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校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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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校报情缘来源：教育导报     　　■ 邱沛篁
　　1956年秋，我从重庆七中毕业考入向往已久的四川大学，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始了宝贵的大学生活。从此，我也和四川大学校报结下了五十多年的深厚情缘。
　　我与校报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读大学期间，校报堪称是我的良师益友。那时候，川大校报叫《人民川大》，每次一出版，就有专人分送到我们学生寝室。下课后，回到寝室一看到刚出版的《人民川大》，我就迫不急待地抢着阅读，从上面了解到了很多学校的新信息，增加了许多新知识。后来，我也在课余时间里，试着向校报投稿。
　　1957年9月25日，当我刚跨进大二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暑假回乡见闻《汽车在平坦的大道上飞奔》，在校报上发表了。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文稿变成了铅字，确实兴奋不已，也激发了更高的写作热情。后来，我写的《打算与决心》《革命红花迎春开》等文章陆续在校报见报。每次写作，也都跑到校报编辑部向编辑请教。在校报的支持与帮助下，我和一些同学还成立了课余文艺评论小组，积极开展影评、剧评、书评活动，一些评论文章在校报和省、市报刊上发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充实了课余生活，锻炼和提高了写作技巧，成为了我们课堂学习的很好实践与补充。
　　第二阶段是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在校报工作期间，校报可以说成了我另一个更丰富的大学校与课堂。在校报编辑工作中，使我深刻地学习与体会到从事新闻工作，坚持党性、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性。
　　一次，学校发生一个重要新闻事件，为了抢新闻，我们很快采编了一期校报，当送给当时的校党委书记丁耿林审查时，他发现事件中涉及的人物的具体名单不够准确、完整，让我们核实、更正后再付印，并说：“新闻是要求快，但首先要真实。不真实、不全面了，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另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我校一位杰出教师的长篇报道，当我们将载有这篇报道的校报大样送给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赵铎审阅时，他恰逢生病住院治疗。为了不耽误校报出版，赵铎书记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仔细审读完这篇报道稿和校报大样，并很快签下“同意发”三个大字。这表明，新闻工作的党性、真实性、时效性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在校报采访工作中，近20年时间里，我有幸采访了校内外许多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和普通师生员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在工作中与校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部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和我一起共事多年的郑松元高级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采写编业务都十分熟悉，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我们经常一起在校园采访，一起在办公室熬夜编版面，一起骑自行车到望江公园对面的川大印刷厂运回刚印好的校报，一起到教职工餐厅和学生食堂张贴与散发校报。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为了出版招生宣传专刊，我们一起爬上现已被拆除的川大老水塔塔顶，面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拍摄了校园景观，然后再拼制成了一张校园全景照片。现在回想起来，爬那么高，又没有任何保险措施，确实有些冒险。我们先后离开校报后，仍保持着互学互助的情谊。
　　在校报采编过程中，成立了学生通讯组、采访组、秘书组等，各系学生中不少采写爱好者积极参加到这些活动中来，不仅为办好校报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培养和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和参加社会工作的能力。现任四川省科普家协会主席董仁威，当年是生物系学生，也是校报采访组成员。他非常有感触地回忆说，那时在校报采写稿件的锻炼，的确对后来从事科普写作起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第三阶段是1979年我调离校报、回中文系参加筹建新闻专业之后，校报给了我们工作极大支持与帮助，可以说成了我们建设与发展川大新闻传播学科的亲密战友与鼓舞力量。
　　1981年秋，当我开始给新闻专业81级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就率学生到校报编辑部、印刷厂参观，形象地了解一张报纸诞生的过程。后来，我们历届学生也都经常到校报编辑部实习，当记者、当编辑，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实地应用，加深了学习的印象。到新闻专业工作后，我也仍然是校报忠实的读者和热心的作者，每次从校报上看到学校的飞跃发展和新变化、新成就、新信息，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五十年校报情缘，既是美好的回忆，也是一种鼓舞力量和鞭策。今天的校报，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推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建设的重要舆论阵地 ，也是我国新闻战线上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在我参与编辑工作、正在编撰的《四川报业志》中，已经把“四川高校校报”列为重要一章，逐校加以总结介绍，可见校报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校报越办越好，为建设更加美好、先进的新川大和发展我国高教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新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