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出了钱先生的《七缀集》,以便以其中所引董恂译文与扇面文字相对照。结果发现四处出入,一是“扰扰红尘听鼓鼙”,扇面作“扰攘红尘……”。二是“已去冥鸿亦有迹”,扇面作“……犹有迹”。三是“欲问失帆谁挽救”,扇面作“欲问失风……”。最后是紧接着的一句,“沙洲遗迹可追求”,扇面则为“……可探求”。当时心想,这些出入大概是方jun师著《蕉轩随录》时将其上司的译文随手录来,出现笔误;或者相反,是董恂(或那位代笔人)书写诗扇时的随机改动。虽然这些均属于那类“可以引起猜测而也许不值得考究”的问题,但还是忍不住找来《蕉轩随录》加以核对。出人意料的是,方jun师书中诗文与扇面文字完全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特别对上述第二处出入的“亦”字作出纠正:“‘已去冥鸿亦有迹’的‘亦’字多分是‘犹’字之误”。可是,这个误植无论是在扇面上,还是在《蕉轩随录》中都不存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意识到有必要追根溯源,找到钱先生文章英文底本里的引文加以核对。多亏是在哈佛大学,这里的各个图书馆资料搜集既齐全,检索与借阅又极其方便。我找到了一九四八年由设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的外文期刊Philobilon第二卷第二期,复制了钱先生的英文论文“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对照之下,发现上述四处出入中的后两处在英文论文的引文中尚不存在。那么,“失风”变为“失帆”,“探求”变为“追求”分明是中文论文发表时的改动或笔误。但前两处出入却是在英文论文中已经存在。另外,钱先生在英文论文中更明确地表面他所依据的是《蕉轩随录》的初刊本(“Ithe first edition of 1872.”) 。看来,诗文的出入应当来自辗转抄录中的笔误。
“容大人”或“董大人”
“容大人”之迷在翻看扇子背面时揭开。在扇子背面扇骨处,有一行铅笔书写的英文字: The Psalm of Life”in Chinese by Tung Tajen。馆长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此乃郎费罗本人的笔迹。字迹相当清晰,人名第一个字母分明是“T”“T”,与“Tajen”中的“T”的写法完全一致。 “Tajen”中的 “j”也很清楚,并非“g”。钱先生的判断果然极为精当,诗扇的来头就是董恂“董大人”而不是另一位“容大人”。根据我后来陆续收集的有关文献推测,第一次将“Tung Tajen”误写为“Jung Tagen”的,或许是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诗人去世于下个月的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Literary World 中对郎费罗作品的各种外文译本的列举。
要弄清楚的问题大体上都有些眉目了。但是,当我将诗扇时款的中国纪年转换为西历纪年时,又发现了另一处疑问。如前所述,此扇书于同治乙丑仲春之月,乙丑是同治四年,西历一八六五年。奇怪的是,根据钱先生文章里的引述,福开森回忆他一八六四年九月访问郎费罗时见过诗扇。福氏对于诗扇书法的评价表明他确实亲眼见过扇子,绝非无中生有,信口开河。但是,一八六四年时,诗扇尚未题写,福氏又何从得见呢?
附记:在见到诗扇之后和查考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我曾两次写信给钱锺书先生,报告有关情况。钱先生患病住院,海外报章亦有报导。自己深恐太多打扰,不过还是很想让钱先生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修订《七缀集》时有所参考。让我意外的是,钱先生和杨绛先生专门请栾贵明先生写来了回信,对于我的这点小成绩颇多过誉。我愿意借发表这篇小文的机会,表达一个读者对于钱、杨两先生衷心的祝福。同时,我也感谢郎费罗国家历史名胜(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National Historic Site)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馆长谢伊先生(Mr. James Shea)提供的帮助和便利。