地把人分为了两类，如鲍曼所说：「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30这两类人也生活在两种时间中，前者的时间是「无时间性的时间」（timeless time），后者的时间是「年代时间」（chronological time）31。

　　一方面是二元分化，另一方面却是对多样性的破坏。因为二元分化其实是一元化力量所造就的，它把无法同化的贬低到「他者」的「剩余范畴」里，加以忽视或拋弃。城市似乎在日渐「美化」，但这只是由于我们把「新的」、「现代化的」等同于美的，而老建筑、老街道、用途混杂的地方，都在「改造」或「更新」之列。这自然违背了简·雅各斯所列的城市多样化的条件32。也许对于习惯了「大一统」的中国人来说，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始终是有吸引力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要按照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设计社会，这样的理性化设计原则是典型的「盛现代主义」；这种对秩序的热望，要彻底消除不确定性的企图，「最终征服」自然（Nature）的想望，带来的是「造园国的实践」33。

　　感官剥夺与空间认知的迷向。空间的虚无化压抑了身体的感觉功能，对速度感的无止境追求使得身体或食物或商品的移动成了目标本身，空间中的人「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况下，并以此来感觉世界；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段而不连续的都市地理中朝着目的地行进」，而且「这种想让身体不受阻挡的渴望，还伴随着一种对（与他人）接触（而冒风险）的恐惧」。「个人主义在发展，而个人在城市里则逐渐沉默了」，34他们成了城市管道里匆匆移动的物体。以詹明信之见，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使人体不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靠感官系统组织我们周围的一切，也不能靠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位置方向。人的身体与他的周遭环境惊人地断裂，象征着我们思维能力的无能为力35。如拉邦所说，整个城市像一座迷宫，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大百货商场，一座剧院。哈威说：「虚构、分裂、拼贴和折中主义，全都弥漫着一种短暂和混乱感，它们或许就是支配着今天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实践的主题。」36城市空间的可读性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心理安全与人类经验的深度和强度问题37。

　　由此看来，中国城市空间的虚无化，所牵涉的不仅是城市竞争力或在未来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问题，更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城市的地方文化的生存、传承、衔接、转型的问题，是市民的文化认同和地方归属感的问题。这里的城市文化不是政治经济所利用的工具，它直接关系人的存在状态、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点并贯穿于城市发展之中，也许才能稍稍抵制或限制城市空间的虚无化及相伴的问题。

　　注释

　　1 吴良镛：〈北京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辩〉，载《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 萨夫迪(Moshe Safdie)着，吴越译：《后汽车时代的城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序。

　　3 杰佛瑞‧迈耶(Jeffrey Myer)：〈鹰与龙──华盛顿与北京比较〉，载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292。

　　4 转引自王军：《城记》（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26-27。

　　5 陈丹青：《退步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201，204。

　　6 Douglas Kellner, "Theorizing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0, No. 3, pp.285-305.

　　7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着，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23-24。

　　8 大卫‧哈威(David Harvey)着，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300。

　　9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52，49。

　　10 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着，王云桥、宋兴无译：《虚无的全球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页1，9，27。

　　11 George Ritzer,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1, No. 3, pp.193-209.

　　12 转引自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页55。

　　13 Marc Augé, Non-place（London: Verso, 1995），translated by John Howe, pp.77-86.

　　14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着，夏铸久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518-524。

　　15 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M. Orum)、陈向明着，曾茂娟、任远译：《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页15-16。

　　16 冯钢：〈房地产广告中的东西方文化呈现──成都房地产广告个案研究〉，载《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页269-280。

　　17 顾朝林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225。

　　18 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着，顾建光译：《社会的麦当劳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页16-20，50-51。

　　19 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页102-8。

　　20 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着，崔保国等译：《信息化城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12-36。

　　21 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页200。

　　22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载《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253。

　　23 王明贤：〈1985年以来中国建筑文化思潮纪实〉，载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105。

　　24 周大鸣：〈以政治为中心的城市规划──由中国城市发展史看中国城市的规划理念〉，载《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页92。

　　25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着，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56-57。

　　26 刘梦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49，25，13。

　　27 戴蒙丝丹着，黄新范译：〈《现在的美国建筑》选载（三）：访贝聿铭〉，《建筑学报》1985年第6期。

　　28 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页121。

　　29 顾朝林等，前引书，页21。

　　30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着，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17。

　　31 曼纽尔‧卡斯特尔：〈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页254-55，363。

　　32 简‧雅各斯(Jane Jacobs)着，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页155-244。

　　33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着，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40-60。

　　34 理查‧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着，黄煜文译：《肉体与石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页3-5。

　　35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着，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497。

　　36 哈威，《后现代的状况》，页132。

　　37 凯文‧林奇(K. Lynch)着，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