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挨打,于丹受威胁,收视率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前十名,多事的百家讲坛,如今也显出了一股颓势,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曾经风光火爆的栏目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
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易中天等多方说法,从学术选秀、学者包装、利润产生等环节揭示该栏目这些年的娱乐化和庸俗化,并试图从中揭示百家讲坛大起大落的真正缘由。这个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
死亡倒计时,现在开始
重新登上《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已经61岁,他见证过栏目的辉煌和黯淡,可谓是百家讲坛一张名片。 摄影|记者 邵欣
娱乐化、庸俗化曾经引起很多主讲者的不满,但是巨大的利益诱惑还是让某些学问人趋之若鹜。解剖百家讲坛,揭示的不仅是电视节目的本质,还有学界的悲哀。
创立于2001年的央视《百家讲坛》,转瞬已整整7年。七年之痒,在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的火爆之后,目前的《百家讲坛》已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同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学界和观众所诟病。
先是有阎崇年挨打,于丹被威胁的事情。而现在记者从央视内部得知的最新消息,《百家讲坛》收视率下跌幅度惊人:刚刚过去的9、10月份,其收视率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有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任何主讲人都挽救不了《百家讲坛》,这个影响巨大的节目在进入多事之秋的同时,也进入了“死亡倒计时”。
收视率日薄西山
从汉代人物到品三国,再到此次的“诸子百家”,易中天沿着一条上溯的路线品读中国历史。但有点意外的是,媒体对他此次复出“救市”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诸子百家本身的关注。
采访易中天的那几天,《百家讲坛》正在播诸子百家之“儒墨之争”,他表示这是最难被接受的段落,但绕不过去,还是要讲。“我有一个说法,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变成执政党,但是实际上是儒法共制,所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都是执政党,道家变成在野党,墨家变成地下党。墨家那套东西确实不好玩,是过苦日子的,所以最近播儒墨之争,收视方面还是比较难的。”
针对“救市”之说,他的回应是:“这个题材不是救市,诸子百家对于观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不那么有趣,甚至有一点沉重,靠它来拉动收视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诸子百家”选题的思想含量、文化含量、学术含量都超过“品三国”,但观众是否喜欢他,他心里没谱。
有关《百家讲坛》走入窘境的声音,早在此次“救市”说之前的今年年初,就已经见诸报端。2月,上海《青年报》题为《主持人匮乏“百家讲坛”遭遇瓶颈》的一篇报道,以担忧心态揭示了节目的生存窘状。报道称,虽然《百家讲坛》一直在酝酿变革,比如由讲历史故事发展到讲“红旗渠的故事”,还拟请评书家单田芳来讲林则徐,但一番努力下来,效果并不太明显。
据称,年初《百家讲坛》虽然仍可保持央视十套收视前三名,原来的头把交椅可能难保。而当年纪连海讲《历史上的和》时创下的0.69%的收视率纪录,再没有出现过。
到了5月,关于收视率的风波又起。有媒体爆出,《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纪连海称,从去年10月份起,除了他讲的李莲英系列之外,“收视率再也没有超过0.1%”,还不到高峰时的七分之一。随后,纪连海又出面否认自己说过类似的话。
而本刊记者对收视情况的调查,得到的数据更为惊人。一位不愿具名的央视科教道(即央视十套)的节目编导告诉记者,今年《百家讲坛》的成绩确实变化很大,跌幅之大令人吃惊。“现在科教频道的24档节目中,《百家讲坛》在9、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倒了十名开外,最低的时候已经是第18位,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
这位编导评价说:“跟之前的稳居第一的日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有其他节目发力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出了问题。”
来自观众的审美疲劳,也显而易见。一位原来喜欢《百家讲坛》的观众告诉记者,现在的节目到底好不好看,她没法评论,“因为这段时间根本就没看,”而在百度的“百家讲坛吧”,网友各种批评性的言论随处可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百家讲坛》已经彻底对外封口,对包括收视率等外界关注的问题,不做任何评论。记者联系到制片人万卫,他表示“领导有规定,不好说”,建议记者采访主讲人。
《百家讲坛》的衰微气象,从今年主讲人的火爆程度也可见一斑。2005年《百家讲坛》推出刘心武与纪连海,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更是异常火爆,到了2007年,栏目大力推荐王立群、蒙曼等,声势明显弱了很多。到了2008年,后继无人的栏目只能让刘心武、易中天等老面孔轮番上阵,重新出山。
即使老面孔,也不一定靠得住。易中天向记者透露,自己现在最大的想法,是想退出《百家讲坛》。“我不讲了,我要休息,太累了。”61岁的易中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录制《百家讲坛》已经成为“任务”。“我现在已经快退休的人了,我凭什么要这么累?已经够了,我想过一点没有计划的生活。
在年初,万卫也曾表示:“如果再找不到有特色的主讲人,栏目前景就不容乐观了。”但直到年底,《百家讲坛》派往全国各地海选的各个小组也没有发现让他们兴奋的主讲人。
与此同时,之前《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市场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也堕入低谷。在北京著名的第三极书局,本月初的销售排行榜上,前十位已经难觅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的踪影,成绩最好的是阎崇年的《康熙大帝》,排在第19位,其他的书店情况也类似。新晋主讲人推出的《蒙曼说唐》、《马未都说家具》等系列图书,销售成绩并没给人惊喜。
