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言文与当代文化建设

管季超0712

现代文言文与当代文化建设

□ 熊 焰


　　正好90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白话文逐渐取得了它稳固的地位，但它终究没有能取得代替文言文的地位，也就是说，近百年来，文言文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文言的文学表述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得到相当的珍惜与尊重，对于一些特定的文体而言，文言表述甚至具有白话文难以替代的作用。例如，台湾政治人物访问内地，在黄花岗烈士陵园宣读的祭文，如用白话文写成，效果必然会逊色许多。（1）于是，原作为旧文化载体的文言文在新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仍处于相当水平相当规模的存续状态，这是当代语言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不应回避而应坦然面对的现代文言文现象。在习惯于将语言因素引入社会文化建设语境之中的今天，正视现代文言文的存续现象显得尤为重要。
　　
　　一、 现代文言文的历史形态
　　
　　所谓现代文言文是指在传统文言文失去了书面语统治地位以后的现代历史时期内，汉语写作者出于各种心理写作的文言文。显然，这种现代文言文并不包括梁启超氏倡导的“新文体”，虽然现代文言文的写作者中有许多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摆脱这种“新文体”的影响，正所谓当时“学者竞效之”；虽然其中包含着相当浓厚的“现代”生活信息，诚如梁启超本人所言，“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2），但它毕竟产生于文言文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近代语境之中，也还是不能视为现代文言文研究的当然对象。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文言文比梁启超氏的“新文体”文字上更加平易浅近。事实上，现代文言文特别在其发展初端，具有明显地讲求文字古奥，追求文辞艰深的拟古倾向；这既是现代文言文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也体现着现代文言文写作者的一种特殊的写作心理和文化背景。当时就存有这样的议论：“做白话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胡适虽然称这样的说法为“中毒太深”（3），但也难以否认这种说法背后隐藏的合理的思维与表述习惯。事实上，胡适的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进军号角，其本身或者其中的大半部分却是铺张扬厉的文言论文，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附和和讨论文字也都是文言，有的甚至被时人称为大有韩柳体文笔与风范的经典古文。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是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坚决拥护者，对于那种生活在现代时期却不愿放下架子写白话的人，他同样会讥讽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不过他深受章太炎文章的影响，有时不免对于古奥的文言技痒难当；每每在写作畅快淋漓的白话文之余操弄文言，而且每一操弄必淳厚古朴，古风凛凛。这并非仅指鲁迅早期文言文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即鲁迅写于1924年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记》，全文308字，无一句读标点，上下一气呵成，这已是极具古风旧范的做派，其中论及古代小说刻本往往有意无意地遗落序跋，使得研究更为困难的情形，鲁迅写道：“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觏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4）将“罕能遇到”表述为深奥的“希觏”，将书商称为“贾人”，进一步从文字用词上凸现了这样的做派。
　　拟古文言文是现代文言文中最纯正、最具古风的部分，它们体现着写作者特别的趣尚和修养，随着文言文逐渐淡出人们正常的书面交际，随着文言文教育在现代语文教育体制中的日益弱化，拥有相应修养的写作者日见减少，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拥有类似的语言趣尚也无法获得相应的语言文化修养，于是拟古文言文在现代文言文领域内必然成为越来越稀缺的种类。
　　现代文言文中大量的文字是那种以某种文言策略操作现代语言反映现代生活的改良文言，抑或是以白话语式或句式表述文言语汇的现代化文言；这样的文言文都不再以拟古之风作为范型，而是以符合现代生活、切合现代语用习惯为写作旨趣。
