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发《她字的文化史》书评

教师之友网

《光明日报》刊发《她字的文化史》书评

　胡其柱　

   黄兴涛教授刚刚出版了《“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对“她”字的考证,几乎到了搜罗穷尽的地步。从书后的参考目录可知,这本不算太厚的书,竟然征引了185种原始资料,参引了56种相关研究,包括多种外文资料和研究。作者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一一翻检出散落在各处的“
    她”字及其相关字词,为我们串联成了一条耀眼的珠链。
　　书中的考证,对语言研究无疑是切实的推进。在作者笔下,“她”字的出现、生成和流播,不是一种无生命的文本更替,而是一幕幕充满了“人”的思考、争议和选择的舞台文化剧。 　　作者不仅关注“她”字背后的历史之“人”,而且还非常照顾阅读它的现实读者。作者没有像有些传统考据那样繁复而枯燥。相反,他采取了一种类似剧本式的写法,尽量以讲“故事”的形式,交代“她”字的来龙、不同设计方案的争论、最早的书写实践、文化意图以及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认同。与此同时,作者还精心选择了若干图片,以呈现“她”字文本的原始样态,增加读者的历史现场感。引人的故事,原始的图片,配以活泼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轻松有趣。 　　作者将“她”字的创生和认同称之为“文化史事件”。根据作者的界定,所谓“文化史事件”,一是指具有重要、明显影响的文化大事件,二是指具有文化反思意义的历史事件。“她”字的生成和流播,无疑属于后者。前者是传统文化史关注的对象,后者则是兴涛教授的新创意。《“她”字的文化史》就是其初步的实践。在这本书中,他虽然花功夫考证了“她”字的来龙去脉、认同情形,但是其真正的用意,却在于揭示隐藏于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文学转型、社会性别意识变迁、现代性与汉语传统问题以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等等,“她”字只不过是一面聚焦透镜而已。

教师之友网

“她”字文化是怎样层累的？

  倪雪君

《“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黄兴涛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28.00元