娱乐化与伪学术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然规律。他对该节目的一贯态度是:“百家讲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一直批评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百家讲坛>现象批判: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谈到这篇文章的初衷,他说自己“除了学术专攻之外,同时也是学术文化的环保主义者,是学术文化圈中的清道夫,有时候对一些文化现象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比如霍金、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童庆炳、叶嘉莹、莫砺锋等名家都相继到节目做客。对它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很耐人寻味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好口才都好,于丹见了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他表示,“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 比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爆的铁律,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也正为此,这些在学界看来根本没有该领域普及资格的学者,引起了来自学界和草根阶层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恰恰又暗合了传播学的规律,“争议化传播”将主讲人推到更火爆的境地,个中微妙令人玩味。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在《百家讲坛: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一文中,也从传播角度分析了刘心武的走红。“刘心武为什么可以在考证不确凿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地讲《红楼梦》,此间并无知识的真伪,而只有声音的强弱(谁背靠强势媒体谁的声音就强)”。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仅在央视讲,也会接受其他电视台的邀请做讲座,其显示出的娱乐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纪连海在上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治水时,发表新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论一出,一片哗然。
这种庸俗化娱乐化的解释,即使在被视为“最学术的主讲人”王立群身上,也屡见不鲜。比如,王立群新解“凤求凰”,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再比如,他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 这种庸俗化的视角,无疑是为了投合观众的猎奇心态。
不过,王立群并不承认自己有娱乐化的现象。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学术底蕴,又有通俗表达。“就我讲来说,不存在娱乐化的现象。我管住我讲的东西是学术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不过别人怎么讲,我管不了。”
别人怎么讲?北邙山樵评点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三大主讲人说:“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却被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对此,很多主讲人都表示了不满,与栏目组的矛盾也公开化。武汉地区上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武大名嘴”赵林教授,就曾公开发飙:“央视《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周国平在谈到《百家讲坛》时指出,作为强势媒体,它排挤了传统载体,他担心:“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产业与利益的诱惑
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是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3000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而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起印数升到60万册。从2006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一个月内,该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而《于丹〈庄子〉心得》更是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纪录。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超过易中天。
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命运已彻底被一个栏目改变,这一点他们也不讳言。易中天回忆说,当年留校武汉大学,“最开始住办公室,然后是住宿舍,一家人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楼道里弄一个小煤炉子,到山上捡一些松果,回来做饭。”而现在,媒体上热炒的是他的“别墅”风波。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爆,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对本刊记者披露,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比王立群还不知名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入主节目后推出《隋丽娟说慈禧》,其销量也有十几万册。该书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量也是不错的”。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1000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百家讲坛》主讲人孔庆东曾说:“倘若《百家讲坛》这样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是错的,因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抵制住诱惑。
李浩认为,所谓学术明星的流行,给了一些学者不少误导,觉得上《百家讲坛》才是学者的风光,能名利双收,特别对中青年教师以及地方高校的教师影响颇大。“不少年轻学者把上讲坛作为终南捷径,以为做学者也可以像当明星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这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学生。”
身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李浩对很多地方大学热捧《百家讲坛》的风气不以为然。“有些院校认为,自己学校的老师上《百家讲坛》,等于是给他们学校争荣誉,也等于给他们学校打广告,就鼓励自己的教师去争取。”他认为,《百家讲坛》已经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这使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更加盛行。
改不改或许都是死
2008年的一次制片人峰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对《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你们《百家讲坛》的形式就不能换一换,总是那么一个破桌子??” 作为《百家讲坛》的坛主,万卫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变”。而在本刊与新浪论坛联合发起的网络调查中, 面对“《百家讲坛》目前刻板的讲堂形式需不需要变革”的问题,超过一半网民认为“迫切需要,否则观众流失更严重”。
无论精英分子,还是草根,都希望在《百家讲坛》上实现对话,意图让持不同意见者占据一样强势的平台。魏明伦就直斥《百家讲坛》垄断了无法对答的话语霸权,“《百家讲坛》可否另设一席,请海内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俊杰,与易中天‘教父’、于丹‘圣母’对话《三国》,答辩《论语》?”