　　所谓以某种文言策略操作现代语言反映现代生活的改良文言，盖指梁启超“新文体”影响之下的现代文言文。这样的文言文仍以文言句法甚至文言思维作为立身之基，只不过是融进了现代生活的语汇与词藻，体现出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文学革命倡导之时，白话抵御文言的倡导蔚成气候，可同时也是改良文言大行其道之际。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之类完全白话句式，充分显示出他锐意实践白话文写作的热情，不过通篇文体仍然基于文言，一开始“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从措辞与文风两个方面，鲜明强烈地体现着梁启超新文体的政论气象。文中的判断句式仍固定为“……者，……也”之类，其疑问句式仍固定为“……何……耶”之属，其陈述句式则整饬严谨，有“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之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他们之间的通讯、讨论，无不以文言句法出之，只是文中不再排斥俚俗语词或现代词汇乃至外文词汇。吴宓等学衡派文人最擅长于这种改良文言：他们出于某种理念和习惯绝不愿意放下文言表述的语言路子，但迫于现代生活的传达要求，又不得不在用语述事甚至表情达意上向现代语言语汇趋近，于是所写的便常常是这样的改良文言。吴宓在写自己上大学的往事时如此记述：“爹芷敬公愿出巨资供宓读书。宓乃于正月下旬，考入学费征收最多而英文程度最高之圣约翰大学。”（5）“爹”的称谓如此与文言不合，但为了表达现代生活中的俗缘情怀，不得不用，“学费征收最多而英文程度最高”显然是现代语言，但又不得不纳入传统文言句式中，表达起来虽然别扭，却合乎改良文言的组合潜则：以文言句式为体，以白话词语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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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形成的另一类现代文言文实行的是另一番组合潜则：以白话句式为体，以文言词语为用。这就是以白话语式或句式表述文言语汇的现代化文言，是现代文言文建设的重头戏，也是现代文言文写作有别于上述拟古文言或新文体式的改良文言的最具特色的语言形态。这样的文言写作可追溯到白话文运动之初的言文合一论。傅斯年就提出过将文言融入白话的“文言合一”论，即语言主体部分用白话，但有些文言词汇“含美或高之德性”，“一经俗语代替，便大减色”（6），仍应使用于现代文中。这种议论虽然远远不足以构成现代文言文的建设理论，却为后来逐渐形成的白话为体文言为用的现代文言的写作风气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来说，陈独秀无意识的创造功不可没。仍然是在《文学革命论》这篇颇为典型的现代文言文中，陈独秀既不能忘怀于传统文言的表述习惯，又试图跳出传统文言的束缚而直接进入白话语言的操作，于是不经意间竟以白话写作的思维方式乃至语法句式融合文言表述习惯乃至文言词语。他在陈说了上述三大主义之后，议论说“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显然是文言体式，但接着追问“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却是白话句式的文言包装：如果将这问句中的“何”改作“什么”，“此”改作“这”，“耶”改作“呢”，则此句完全成了白话，因为它所体现的本是白话思维方式和白话句式。
　　由上可知，现代文言文从语言的历史形态来看，实际上沿着三种传统加以展开。第一是章太炎开辟并为鲁迅等所继承的拟古文言传统，这样的传统宗述于魏晋文体，传达现代文人的古雅趋尚，往往适用于特殊的文体裁式。第二是梁启超开辟并为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所自觉继承的改良文言传统，这样的传统以某种文言策略操作现代语言反映现代生活，其简单的概括便是文言为体，白话为用。第三是陈独秀、傅斯年等新文化人士自己开辟的现代化文言表述传统，以白话语式或句式表述文言语汇，简单的概括乃是白话为体，文言为用。这三种传统在当代文言文的存续中既有萎缩也有发展，其中包含的规律性问题须与当代语言文化建设的宏观课题联合起来加以考察。
　　
　　
　　二、现代文言文的文化建设命意
　　
　　现代文言文参与其中的现代中国语言建设确实并不是简单的现代汉语建设，它必须面对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非常倚重于现代文言文的作用，于是，现代文言文的存续和在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往往能够触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深层次构架。
　　在文白之争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观点：文言、白话各尽其用，至少在学术表述中，应该恢复文言的威力与尊严。《新青年》时代的“文言白话之相消长”论，新文学建设时期学衡派的有关论点，都持有这样的看法。30年代的文言复兴运动中，许梦因的表达最为直接：“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7）这样的观点同样受到了白话文倡导者的坚决回击。胡适引用了许梦因“其所奉行惟谨之白话，实质全系外国的而非中国的”一语，不无讥刺地发挥道：“这句话大有白话的嫌疑。许梦因先生何不把这句白话改作古文试试看？”（8）其实，回击归回击，恐怕连胡适本人也承认，有些学术表述就须文言，这也就是他自己的以及其他新文学家的许多学术著述都不得不使用文言的原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使用文言撰述，而同时的几乎其他所有写作都用白话，这也是对许梦因等人说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支持。