陈寅恪先生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已为后人反复申说，其吸引力至今不减。此思路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训诂变身一柄剖析思想与观念变迁的利器，被“点石成金”为一种现代学术方法。这种思路对研究者的能力要求极高，陈先生明言，此点固然已是“今日训诂学之标准”，但彼时著作能当之无愧者，只有沈兼士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篇而已，可见其落实之难。黄兴涛先生的尝试可谓是名符其实的“知难而进”，他在新作《“她”字的文化史》中不仅接续了这一理念，更大胆将陈先生的思路推演至对“新字新词”的考辨。全书藉由对“她”字诞生背景、使用情况与争议话题的梳理，勾连起语言、文学、性别及跨语际交流等一系列“现代性”命题，为近现代思想史与观念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研究范式。
晚清以降，文字变革与观念更迭互为表里，与新器物新观念相伴相生的，是新字新词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其中，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区分的“她”字，被认作是这一时期国人“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刘禾语）。
“她”字的迷人之处，在于其近乎“浑然天成”的丰富话题性。1918年，新文化运动影响日著，《新青年》上，钱玄同正热议文字的改良与存废，胡适正大谈女子的地位与贞操，而正倾心于译介西方小说的周作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如何将英文中的“SHE”对译成中文的现实问题。同年第5卷第2号的《新青年》上，周作人在其译作《改革》前似不经心地引出了刘半农的天才提议：“中国第三人称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于是，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横空出世。
饶有意味的是，“她”字的话题展开呈现出一个层累的过程，其诞生之日众人瞩目的语言、性别、语际交流等问题，于其后成为不断附着其上的衍生话题，构成一个值得梳理与深思的文化史课题。
最初，“她”字的诞生仅是为了解决一个翻译问题。近代以前，中国本无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也无此必要。但随着国门洞开、西风渐入，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表达中区分男女第三人称的语法习惯，使得翻译者意识到汉语在这一方面的“缺失”。刘半农关于“她”字的动议，正是出于准确表意的需求。
具体到使用哪一个词，各家又自有分说。刘半农认为“她”“他”二字在形式上极像而易认，又有别而不至于误认，正可作为第三人称“他”字的女性指代。周作人于学理上附议，但出于排字印刷的考虑又提出了模仿日语采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的临时性办法。之后，“科班出身”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加入了讨论，“伊”字作为另一种选择也浮出水面。
不过，这些讨论仅限于《新青年》同人内部，而其真正引起广泛关注要到一年多以后。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一篇署名为寒冰的文章《这是刘半农的错》，旗帜鲜明地反对“她”字，并指名道姓要声讨“她”字的始作俑者刘半农。由此，一场关于“她”字存废及“她”与“伊”孰优孰劣的争论将更多人吸引进来。
分歧与论证主要集中于语言学的范畴，有两个焦点。第一，是否需要专立一字来指称阴性第三人称，以及“她”字是否适用。讨论深入到了一些语言学的细节，比如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他”字是否已经够用、“她”字的古今义是否会混淆、“他”“她”二字在语音上能否区分开来等。第二，两个可用字中“她”与“伊”哪个更好？语义上的准确性、语用上的通行性、语音上的辨识度都成为了考量的标准。争论的结果是，支持使用阴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占主导；而在“她”“伊”二字间，虽说初时钱玄同与周作人所支持的“伊”字略占上风，但随着“他、她、牠”系列代词的整体提出，“她”最终得以扭转劣势站稳脚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最初围绕“她”字的争议主要着眼于翻译需求与语言学视角，但彼时正渐入佳境的“国语运动”也对“她”字的讨论产生了影响。有人反对对“他”字作性别区分，理由是中国文字原本就存在“区分太细，所以文化传播较迟”的问题，故而不宜再造新词。此外，“伊”字近于文言，说起来过于文绉绉，即便作为口语使用也仅限于少数几个地区，这些都成为了“伊”字缺乏竞争力的表现。在类似论证中，国语运动基于便利文化传播所提出的“言文一致”与“语言统一”的诉求隐约可见。