对于百家讲坛的模式,易中天觉得无法改革,他斩钉截铁地说,互动是不可能的,场场自发的提问,根本不可能,只有找托,找托还不如不做。“这是不懂行的意见,因为不可操作。任何意见在我看来,我第一考虑就是可操作不可操作。不可操作的听都不听,你再正确我也不听。因为你不可操作,有什么用?”
由于缺乏对话的渠道,外部的草根力量开始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形式,向《百家讲坛》发起冲击,网友“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事件是一个极端例子。阎崇年一直拒绝对此事回应,易中天为老友伸出援手:“对阎崇年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更多一点体谅,不要那么多的舆论,很难做,都很累。”
他不承认存在精英与草根的对立,他表示:“观众寻求对话的想法,我们是理解的。但是要有可操作性,你想想全国多少观众,每个观众都要对话一次,你死定了,活不活了,不能这样要求的。”
掌掴事件之后,网友韩江雪又以一种相对柔和的形式,与《百家讲坛》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他以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身份,拍了一段6小时的视频,专讲岳飞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上传到播客几天,3天内的点击率就超过3万,被人称作“民间易中天”。
虽然韩江雪对《百家讲坛》一直持向往与尊重的姿态,但客观上,这个山寨版《百家讲坛》无疑是对《百家讲坛》僵化体制的一个反驳。此前,《百家讲坛》对主讲人的身份做了一些限制,比如必须是副主任、副教授之类的级别,这就将包括韩江雪在内的很多人,都排除在门槛之外。
易中天对这个“民间易中天”出言谨慎,他不愿评论韩是否有资格进《百家讲坛》,只是表示:“有人愿意做成这样的东西在网络上播,我觉得很好,但他的节目好不好,我不发表任何评论。”
对于《百家讲坛》走入衰落的话题,制片方、主讲人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央视的官方网页,《百家讲坛》以辟谣的形式,称纪连海所说的“《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从来没有超过0.1%”之说,是媒体杜撰,今年第二季度《百家讲坛》的综合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都位居科教频道的第一位。
易中天不想对《百家讲坛》的未来做预测,也不喜欢说电视栏目有个寿命。“我不太喜欢那些人讲规律之类的话,我不太喜欢听这种话。那是先验的,不是经验的。不是有人讲,楼价跌一分我就道歉,只好道歉。你少说这种预言好不好?”
“小于丹”蒙曼则坦率地表示,《百家讲坛》的衰落是符合规律的。“这是符合一个电视节目生命规律的,从一个新生事物到大家司空见惯。这不是没落,是回归正常,当年的狂热现象只是一时的,是不正常的。”
推出阎崇年、于丹等人图书的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则从国学热的角度分析了图书市场上《百家讲坛》系列的集体衰退。他说,“作为一个栏目,《百家讲坛》讲了很多年,到了阎崇年、易中天、于丹,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大火。但国学热也是有起有落,如果很长时间的书在长销前列,本身都不正常了。大众图书市场总是一波波的,大众的阅读趋向会有变化,观众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
李浩说,虽然《百家讲坛》一直在想推新人、新选题、新思路,但从传播学的原理来看,大众的兴奋期已过,不会再亢奋了,更不会再如痴如醉了。“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起承转合,《百家讲坛》的黄金期过去了。现在无论谁出来,也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了。”他甚至表示,《百家讲坛》再要变脸也为时已晚。“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的相 关节目已弥补了《百家讲坛》的不足,要再改,就成了地方台的跟屁虫。”
“《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他说。
百家讲《百家讲坛》
如果再找不到有特色的主讲人,栏目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
《百家讲坛》是“三无”产品,“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
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
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武汉大学教授赵林
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社科院研究员周国平
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南京大学博士傅元峰
“百家讲坛 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一直批评的。??倘若这样 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
上讲坛的可能收益
录制百家讲坛,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
前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前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3000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之前两年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纪录。去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
王立群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
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1000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