当然这种学术著述中的文言未必是弃绝了任何白话因素的纯粹、古朴的文言，像胡适列举的许梦因这样的文白相间体可能不在少数；不过，在学术讨论的语用层次上返归文言或者准文言，对于许多现代文人而言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包括胡适本人，他在指责许梦因那句话“大有白话的嫌疑”的同时，不知不觉说出了“何不”改作古文之类的话，用“何不”而不用“为什么不”，岂不是同样“大有文言的嫌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撰述都须得使用文言，但有些学术撰述如果不使用文言就难以达到理想的表达效果，这是人们一贯忽略的语言现象，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儒学哲学家熊十力就试图说明，传统哲学的表述需要使用文言：“中国的哲学不似西哲注重解析，……大概中国人生在世界上最广漠清幽的大陆地方，他底头脑深印入了那广漠清幽的自然，他底神悟直下透彻了自然的底蕴”。既然这样，白话解析就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能够发挥作用的是文言的概述，是文言的精略而概要的论述，因此当他用文言表述“理之极至，不属于部分，乃万化所资始，则不可以物推度。唯反其在己，自识本来”的哲学学理时（9），便觉得十分得心应手。他也曾下决心用语体文撰述《新唯识论》，但结果往往说明，他的许多哲学观点无法用白话表述，于是他的语体哲学终究只能是这样的“白话”：“又复以理推征，坚和白等相，谓是外物，亦复无据。如汝所计，瓶的白相，是诚在外，不从识现。若果如此，这个白应是一种固定的相。”（10）实际上只不过是用些许白话装饰的文言文。诸如陈寅恪、饶宗颐、钱穆等现代学问大家，其所习语言莫不是文言，至多是浅近的带有某种白话意味的文言；类似于钱穆的这种以文言为主，兼融白话的学术表述——“孔、墨所倡，仍属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领导社会。道而在下，则社会当起而领导政府。”（11）在这一层次的现代学者那里可谓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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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文言不可的学术表述虽然并不很普遍，但它显露出了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有些文化传述必须文言文才能胜任，必须在文言的表述中才能获得思想和语言的自由，才能使学术主体的精神世界得到恰当而愉快的舒展。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体现着不同写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因而理所当然是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必不能漠视这种“主体的精神世界”，自然也就不能忽略传达和承载这种精神世界的文言文。如果说现代文化包含着现代社会各色人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感受，那么，文言文作为现代社会一脉尚存的语言现象，其所包含的上述各类文言文写作主体的观念与感受也必然是现代文化的合理内涵。根据克洛克洪的说法，“每种不同的语言中所包含的就是一整套对客观世界和人生感受的解释”（12）。这里所说的“不同的语言”如果不是指不同的语种，而是指共时状态下不同的语言系统，类似于现代历史时期共存的汉语白话文与文言文，那么克洛克洪的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确实，白话文表述现代中国人的“一整套”世界观和人生感受，文言文则往往表述他们的另“一整套”世界观和人生感受，也就是通过学术传述显露的主体的精神世界。因此，现代文言文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现代文言文之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还体现在现代文化领域的文体建设方面。白话文正宗地位确立以后，文言文并没有像新文化倡导者所设想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毫无立足之地，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人们会意识到需要借重于这种古老的表达方式。或是为了记述的简洁，或是为了风格的古雅，或是为了文体的传承，在书信、日记等私密性较强的文字表述中，在碑记铭文等特殊的文字形式中，在方志、典籍整理等特别的文体中，以及在其他的一些文字场合，人们往往更习惯于使用文言，也往往只有文言文合乎这类文字的体格和内容。胡适为纪念母亲用文言撰写了《先母行述》，在附记中表述了自己的“无奈”，说是因为“须在乡间用活字排印”，才不能不用古文，并表示“打算将来用白话为我的母亲做一篇详细的传”（13）。问题是为什么在乡间印刷就一定要写古文？显然不是乡间的印刷条件只能印古文，更不会是乡间人只会读古文，而只能是：沿袭着乡间的习俗，这样的文字只能是文言体。这类只适合于文言表达的还有“寿序”之类，傅斯年的《丁鼎丞先生七十寿序》（14）等是这种文体的代表。
　　现今书信日记等用文言的已不多见，上述其他特殊文体也时或得见，并且往往仍以文言出之。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和文学家并不十分喜好文言文，相反，他的文章常常追求大众化和通俗易懂，连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腔都加以抨击，但他1939年4月亲自书写祭奠黄帝陵文则是地道的文言祭文，中有“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句，文字古奥雅洁，虽置于古体祭文之中亦并不逊色。这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文言文的喜好与擅长，倒可以说明，只有文言文才适合这样的语言场景和文章体制。