正当学究先生们在“她”字是否需用、是否可用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时，另一些人却已经开始用起了这个新鲜字。经黄兴涛先生考证，24岁的北大学生康白情是第一个实践“她”字书写的人。他在1919年5月20日《晨报》上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两次在阴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意义上使用了“她”字。之后，俞平伯、王统照、田汉、郑伯奇等人都在其诗歌与小说中，开始自觉使用起“她”字。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涉及女性题材，以各类女性为第一主人公。如俞平伯的《狗和褒章》以40个“她”字，塑造了一个孤苦寂寞又敏感多疑、整天与狗为伴的寡妇形象，又如王统照以88个“她”字，叙述了山东曲阜县城一个名叫慧如的女子的爱情悲剧。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拥有了独立的指称，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富于时代色彩的命运，应和了反对旧式礼教、弘扬女性解放的主题。
吊诡的是，新文学家们笔下带有女性解放色彩的“她”字，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成为对女性的“区别对待”和“性别歧视”。有人提出：“在这个竭力消灭男女形迹的时候，标出这样一个新式样的‘她’字，把男女界限，分得这样清清楚楚，未免太不觉悟了。”（载于1920年4月16日《觉悟》） “区别对待”向前一步，便生出了“歧视”的问题。193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妇女共鸣》杂志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该字去掉了“他”的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的人格贬低，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将“沿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尚祈投稿诸君，注意及之。”这种围绕着一个字“锱铢必较”的认真劲儿，使人联想起西方女权主义者关于“Mr\Miss\Mrs\Ms”等词究竟该以何种标准取舍的纠结。女性意识下两性的“区分”与“平等”究竟是相辅相成还是截然对立，这一问题的内在张力透过一个小小的“她”字高度集中地展现了出来。
公开抗拒“她”字的最后一次努力来自陈寅恪、厉筱通等历史学与语言学专家。由于他们精通多国语言，又熟知中国文字沿革，所以多从语际交流的角度提出驳论。1933年，陈寅恪在《学衡》上公开反对“她”、“牠”二字的正式通行，认为中英两国语言文法各不相同，不必比附效法。而厉筱通认为模仿英文将“汨没本国文字之特质，殊不足取。”1934年4月另一篇署名为“诛心”的反对文章里，更直白地说出了“你译者既写的是中文，你就是说中国话给中国人听，你便须按中国规例去”的主张。解读材料时，黄兴涛先生提示了一个相关语境：这组反对“她”字的文章出现于1934年前后，正是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及“文言复兴”运动发生之时，这当不仅仅是时间的巧合。在这一轮的反对声中，中国固有的语言传统备受强调，以对抗更具话语优势的西方语言，其间透露出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许更可以放到潜在的战争背景中去解读。
从语际交流角度展开的“她”字讨论，也许是最为持久的，甚至延续至今。赞誉“她”字为“最迷人的新词语”的刘禾，便将“她”字的发生与争议纳入了其“跨语际实践”的理论中。她认为，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汇之际发现某个英文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词从而产生的焦虑，与其说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缺陷，不如说是基于文化强弱差异而产生的语言不平等。对于刘禾的说法，黄兴涛在《“她”字的文化史》中也做了针对性讨论。他更愿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去解释，从而提出“‘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霸道的西方，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
小小的“她”字，犹如一片历史大树上的年轮剖面，生动记录下不同时代的主题与思绪，连缀起中国近现代观念变迁的诸多话题。从这一点上讲，黄兴涛先生是极富眼光与洞察力的。借用葛兆光先生关于思想史研究加法与减法的说法，黄兴涛先生着力呈现的是关于“她”字文化的累加过程。而更为难得的是，那些被放弃的动议与观点，也在这本书中被一一记录，为后人了解一个观念的生发与变迁留下了极为鲜活的范本。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

教师之友网

一个字的文化史

张仲民

在新文化史的脉络里，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作为实践的历史之一的语言文化史是目前西方学界正在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限于种种的局限，尤其是学科之间的此疆彼界，中国的历史学家对社会语言史的介入并不很多。
这些年，大概许是受到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和德国概念史研究的影响，更多可能则是出自学术史内在理路的演进和学术研究中的“典范转移”，愈来愈多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开始对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名词进行研究，黄兴涛教授就是其中较早的一位。
在前些年对新名词研究的基础上，去年10月，黄兴涛教授推出了他的新著《“她”字的文化史》。初看书名，读者一定会感到疑惑，“她”字有什么稀奇？值得小题大做为之写一本书吗？
新名词之于近代中国的多重意涵，早已为语言学家、中外文化交流史家、文化理论研究者所揭示和公认，设想一下，若是近代以降没有一直在涌入中国和不断生产出来的这些新名词作为概念工具，我们当下的表述和思维方式该会有多么大的差异！以及会受到多少的掣肘和存在多大的局限！
在近代林林总总的新名词中，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与政治、军事、社会等经国大业有密切关系的词汇，如民主、自由、科学、进化、社会、革命、民族、种族、国民、卫生、文明、文化、近代、宗教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显赫实际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名词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她”字就属于这样一个我们习焉不察却大有来历、大有讲究的新名词。
说起“她”字，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的是刘半农那句著名的诗句“教我如何不想她”，然而正像任何一个新事物一样，其诞生颇有一番曲折的过程与复杂的文化、社会内涵，这“既是东西文化接触后出现的一个典型的语言现象，又是新的性别文化现象，同时还是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批评史变迁中值得关注的现象”。（页3）
近代之前的中国语言里无有对男女第三人称单数的区分，与外来语言特别是英语接触后，问题出现了——汉语里缺少与“she”相对应的词汇，早期的之外人士为解决这个问题煞费苦心，有的人甚至用“他”或“伊”来翻译“she”，这就为“她”字最终的诞生并成为“she”的对译词打下了基础。根据黄兴涛教授在该书中的详密考证，“她”字是五四新文化人的创造性贡献，主要是周作人、刘半农等人首先提出来，开始是周作人用“他女”代替“她”字。这种做法在《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引起了争议，胡适即公开反对这种译法与写法，不过像叶圣陶等人却响应和接受了周作人的这种写法，并借这个字在作品里鼓吹妇女解放，赋予了其明确的政治内涵与现实意义。
在1919年2月的《新青年》上，钱玄同、周作人围绕“she”的译法进一步展开讨论，争论的结果是放弃新造的“女它”、“她”，选择“伊”对应“she”，将他留给男性第三人称专用。但语言的现实实践并未根据先驱者的预先设计按部就班，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等人在文章和文学作品里率先使用了“她”字，康在讨论男女平等的文章中尤频频使用“她”字，更将“她”运用到新诗、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中。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杂志《少年中国》、《新潮》等则对“她”字的早期使用和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
有趣的是，作为“她”字的最早创议者之一的刘半农，在当时诸多人纷纷采用“她”字入诗入文的时候，他反而有些裹足不前了，他亦不主张“她”字读“ta”音。故此，黄兴涛教授在书中特意点出这个吊诡，“在‘她’字的实践方面，刘半农还只能算是一位后进。”（页48）不过，在五四激进的气氛里，如研究者所揭示的，在思想、文化与政治方面，老师跟着学生跑的现象似乎是一种常态。在“她”字的使用方面，像田汉、郑伯奇、郭沫若、金德章等人都已经走到了刘半农前面。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种种对“她”字的使用中，“她”字的意义开始泛化，不再专指女性，出现了用来指代或象征祖国的意义，还有指向代其他美好的、被赋予深情爱意的事物。“她”字用法的扩大和意义的延伸实际为其进一步为世人接受做了铺垫，当然也为反对“她”的人提供了口实。面对来自“伊”字的激烈竞争，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封杀“她”的压力，“她”字的命运看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并非如我们现今语汇里所呈现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从1920年4月起，反对者寒冰首先发难，在《新人》中发表文章追讨刘半农，明确提出反对使用“她”字，并主张废除该字。旋即就有人在当时影响非常大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反对此文的文章，接下来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交锋，后来刘半农也加入了战团，支持“她”字，各人从不同角度来反驳寒冰的论据。在反对“她”字的理由中，有一个非语言学的原因非常值得拈出一说。当时的思想论域里在大倡男女平等，为什么却放一个现成的“他”字不用，却特意再造、再用一个男女有别的“她”字？这场关于“她”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中期，只是这时的争论并未太注重语言学意义的阐发，而是侧重“她”字的文化政治意涵了。黄兴涛教授在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梳理，他还勾画了“伊”字在同时与“她”争胜中的占先情况，兼讨论了中性代词“牠”和“它”的产生与流行情况，“她”、“牠”和“它”这三个互相配合的第三人称代词强化和巩固了男女性别区分词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还互为奥援，对于“她”字最终胜过“伊”字流行开来作用匪浅。（页121）