　　在这种特定文体要求下的文言文多为应用文。随着具有文言文写作习惯的现代文人群体的迅速减少，应制而作的应用文言文作者队伍的培养就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现代文言文毕竟与深厚的传统紧密相连，现代文言文的写作不仅应用于现实，服务于现实，而且还担负着通过直观的语言形式承载古代文化的责任，于是应该尊重文言文应有章法、句法、词法规则，尽可能体现古文的风韵，而不能当做一种随手可以操作的文体加以对待。既然现今的应用文言文写作者多已长期疏离文言文的系统教育和普遍使用的语言环境，他们的相关写作或许只是凭着阅读积累所形成的直接语感行事，对前述文言文各种规范往往缺乏系统的认知和自觉的把握，只有通过专业的研究，对其加以引导，才能救正应用文言文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语言缺失和错误。
　　当然，以汉语史和文化语言学研究为支撑的现代文言文专业研究，应能对现代文言文的写作提供有效的规范性指导，但这与提倡或鼓励文言文写作，显然不是一回事。文言文毕竟属于过时了的一种语文形式，没必要也不应该扩大它的应用范围，更不应该在青少年当中作一种导向性的推荐。（15）惟其如此，必须对现代文言文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规范研究，才有可能把握文言之于现代社会应用的适度、适量问题，才能对现代文言文和现代文言文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作出有效的学理指导。
　　
　　无论是从语言品质及其文化品位的建构，还是从语言规范和语言价值功能的确认，抑或是从特殊文体应制要求的遵守，现代文言文都获得了卓有成效地参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地位，这样的地位不仅使它存续和发展的意义超越了现代中国语言建设的范畴，而且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中国语言理想规范提供了新的视野。无论从语言功用还是从语言审美的角度看，排斥文言独尊白话的语言策略都不利于现代中国语言文明的开拓创造，只有承认现代文言文的存续和发展的合理性，兼容现代文言文的语言形态、文本范型和文化意蕴，才能在健康、雅训的高层次上建立现代中国语言的自由秩序和富有尊严的民族气派。确实，要获得这样的语言气派，建立起民族语言的内在的包容、自由的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辜鸿鸣曾借一个清代学人的话表明“语言要高雅，表达要自由，用字要简练，意义要完满”（16）的语用理想，其中蕴涵的就是这番道理：民族语言要获得“高雅”的气派，表达就需要自由。没有对于文言文的容纳甚至一定意义上的鼓励，现代中国语言自由和高雅的理想境界就不可能抵达，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终究会余留许多缺憾。

管季超0712

（此文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课题）
　　
　　注释：
　　（1）时在2005年3月29日，有《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新快报》2005年3月30日。
　　（2）见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4页。
　　（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34页。
　　（4）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5）吴宓：《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第108页。
　　（6）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23页。
　　（7） 《告白话派青年》，《时代公论》第117号。
　　（8）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09页。
　　（9）《答沈生》，《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34~235页。
　　（10）《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11）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61页。
　　（12）见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3） 《先母行述》附记，《胡适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2页。
　　（14）见《傅斯年全集》第7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
　　（15）前两年某省份炒得沸沸扬扬的高考作文用文言写作得满分的事件，从导向上来说是有问题的。
　　（16）《辜鸿鸣文集》（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67~168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