接下来，《“她”字的文化史》主要讨论了1920年4月以后在报章杂志、小说、词典、教科书等文类中有关“她”字的书写实践，包括一些著名学者、文学家著述里使用“她”字的情况。在“她”字进一步社会化为大众所接受的同时，仍然有陈寅恪、历筱通这样的反对者，更有许多是实际书写中依然使用“牠”、“牠”的知识分子，像丁文江、王造时等人在他们的书写中即是如此。这些人未必如陈寅恪等人一样公开标榜反对“她”字，也未必有多么明确的不使用“她”字的学理依据，他们或者最后也像周瘦鹃一样选择接受了“她”字，但这样的诸多例证却告诉我们，“她”字在三十年代以后的情形或者未必有看起来的那样凯歌高奏。故此，在对“她”字的社会化进程进行分析时，本书是否有必要纳入四十年代的有关表述？包括四十年代的那些女性作家和一些小资白话期刊对“她”字的使用情况？总的看，书中征引的材料较多集中在与五四运动较近的20—30年代，其中的许多论述及其制造者多身与其役，可能有意无意受到五四较多的直接影响，而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和学生所受教育和所阅读的文本虽然也会受到五四先辈的影响，但影响未必那么强烈，而且亦更多会受到反五四论述和现实的强大作用，这在“她”的使用上会不会有所体现？那些不使用“她”字而用“伊、牠、它”等字的文本对他们又有多少影响？其间是否存在矛盾？当然，不管多么深入和广泛地使用资料，我们判断“她”字的社会化进程都不能也无法运用数量化的方法，某种程度上，多少人不用或什么人不用“她”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字产生和流行开来所具有的多种复杂意蕴，特别是四十年代青年人对之的接受与使用情况，这些是无法也不能用量化特别是数据库检索的方法来揭示的（这恰是某些“概念史”研究者所热衷的），也无法在很短的篇幅里为我们一一跃然纸上的，只能采用文化史的手段、用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或象征来揭示或展现。就此而言，笔者这里对该书中的讨论较少涉及四十年代有些感到意犹未尽，同时也对书中几乎不采用量化的处理方式表示自己人微言轻的支持。
在第八章，黄兴涛教授即从现代性角度分析了“她”字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力，尤其是“她”字符号化后所具有的社会与文本效果，认为“汉语中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发生与成功，最初虽起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但在根本上却是其被时代激发出的具有内在矛盾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是现代化需要的结果。”（页160）“她”字在同“伊”字的较量中胜出不仅仅具有语言学意义，还同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大众参与乃至文化想象和建构（指谓那些美好的、抽象的、值得珍爱的事物）等社会外缘作用密切相关。语言不但表述现实，还足以建构现实。这些外在作用在促使“她”字进一步合道化与普及化的同时，投桃报李，“她”字又把这些意义与作用进一步传递给更多的受众，进一步强化“她”的存在必要性。
言及此，笔者有点疑惑的是，“她”字风行的原因或者确如书中所论述，能为今日的我们以后见之明来总结，但是否还存在一些偶然的或者说误打误撞的非学理因素呢？正如近代文化史上有诸多看似没有多少学理依据、饱受批评但却能流传开来的新名词一样，与之相对的，亦有很多有丰富学理依据但却未为人们所接受的新名词，尤其是许多严译新名词。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当我们吟诵这首《叫我如何不想她》，感慨之余，我们不得不佩服汉语言自身含义的丰富与可以同鬼斧神工媲美的组合效果，“她”字无非就是这样丰富的汉语言文化及传统的一个产物与表征，离开了其背后的土壤和文化积淀，“她”字及“她”字的文化史可能就无从谈起。
一个小小的“她”字，居然可以讲出这么丰富的故事，真可谓是“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可能会有人质疑，透过此书，我们确实对“她”知道得越来越多，但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这不是使本已分科细密疆界森严的历史研究各分支更加细碎化、微观化？历史研究的意义与微观化，这是见仁见智或见不仁见不智的问题。本人就始终以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就是在于扩充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而历史研究的微观化则是历史研究纵深发展和史家精心投入后付出的不可避免代价，作为问题，它在比较成熟的西方史学界或许存在，但在当下尚存在不少外在非学术束缚的中国史学界，我们的微观历史研究远未达到需要警惕历史研究的碎化程度，不存在一个发达的微观研究史家群落及研究领域，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者，还不太会或不懂得去做一个像《奶酪和虫子》（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那样的精湛研究，我们多的是空洞不着边际的宏大叙述与议论，侈谈的是发现历史真相、总结历史规律的说教。这些年，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在提倡眼光向下、走向基层与田野，但实际效果却难言乐观，多数倡言难以见诸实践，雷声大、雨点小，很多学者写出的很多著作，要么是材料堆积，要么是空论充斥，武断歪曲忽略证据者比比皆是，这些问题可不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微观化造成的，而是历史研究的不够微观与历史研究中人为的畛域区隔、无视理论造成的。
难得的是，《“她”字的文化史》非常不同于传统的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的“思想史”研究，本书尽管围绕“她”字立说，但完全没有只停留在叙述“她”的故事层面上，该书始终紧扣时代语境展开，图文并茂，又富有可读性，详细讨论了“她”字背后的社会史、传播史与接受史，并阐发其多重意义，颇有格尔兹（Clifford Greetz）所推崇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意味。这自然同作者长期的实证研究积累，以及对外来文化史理论和实践的吸收与反思有关，这通过本书附录及作者的其他理论反思文章即可管窥。可以说，在当今“思想史”招牌依旧流行、宏大研究依旧大行其道、新文化史研究尚在发轫之时的中国近代史学界，该书的开创性与示范意义自然不应低估。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0版，定价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